鉴于同人群体内部“早已分裂，不能弥缝”的思想现状，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一改对胡适们“另起炉灶”不满的态度说：“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纸，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做文章。”话中的含义非常明晰：首先，明确表示《新青年》不可能再回北京；其次，表示自己对同人的“学理”和“政理”文章仍然非常欣赏；第三则明确自己的立场：“我”与“你们”今后必然要“南北”两立了。不久，另立门户的《努力周报》问世了。
1921年4月1日，《新青年》社再度南下印刷，迁移到广州惠爱中约昌兴马路26号。6月24日，陈独秀与***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联名发起“新时代丛书社”，准备出版一套以《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为主干的丛书，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普及新文化运动”。
7月，陈独秀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从反党派、无党派时代走向“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的时代。
10月1日，《新青年》出至9卷6号停刊，《新青年》再次因政治色彩过浓遭封禁。
这，不但是《新青年》同人时代的结束，而且也是《新青年》派知识分子群体的终结。尽管当时思想界的主力群体大多出自于《新青年》，但显然，这已经不复是往昔意义上的“新青年”了。
由上述可见，《新青年》以自己特有的实践和努力，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编辑体制的一些重要模式，对现代文学编辑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文学研究会对编辑体制规范化的推动
作为继《新青年》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编辑群体，文学研究会成员凭借自身的努力，对编辑体制的规范和成熟进行了更为重要的推动。毋庸讳言，文学研究会时期，现代文学期刊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体制建设也仍未摆脱萌芽期。因此，以《新青年》群体为代表的前辈业绩成为文学研究会群体积极采纳借鉴的重要资源。对于《新青年》所开创的期刊编辑模式，文学研究会秉承了延续并改进的立场态度，积极继承了《新青年》的一些运作手法，比如注重刊物的策划能力，通过话题设置，形成话题核心，从而引导文化舆论走向。具体做法就是刊物在一段时间里突出讨论某个问题，形成一个话题核心，引起读者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在一个个话题讨论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从最初的孔教问题到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戏剧改革，到后来对于迷信问题的批判等，都是以一个话题的形式将这些问题在刊物上展开讨论，每树立一个中心，编辑群体都全力投入，组织专栏文章，在通信栏发表有关反馈信息，使问题形成声势，渐成焦点。为了营造声势，编辑自编自导不同观点的讨论，最终达成预期的文化诉求。在立言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积极借鉴《新青年》所开创的“破与立”结合的模式，刊物思想宣传不能架空在现实之上，因为没有对旧思想的破除，就难有新思想的建立。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更要建立在对旧思想的破除、屏弃的基础上，正是这种对于现实思想文化的批判，使《新青年》对于民主与科学的宣传得以落在实处。这种破与立的结合，成为《新青年》宣传新思想的一个基本立言方法。文学研究会对上述运作手法都进行了积极推广应用，在具体编辑实践中，取得了不俗业绩，使之成为现代文学编辑体制中的重要传播技巧，对日后左翼文学，特别是延安文学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新青年》所开创的编辑体制模式，文学研究会不仅积极承传，更凭借前瞻性眼光与切实努力，立足自身期刊的编辑实践，对其进行了积极改进，在—现代文学编辑体制规范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如前所述，《新青年》所开创的同人刊物轮流主编的模式，虽颇具民主风范，但是失于过度松散，不够规范。而且虽然不乏文化精英，但编辑、撰稿甚至反馈均出自同人内部使得文化交流难以摆脱小群体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开拓自身影响力，真正实现现代文学的多维度对话，最大限度地团结更多作家，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因此，文学研究会没有采用同人刊物的模式，而是采用依托当时最有实力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展开刊物运作，后者雄厚的经济实力及业内的公信力甚至发达的行销网络，都为文学研究会群体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诉求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这种运作模式使得主编负责制的完善显得格外重要，既要充分利用企业的有利资源，又要保障自身运行的自主性，对此，文学研究会进行了积极的筹划和运作，不仅凭借自身努力进一步明确了主编不容置疑的核心位置与权威性，而且在捍卫编辑宗旨的恒定与执著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也是该群体为中国现代文学编辑体制作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早在《小说月报》革新之初，茅盾就曾专门向商务印书馆提出了刊物主编的编辑全权，明确了编辑方针的不容干涉，获得了馆方的认可。在日后“商务”试图采取其他措施干预编辑工作时，他不惜“辞职”与其抗衡，并且提出自己任内“任何一期内容，馆方都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态度”。
此举虽然主要出发点在于维护新文学的发表阵地，抵制旧文学势力的反攻，但客观上一定程度保障了《小说月报》主编享有的更多自主空间，使其对刊物的发展导向有了更多掌控权（当然这种自由只是相对而言的，以不触动“商务”当局切身利益为底线）。而《小说月报》的成功运作，也为日后现代文学刊物的编辑运行提供了值得仿效的范本，如《文学旬刊》的创办，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这种编辑自主权的追求。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主编的确处于杂志的核心位置，他们经常在前台亮相，不仅在“卷首语”、“最后一页”等栏目中表述立场，还经常在所负责的刊物中发表文章，直接而深入地抒发自己的见解。他们的观点往往带有强烈的指导性，成为刊物发展走向的风向标。应该说，文学研究会时期的总编负责制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成为日后编辑体制建设的一种范本。
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茅盾还很注重对编辑过程的规范化。
