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人才？人才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诸子百家有不同看法，现代人才学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弄清这一问题，应是本书的出发点。
一、先秦诸子及古代其他学者对人才本质的论述
1.根据先天素质定人才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了一个区分人才与非人才以及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古代中国影响相当深远。他说：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生来就有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人人先天就有的四端：仁、义、礼、智。这种善“端”，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他又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都是说，人的知识与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只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才”正是保存了这种先天善性的人。
所谓“生而知之者”，这是孔子心目中最高层次的人，即“仁人”、“圣人”。庄子将这种人称为“神人”、“真人”；所谓“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则是孔子心目中的贤人、君子，而“困而不学者”，孔子称他们为“小人”、愚夫愚妇，有人又说他们是学而不知者。这都是根据先天素质定人才。
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
这是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世界上果真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人吗？果真有“无师自通”的人吗？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并未提供一个这样的实例。相反却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们的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上帝、神仙或宇宙人赐予的，也不是从爹妈那里遗传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从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学习、积累起来的。包括孔子本人也承认，“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他并没有亲眼见过生而知之的圣人，他自己也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好古敏以学之者也”，不过是喜欢人类积累的知识，比较聪明而又勤奋好学而已。因此，应该承认，所谓“生而知之”、“天才神授”的观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古今中外根本就没有这种超人。孔孟等诸子编造这种圣人、真人生而知之、先知先觉的神话，不过是为了树立一种偶像，借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时至今日，如果有谁以为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可以不学而能，无师自通，那只能是自欺欺人，打肿脸充胖子，这种人肯定不能进入人才的行列。
那么，世界上有没有“困而不学”和“学而不知”的人呢？
有没有“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的人呢？应该承认，不爱学习或不学习的人是有的。有的是没有学习条件，可算作“困而不学”吧，但这是为生活所迫，是无可奈何的；有的是受各种兴趣的干扰；有的则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拈花惹草，架鹰走狗，不愿意学习做人的真本事，这就是那些纨绔子弟。他们的生活不是太困难，而是太优裕了：歌舞弦管，障其耳目；佳肴丰宴，腐其胃腑；宫阙车辇，惰其筋骨；阿谀奉迎，迷其心志。他们是为各种生活享乐所“困”，为七情六欲所“困”。真所谓“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是人才培养方面的悲剧。
但被孔子视为“小人”的广大劳动者并不是“学而不知者”。
无数事实证明，除了天生的傻子和弱智者之外，人们的先天素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世界上大多数人只有知识多少之分、聪明与笨拙之分，并没有“学而知之”与“学而不知”之分。将广大劳动人民当做小人，当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夫愚妇，这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而所谓“不可使知之”，正从反面说明这些“小人”本来还是具备“学而知之”的素质的，只是统治阶级为了愚民的需要，才不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罢了。由此可见，“困而不学”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正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造成的。
那么人们的先天素质，是否对人们的成长毫无影响呢？当然不是。比如有人身高二米以上，适合打篮球；有人嗓音很好，适合当歌唱家；有人长得很漂亮，适合做公关小姐等，这种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先天差别，对人们的职业选择、才能的发挥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一个人能否成才的，主要还是后天的环境、学习与实践。同样身高二米以上的人，有人能成为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有人则可能头脑迟钝、动作迟缓；同样有一副好嗓子的人，有人能成为著名的歌唱家、戏剧家，有人则可能根本不懂音乐，甚至不善言辞；同样长得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人，有人能成为宫女或公关小姐，但有人也很可能贫困潦倒，或者无所事事……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它说明先天素质并不是区别人才与非人才的标准，并不是人才的本质特征。
2.根据知识、能力定人才。
在我国先秦时代，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其中比较杰出的被称为“君子”，著名的学者被称为“子”，如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而没有文化知识的人则被称为“民”或“小人”。
孔子以“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区分第二、三类和第四类人，实际上也是以知识的多少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
《商君书。更法》也曾谈到“知者”、“贤者”与“愚者”、“不肖者”的重要区别，其中说：
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在作者看来，“知者”即知识渊博、头脑发达的人，也就是有知识、有智慧、有见识的人；“贤者”则是能力卓著、有作为的人，即有才能、有威望、有奉献精神的人。这两种人才是杰出的人才。而“愚者”、“不肖者”不过是芸芸众生而已，自然被排除在人才的行列之外。因此，他们认为，“知者”、“贤者”是制定政策、变革政策法令的人，而“愚者”、“不肖者”只能是守法拘礼之人。对于那些“拘礼之人”，不能与之谈论国家大事；对于那些“制法之人”，也不能与之研讨如何变法革新。在这里，知识与能力成为人才与非人才的分水岭。
两汉时代推举贤良文学、举行贤良对策以及举办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人才等，都是强调知识是区分人才与非人才的标准。但察举孝廉则主要考虑思想品德。至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变成了主要根据家世出身选拔人才，这是用人制度的反动与倒退。
