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才史是研究人才学的基础
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响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一些同志提出应该建立一门人才学。随后不久，关心人才学的部分专家学者开始了对中国人才史的专门研究。二十余年前，无论是人才学还是中国人才史，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但它一开始就从少数专家那里走向社会，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家长的重视，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人事组织部门的关注，并很快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二十余年过去了，人才学研究像雨后春笋一样茁壮成长，目前它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重视的一件大事。2003年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向社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二十余年来的人才学研究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才学已经成为当今的“显学”。
“小康大业，人才为本。”“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宏伟任务。“关心人才工作，研究人才工作，宣传人才工作，做好人才工作”，是每一个研究者、教育者和党政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
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研究的对象。中国人才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才现象及其规律；研究我国历史上人才成长的不同道路，选拔人才的不同办法，使用人才的不同政策，管理人才的各种制度；研究丰富多彩的人才思想和各种人才的实践活动，探讨成才、选才、用才和人尽其才的规律。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才史是人才学研究的基础。如同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文学史，研究哲学不能不研究哲学史，研究自然科学不能不研究自然科学史一样，研究人才学也不能不研究中国人才史。
2.什么是人才？人才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研究和探讨人才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叫人才？人才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们曾经有过不少论述，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意见。本书第一章“人才的本质与类别”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人才是广泛的，不仅有智能型人才、创造型人才，还有道德型人才；不仅有物质文明建设人才，而且有精神文明建设人才；不仅有在一个领域中有贡献的专才，还有在几个领域中都有贡献的通才；不仅有高层次人才，还有中层次和低层次人才。
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所指出的那样：“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陛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这是关于人才标准的科学论断，它包括了人才的杰出性、创造性和实际贡献；它强调德才兼备，将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它认为人人都可以成才，凡是在某一方面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都可以称之为人才。这是一种“人人皆可为尧舜”，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广泛的人才观。
3.人才的社会作用
现代经济学界认为，当代世界有四大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也曾对关系社会发展、国家安定的诸因素进行过研讨，有人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天命和上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人认为，决定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是“礼治”与“仁政”；有人认为，在社会斗争中，决定胜负的是法制与实力，‘农业即其生力，军队即其杀力，国家这辆马车正是靠了农与战这两个轮子拉着它不断前进；但也有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同时也有人认为，在土地、社稷、国家、人民和杰出的人才诸因素中，最可宝贵的是人才。
墨子专门写了《尚贤》篇，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将尚贤使能、尊重人才明确地提高到了治国施政的根本原则的地位。
荀子在《致士》篇中则进一步强调了“君子”，即杰出人才第一位的重要作用，他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
他认为，关系到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有土地、人民、道法和君子。土地与人民，政策与法律，的确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贤人君子又是“道法之总要也”，“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贤人君子的得失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安危、政权的存亡。
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历史上的古圣先贤们，就推行了“选贤举能”的用人原则；夏商周时，武丁求贤，商朝中兴；纣王杀贤而亡，文王用贤而兴；周公制定用人之典，巩固了周朝八百年基业；春秋五霸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称霸天下；战国之时，“贤才之臣，人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汉唐明清也有不少明君贤相总结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了选择人才的重要性。
东汉的桓谭说：“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事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曹操“唯才是举”，战将如云，谋臣如雨。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唐太宗认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金世宗重用人才，人称“小尧舜”时代。忽必烈用汉人、行汉法，终于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人为万物之灵，“才”为人中之英。
人才对社会发展、历史前进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这就是我国古代以人才为第一资源、以人才为本的主张。
4.人才成长的不同道路
