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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序:谈谈有关人才的几个问题(2)

究竟如何选拔人才呢?选拔人才的办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原始社会有一种选拔人才的原则是“选贤与能”,这是用民主的形式选拔部落或氏族的首领,是由部落的成年男女民主选举。这种选举比较接近实际,比较合理,因为被选举者是他们熟悉的人,他们为自己的和集体的利益也必须选拔有能力的人。这种原则使被选举者接受群众的监督,督促他们为大家多作贡献,而不敢胡作非为,否则就会被选举者撤换。到尧、舜、禹搞禅让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推举了,而是由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其他有地位的人推举,推举后还要经过实际考察,才能继位。到了奴隶社会,主要实行王位世袭制和世卿世禄制,是在“亲亲”的圈子内选人,这是由财产私有制决定的,于是,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家。任人唯亲的最初含意就是指在亲族的范围内选拔人才。这种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始也是在“亲亲”的圈子内选拔有能力的人,后来才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它避免了权力的争夺,但不能保证选拔出真正的贤者。这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谁是嫡子由他母亲的贵贱决定,谁是可以继位的嫡长子,即第一夫人或嫡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而不再是由嫡子中的贤者继位。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部争夺,但却逐步削弱了王族和各支贵族的力量,最后导致了他们事业的失败。于是从春秋战国起,又实行尚贤、礼贤下士的原则,它使新兴地主阶级得到了大批人才,最后取代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世卿世禄制被封建官僚制所代替,但皇位继承仍然实行世袭制,这就是封建社会实行的将相传贤、帝王传子的制度。

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从秦汉以来不断变化。开始秦国与秦朝实行军功爵制,根据军功的大小,战场上杀敌的多少选拔人才。这是军事人才,选拔出来后成为军功地主,但并不一定能治国。因此,商鞅、李斯等人也不是这样选拔的。到秦统一后对这种制度也实行了改革。刘邦的人才集团是在反秦起义的过程中选拔的。到汉武帝时,察举制、贤良对策、公车上书等几种选才办法同时使用,后来又正式办太学,由政府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出现了封建社会又一次人才的繁盛。但到东汉后期,政权掌握在宦官和外戚手里,任人唯亲、任人唯近乃至买官卖官的现象大为发展,原来的选官任人制彻底变质了,最后导致了党锢之祸和天下大乱。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东汉太学生的抗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当时的选才原则不满。到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国都从不同程度上改造了东汉后期的选才原则,尤其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可以说是对东汉后期选才原则的根本否定,它使曹操战将如云、谋臣如林,成为三国中最强的势力,为西晋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从曹丕上台到两晋南北朝,选才主要实行“九品中正制”,最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极不正常的局面,导致了东晋和南朝政权的衰亡。到隋朝时,正式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实行了科举制。这是通过中央掌握的各级考试和全国统一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它比九品中正制合理得多,也扩大了选才的范围。到唐朝时,科举制日益发展完善,它使唐朝又一次出现了人才的繁盛,但世族制、荫袭制的遗风并没有完全-消除,由此而导致了以后的牛李党争。

6.用人之道和人才管理制度

关于用人之道,主要是讲统治阶级如何使用人才,其中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比如,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两条不同的用人路线,目前大家都肯定任人唯贤,但对任人唯亲也不能全盘否定,它是随着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而出现的用人原则,如果我们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那就应该承认由任人唯亲代替原始社会的选贤举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进步。它的消极作用是后来才产生的,而任人唯贤的路线正是吸收了原始社会选贤举能的合理成分。

再比如量才录用、扬长避短,也是两个重要的用人原则。它认为人有所长,必有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根据人们不同的才能授予不同的官职,分配不同的工作,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用人路线;而只有对人不求全责备才能更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这也是反复被历史证明了的一个真理。清朝的魏源曾说: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他分析了长处与短处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人与教人的不同原则,即用人应用其所长,教人要教其所短,这又是人才使用和人才培养的不同原则。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授以实权,充分信任;讲信修睦,加强团结;赏罚严明,关心人才的切身利益,这都是用人的重要原则,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有利于各级干部更好地掌握用人政策。

我国历史上管理人才的制度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涉及到官制、人才的考核、升降、赏罚的规定,即关于人才的立法、行政法等,还涉及到如何防止奸臣篡权,如何整顿吏治等。