自从科举制出现后，文化知识的多少重新成为划分人才的标准，掌握了一定知识，通过了府、县初级考试的人，被称为秀才；文化知识较多，通过了省级考试的人称为举人；通过了全国考试的人称为进士；其中一、二、三名又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这些人在封建社会都具有高出一般人的地位，秀才的服装就与平民百姓有明显区别，甚至可以与县太爷分庭抗礼。举人与进士一般都可以得到一官半职。
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自从近代学校产生之后，毕业文凭又成为划分人才的标准：具有中学文凭的人高于一般人；具有大专文凭的人高于中学毕业生；具有本科文凭的人高于大专毕业生；具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又高于本科毕业生。在工作安排、职称评定以及职务、工资晋升方面，都要考虑毕业文凭。
另外，能力也影响到人们对人才的划分与使用。先秦诸子就曾根据能力的不同区别人才的类别，同时也根据能力的大小区分人才的高下。直到今天，能力仍是区别人才类别的主要标准，比如，会开汽车、火车的人称为司机，会做工的人称为工人，会种田的人称为农民，会打仗的人称为军人，会写文章的人称为知识分子等。而各行各业又都把能力的大小作为定职、定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工人能力越高，级别越高；教师能力越高，职称越高；军人能力越高，职务一般也会越高，等等。那么，根据知识的多少、能力的大小来划分人才是否科学呢？应该承认，知识的多少与才能的高低确实是构成人才素质的重要因素。在一般情况下，知识越多，学历越高，才能也会越大，因此，他们作出的贡献自然也会更多些，他们成才的概率自然也会越大。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一般与贡献大小成正比，因此自然会影响到对人才类别与人才高下的划分。但不看实际贡献，只根据知识与才能划分人才与非人才也有不少弊病。
第一，以文化知识划分人才，就会将没有机会学文化的人排除在人才队伍之外。在古代和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机会，这是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造成的；而看不起劳动人民，以为没有文化知识就不是人才，这正是一种剥削阶级偏见，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历史上许多军事家、科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开始都是没有机会学文化的人，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成才，对人类也作出了杰出贡献。相反，那些考中进士、中了状元的知识分子，有创造发明的倒并不多见。即使在今天，文化知识低的人也可能作出较大贡献；文化水平高的人，也可能会平平庸庸、一事无成。因此，仅仅以文化知识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并不科学。
第二，以毕业文凭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也不科学，因为这样划分，既把那些有高文凭而没有实际水平的人包括在人才之内，又把那些没有文凭但却为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排除在人才之外，自然就失去了公平合理性。文凭是学习的一种凭证，而学习尚属于继承前人的知识与成果。继承前人成果的多少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及他是不是人才。事实上，高文凭、低才能者有之，而无文凭或低文凭却才能出众、贡献突出的人也大有人在。尤其是文艺家、作家、体育运动员等，其中不少人都是通过自学的道路作出杰出成绩的。如果将他们排除在人才之外是毫无道理的。
第三，以能力的大小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也不完全科学。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一般会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也往往决定职称与职务的高低。但一个人究竟是不是人才，并不仅仅看他有没有能力，有多大能力，而要看他的能力是否变成了创造陛劳动，是否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比如有一个神箭手，面对强敌进攻一箭不发；而其他箭术不高的人，却坚守岗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们能说前者是人才，而后者不是人才吗？比如有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只是用来求神弄鬼，I、阴阳、写青词等，而有人的文笔虽然不如他美，但却写出了文学或史学巨著，我们能只根据文笔高下区别人才的高下吗？再比如一个人脑子聪明、身手不凡，但他却以此为资本进行偷盗乃至杀人放火；有人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但他却以此来坑蒙拐骗、伤天害理，我们难道能说他们是杰出的人才吗？知识与能力是人才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能仅仅以此作为区别人才与非人才的标准，也就是说，知识与才能并非人才的本质特征。
3.根据思想品质定人才
先秦诸子从不同角度谈到过人才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强调思想品质在人才划分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德”——思想品质是人才的主要特征。
先秦诸子一般将人才划分为如下几类：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小人等。虽然每一类中都包括见识、能力与贡献等诸多因素，但其中的主要因素却是“德”，是人的思想品质。什么是“圣人”呢？老子对此曾有过专门论述。在《道德经》中，老子曾有29处提到过圣人，他们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之人。这种人不仅能力卓著，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将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集于一身。首先，他们“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以百姓心为心”，即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任何私心，而是以人民之心为心，人民的利益才是他们决策的准则。其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他们认为：“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们充分相信人民，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认为只有如此，人民才能各尽所能，社会才能迅速发展，大家才能迅速富裕，精神文明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再次，圣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既不向世人表现自己的聪明智慧，也不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功名显达。他们不仅“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即有所作为而不据为己有，成就显赫而不居功自傲，而且还“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正因为他们善于挽救别人，故而没有被遗弃的人；善于拯救事物，故而没有被遗弃之物。总之，．“圣人”是最完美的人，最高尚的人，是世人效法与学习的榜样。
孔子也将圣人当做最高层次的人，认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是先知先觉的人。但他又说，他还没见过这种完美无缺的圣人。因此，孔子极力推崇、号召人们学习的主要还是“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