我们认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天生的傻子之外，都是可以教育的，可以由无知到有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知之甚多，是可以不断进步的，这就是人的可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而知之是人才成长的唯——道路，除此之外，无其他捷径和灵丹妙药。但究竟如何学，学什么，具体的途径乖叻、法又是干差万别的。从人才成长的历史看，每个人从出生到成才，都要经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的人还要经过挚交老师的教育。从成才的概率看，经过学校教育的人往往多于未进学校的人，因此，学校教育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古今中外的学校也是多种多样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官办的学校，也有私人办的民间学校。夏商周“学在宫府”，贵族垄断了教育，官学在当时占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官学废弛，典籍流散，私学取而代之。到汉武帝时，才又正式在中央设了太学，后来才有了国子监、国子学、府学、惮、县学等由封建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这是当时的公立学校。大概在孔子前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私八办学的现象，并逐步打破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到战国就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私学和游学集团。也有由诸侯和各国权臣举办的学校，如齐国的稷下学宫，战国四君子的数千食客以及吕不韦的学术集团等。后来又出现了社学、义学、私塾等，宋元明清又出现了书院。这些基本上属于私立学校，但书院有时属于官办或官督民办。书院有的是探讨比较高深的学问，“以道义相切磨”，“共同进到型”，用朱熹的话说，即“希圣希贤”，培养学生成为圣贤，有点类以于现代的研究生院；有的则是为科举作准备，或者只有普及知识的生质。在私学中还有—个家学系统，包括族学。我国古弋有丰富的办家学、教育子女的经验，比如《颜氏家训》之类。
另外还有各种专科学校，比如学军事的，孙膑、庞涓拜鬼谷子为老师，这大慨是办在深山老林中的私人将官学校；后来有人投奔少林寺、五台山投师学艺，和尚庙也变成了学校，除了传授佛教经典、唯心主义哲学之外，还传授护身的本领。学医的去找名医为师，学书法绘画的去找此类专家。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人才素质也有不同的要求，教学内容也有很大区别。辽、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并很快跃进到封建社会的，因此，这两个朝代的选才原则都带有原始社会的特征。尤其是辽朝的“世选制”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影响了辽朝的盛衰。宋朝继承唐代的科举制，后来出现了不少弊病。王安石变法时对学校科举同时进行了改革，这种办法维持了半个世纪，到南宋后期，才确定了用程朱理学考进士的制度，尤其到明清时发展为八股取士，科举制由进步变为落后，逐步走向衰落。元朝与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们的选才制度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研究一下历史上不同的选才制度和选才办法，不仅可以使各级领导更好地选拔各种有用的人才，还可以使我们每个人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有助于青年人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从目前的一艘情况看，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一个人的少年和青年时期，虽然我国已经宣布取消大学入学的年龄限制，但超过40岁入学的人也是极少数，像姜太公那样学到70岁才下山找出路的人，就更微乎其微了。根据一些教育家统计，一个人一生中所需要的知识，在小学、中学、大学中得到的只能占10％～20％，剩下的80％以上则是在学校外边得到的，包括学龄前学到的知识，上学时从社会得到的知识，毕业以后从工作、生活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这就是向实践学习。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继续钻研有关的学问并从实际中学习，向周围的一切人学习，包括反面教员，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等等，从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社会教育，是学生毕业后的一种再学习。这种学习是与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边干边学，但它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却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入学读书的人来说，他的100％的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他们的经历不同，所遇到的社会环境不同，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互不相同的成才之路。这就是自学成才的道路。
自学成才者比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的人们来说，成才的过程更艰难。他们既要向社会学习，也要向书本学习，要以书本为老师，但要靠自学。有的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也成了杰出的人才，如历史上一些武将，他们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学习，是从战争学习战争，是属于“乱世出英雄”之类。因此，“乱世出英雄”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有的则是在科学实践中学习，如一些医学家、药学家、发明家，等等。
在古往今来的人才当中，有人成长的道路比较顺利，有人成长的道路就比较曲折，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成才的，这就是所谓逆境成才的规律，这是人才成长的又一个重要规律。
自古英才多磨难，不经盘错不成才，功业都从患难来。孟子、司马迁、左思、魏源等都讲过一些“多难兴邦”的例子，这是对人很有启发的。魏源甚至说：“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认为，只有逆境才能成才，这有一定的片面性。
实际上，顺境成才的例子也不少，而身处逆境的人也不是都能成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克服Ni：t竞的诱惑和逆境的压力，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这就是人才成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以及内外因素的相互关系。比如立志与成才的关系，勤奋与成才的关系，谦虚与成才的关系，远见卓识、思想高尚与成才的关系，等等，这都是在人才史研究中必然涉及的问题。
从人才的类型来划分，人才成长的道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比如政治家与军事家成长的道路不尽相同，知识的结构也不一样。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人才。诗人、小说家与历史学家也各有自己独特的成才道路。研究一下司马迂、刘知几、杜佑等史学家的成长道路，对历史系的学生是会有所启发的。科学家与音乐家成长的道路也不同，特殊的人才需赫要特殊的培养方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对于不同的人才各自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成才的目标，要成为—个人才需要克服自身的哪些弱点，走上社会后，应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这都是关于成才的问题，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国历史上丰富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人才史所要研究的—个重要问题。
5.选拔人才的不同办法
选拔人才包括当权者对有用人才的选拔，广大群众、人民对领导者、领袖的选拔，各行各业、各部门对出类拔萃者的选拔，以及社会历史对各种人才的选拔，等等。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推动社会的发展，或者为了维护某个阶级、某个集团、某个家族的利益，都要对人才进行选拔，以便发挥他们各自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