虽然当时《小说月报》的实际编辑者只有他自己，但他并没有实行“一言堂”，而是有意识地追求编辑过程的民主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里，他这样剖白自己的观点：
对于创作，应经三四人之商量推敲，而后决定其发表与否，决非弟一人之见，可以决之；兄来信谓弟一人选择，弟实不敢苟同，窃以为此言非也。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人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菊农、剑三、冰心、绍虞诸兄决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见，亦即专函与兄，供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如此办法，自然磨烦，但弟以为如欲求创作之真为创作，并为发挥我们会里的真精神起见，应得如此办。
他还特意将此信公开发表于《小说月报》12卷2号的《通信》栏中，显然有意将这种编辑思想进行推广。由于资料所限，这种主张具体有没有实施，实施了多久，现在都已经无据可查，但是在主编居于核心地位时还能有这种编辑建设的民主意识已经非常可贵，虽然这种思想还不够系统化，离真正的体制化规范运作还存在相当距离，但在整个现代文学期刊编辑工作蹒跚学步的时期，能够有这种规范编辑体制的自觉意识，已属难得之举，应该给予肯定。
1.文学研究会编辑群体文化理想的影响
谈及编辑因素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编辑群体文化理想对期刊整体文学风格的影响。曾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都是追求“极健全的社会人”，在个人情感上都趋于健康、正常、平稳的心理结构。而身为文学研究会中坚力量的编辑群体，更是集中体现出“青年老成”的稳健文化风格，与创造社诸位的冲动好胜、偏激骄躁形成鲜明对比。
风格稳健的文学研究会群体拥有自己始终坚持的文化理想，那就是以新文学为中心，实现全民族的文化思想启蒙，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群体文化风格的稳健使文学研究会的群体理想追求显得恒久而执著，这种倾向最鲜明地体现在他们所编辑的刊物上。
期刊编辑在确立编辑宗旨及栏目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读者。不同的读者定位必然会带来刊物编辑风格的迥异。无论是最早的《小说月报》，还是后来的《诗》《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他们始终将读者定位于“被启蒙者”。正如《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所写：“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后来的《文学旬刊宣言》也重申了这一宗旨：“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全览文学研究会期刊存在的十余年，这一宗旨得到了自始至终的贯彻。
在确立了这种读者定位之后，在栏目设置上，也就有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将基本栏目分为六类：一评论，二研究，三译丛，四创作，五特载，六杂载。《文学旬刊》的栏目设置与《小说月报》基本相近：一论文，二创作，三译丛，四传记，五文学界消息，六文艺丛谈，另有书评及特载间时登录。
编者的启蒙意识从上述栏目设置中可见一斑：着力于以研究评论对新文学进行阐释与指导，通过翻译导入西方现代思想观念，在此指导下鼓励中国本土的新文学创作。在其后的刊物编辑运作中，不仅编辑宗旨得到了贯彻，而且基本栏目也较为稳定，虽然有微小调整，但基本原则没有变化，这也充分体现出文学研究会编辑群体的成熟与稳健。
他们的这种心态与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刊物对于外国作家的选择译介上。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刊登的翻译作品，主要译自俄语、英语和法语创作，翻译最多的原作者是：
L.托尔斯泰25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15种
R.泰戈尔19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10种
I.屠格涅夫19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8种
G.DE.莫泊桑17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5种
L.安德莱也夫16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8种
L.契诃夫15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9种
V.雨果14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3种
O.王尔德13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4种
H.易卜生1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8种
W.莎士比亚11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5种
这一名单还包括狄更斯、罗曼·罗兰、左拉等作家，与创造社热衷于歌德、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不同，文学研究会更倾向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特别是以俄国为代表的“被损害民族文学”，显然更注重所译介文学的社会文化功效。
文学研究会群体文化理想的贯彻必然会影响到群体内部的文学创作，在冰心、王统照、叶圣陶等人的早期创作中，关注的都是对自我与人生、与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受压迫阶层的同情，社会问题成为其文学创作关注的中心。
2.文学研究会编辑个体风格的影响
身为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编辑对于刊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其群体理想的贯彻与张扬，这也就形成了编辑的群体性风格。在此基础上，不同编辑个体也在遵从整体风格的基础上，充分展现着自己的个性风格，而这种风格的传达载体，仍然是他们所主持的刊物。以《小说月报》为例，从1921年革新后至1932年毁于战火，期间三易主编：1921年1月12卷1号至1922年12月13卷12号由沈雁冰（即茅盾）主编；1923年1月14卷1号起由郑振铎接编，1927年5月21日，郑振铎因为抗议国民党滥杀无辜而被迫避难国外，18卷7号起至1929年6月20卷6号由叶圣陶代编，20卷7号起恢复郑振铎主编；1931年9月7日，郑振铎请假半年携家人去往北平，1932年1月28日《小说月报》毁于战火，在此期间，具体编辑工作可能由自1924年起就协助郑振铎从事编辑工作的徐调孚负责，但“商务”并没有撤换主编，因此，资料记载上主编仍然是郑振铎。
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新型知识分子，又同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在他们主持下的《小说月报》始终贯彻着文学研究会编辑群体的立足启蒙使命的稳健风格与编辑宗旨，在此基础上，在各个时期不同主编主持下又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