人才史不专门研究各代的官制,只讲官制与人尽其才的关系,比如会讲到什么样的人才结构才能发挥一个领导班子的最佳效能。一个合理的领导班子需要各种不同特长的人才,从国家来说,既需要军事人才,也需要政治人才、经济人才、文化人才;从一个单位来说,需要专业人才,也需要行政人才、后勤人才、做思想工作的人才。需要有能团结整个班子的班长和帅才,也需要独当一面的骨干和将军。这就是人才互补的原则,发挥人才整体优势的原则。刘邦说他争夺天下主要靠三杰:萧何、张良、韩信。这里既有经济人才、行政人才,又有谋臣和统率百万之众的杰出统帅。这是夺取天下时期一个比较合理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则是由于刘邦有“将将之才”,有团结利用各种人才的能力。

我国历史上对人才的考核、任免、奖惩制度也是不断发展的。《尚书·舜典》曾记载了当时有“三年考绩”的制度,即对官员实行三年考察工作实绩,根据实绩大小升降的制度。秦汉实行“上计”制度,即年终汇报制度。秦朝还提出了考察官吏的“五善”、“五失”,即官吏是否忠于君主、尊敬上级;是否为宫清廉正直,不诽谤、陷害别人;是否能谨慎地处理公务,做到恰如其分;是否乐于做好事;是否有谦虚精神,等等。对于不安心本职工作,接受贿赂,不服从命令,谋个人私利者则要给以处罚。

汉武帝设十三刺史,派中央官吏巡查地方,以六条问事,主要针对郡县长官和地方豪强。唐代考核官吏提出了“四善”、“二十七最”,根据官吏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表现,分为三等九级,分别予以升降奖惩。此后各代也有这种行政立法。负责考核的有的是吏部,有的是御史台,有的由地方监察机关负责地方官的考察。

到了明代,对官吏的考察更为严密,不仅从中央派出监察御史,地方还有提刑按察司,另外还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对官吏大搞特务手段,明察暗访,对官吏的犯罪行为处罚也十分残酷。

以后又有所谓京察、大计等考核官吏的制度与措施。清朝对官吏的考察监督另有自己的特色。封建社会这些考核奖惩办法对澄清吏治曾经起过一定作用,但每个朝代又都不能避免官吏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这是由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的,也说明了权力的两面性,任何监察、考核制度都不是万能的。

7.关于人才流动

从古至今,人才资源都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竞争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因此,人才流动是人才学研究和人才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战国时人才流动的规律,他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贤人君子的得失去留不仅会影响一个政权的轻重强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政的存亡。

人才流动是在人才成长和人才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一般情况下,人才流动可以促进人才结构的合理优化,减少人才的积压、浪费,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同时又可以使国家汇集智能资源,发挥智能优势,推动社会、历史不断进步。而在政权更替与战争年代,人才流动则可以决定一个政权的盛衰兴亡。因此,应该认真研究人才流动的规律,用以指导今天的人才工作实践,这既是人才工作者又是人才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才的流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人一上百,形形色色”。自古至今,各种人才的思想境界和目标追求干差万别。有人追求物质利益,有人追求高官重权;有追求君主、领导者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也有人更为看重事业的成功。人往高处走,才向善政流。从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一些共同的规律:

首先,必须重视外来人才。一项事业的成功,一个国家的振兴,需要成千上万的杰出人才共同努力,既需要本国、本地人才,也需要外国、外地人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本国、本地人才的作用,又要认真总结历史上利用外来人才的经验,制定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充分发挥外来人才的能量与智慧。要努力创造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和工作、生活、科研环境,千方百计地吸引人才东流,抑制人才外流。由人才西流变为人才东流,由人才外流变为人才内流之时,即中华民族振兴之日。

其次,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学习古代的明君贤相,礼贤下士,思贤若渴。这里既包括尊重“人格”的感情问题,也包括生活待遇问题。大才重禄,这是历史上已经有过的成功经验,我们自然也不能只说空话,不办实事。能否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能否礼贤下士、推诚待人,这都是人才得失去留的重要原因。

第三,要随才任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鼓励各种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千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四,人才流动从根本上说与各国、各单位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真正能够吸引大批人才的还是开明的政治和有抱负、有作为、有前途的君主和领导。这一历史现象再次说明: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贤臣择主,首先是择其有雄才伟略,远见卓识;择其国策英明,前途无量。善政是人才成功的政治舞台,弊政是埋没人才的荒野,暴政则是摧残人才的万丈深渊。真正有作为的人才都不甘心于老死户下,湮没荒郊,更不愿意辅佐昏君暴王,自投罗网,玉石俱焚。而是希望有所建树,一展宏图,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哪个国家、哪个君主有利于实现人才的理想,有利于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哪里,这是人才流动的总趋势。只有改革政治,使国家繁荣昌盛才能吸引大批人才;而只有发现和重用真正的人才,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的理想才能变成现实。我国古代一些英明的政治家吸引人才、广招人才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人才得失与国家振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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