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在运动的高潮中，爱国道德的诉求，往往是越拔越高，激进的学生，往往恨不得立刻就把日货从中国根绝，大规模开展焚毁日货活动，急切行动的压力，使得很多商家为了响应号召，或者躲过风头，也迅速地收起了日货，日货检查，也很快开始推行。当然，也有个别的商家不信邪，坚持买卖日货，尤其是某些向来专做日货生意的商铺，即使有心收手，也的确困难。对于这样的“违规者”，如果让上街宣传的学生赶上，肯定会遭到“劝阻”和抵制。各地学生和市民，组织日货调查团，到处搜查日货，谁被发现还在买卖日货，马上就会有麻烦。事实上，在抵货高潮中，这种行为即使没有碰上十人团，几乎都会被人揭发，马上就会招致十人团前来问罪。上海零售业巨子先施和永安公司，停卖日货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要求尽早把存货“竭力沽清”再行履约，马上招致救国十人团的警告，限期撤除货架上的日货。吓得两大商业巨头马上声明，自5月22日起，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和平的劝说就可以奏效的情况当然好，采取把日货伪装成国货销售之类的软性抵抗，也好说，但是，也就是有在运动中还敢顶风上的，就是不服从抵货，这样的人，不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就是有日本人做后台，很难轻易罢手，经常会导致冲突，遭遇暴力在所难免。经营日货店铺的货品乃至店面被学生和市民捣毁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这些遭殃的店铺，不仅不会有市民同情，还会遭致同业开除的惩罚。甚至上海的报关公所，也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对那些私自偷运来的日货，直接销毁。广州抵货的情形，特别火爆，街上凡是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说，群起夺而毁之，无一得免”。尽管有军警弹压，但街上带电灯的日本仁丹广告牌，买卖日货的店铺的招牌和玻璃窗，一律吃了砖头。有人回忆说，***当年，在街上禁查日货，发现有人穿的长衫是日货，当场上去就给人扯下一大块布下来。有意思的是，尽管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抵货，但警察却往往对学生的“暴力”不闻不问。上海学生5月10日在小东门附近检查一家商铺，发现有日货陈列，劝说无效，遂讲货品扔到地上，店主向岗警投诉，“该警以其自取其咎，置之不睬”。长沙坡子街华泰长洋货店，暗进日货，被学生发现后，将“该店货物捣毁，”捣毁后还请警察来勘察现场，并证明学生们并没有乘机揩油。警察居然“当蒙允诺”，学生“整队归去”，一点都没因捣毁货物的行为，受到追究。因抵货的暴力遭致警方干预的事，只在天津有，那部分地也是因为学生闹得太过火了，而且直接涉及了日本人，警方担心引起外交纠纷才干预的。
天津的魁发成事件，在当时很有名。事件的陈述，有各种说法，有些很戏剧化。据比较平和的《大公报》的报道，大概是这样的：1920年1月23日，调查日货的学生在天津东门内卢家胡同魁发成料器庄，检出日本料器二十余筐。期间，还有跟该店铺来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来，问检查的学生有无查货的执照，双方发生争执。然后学生跑回寻求帮助，来了一群学生，跟店铺伙计发生冲突，货物被打碎，最后学生将该店伙计裴某、张某，押往商会。第二天，经国民大会委员会在商会开会，议决将裴某“游街示众”。警察出来干预，学生方面“后复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长左臂，欲将其一同游行示众”。最后的结果是，魁发成的店伙被释放，有六位学生被捕。当时很倾向学生的《上海时报》报道，也承认学生的确是把店伙押走游街，只有《警厅拘留记》不提此事，但也没有否认。其实，早在1919年7月，据学生自己办的《南开日刊》报道，他们就已经将继续买卖日本棉纱的万德成棉纱庄的店伙，游了街。
当时，学生一向是将坚持买卖日货的商人，视为奸商的。因此，游街示众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也相当平常，比这还要过分，也不罕见，有的地方，如宁波，还给“奸商”戴上高帽子。据长沙一些老工人和店员回忆，当时他们组织“锄奸团”，对付买卖日货的“奸商”，采取过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头，打闷棍，打石头，用硫酸镪水泼的惩治手法，甚至将偷卖日货的商人，捆起来，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钻子钻。这些回忆，由于是后来做的，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证明，对“奸商”的暴力惩戒确实普遍存在。
抵制日货的另一面，是提倡国货，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为什么工商界对抵制日货特别积极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怀有实业救国之志的企业家，还是只求牟利过活的商人，除了专做日货进口生意的人之外，对于提倡国货，都有很大的热情。那个时代，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国门洞开，庞大而贫弱的中国，在以工业化崛起的日本商品冲击面前，没有招架之力，成了中国近邻日本的商品倾销地，便宜的日货，占据了中国日常消费品的绝大的份额，将中国的民族资本压迫得很苦，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很难跟近在咫尺而且资金、实力、技术条件都大大优于中国的日本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最大的获利者，其实是日本产业，使得日本资本得以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突飞猛进，变成压在中国工商界头上最大的一块石头，这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能够这样容易地在工商界引起共鸣的原因。当年北大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先生回忆说，在运动波及上海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给北大学生10万两银子，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捐了10多万巨款。但是都被学生退回了。但这个举动就已经表明了工商界，尤其是那些处于跟日货竞争状态的资本家支持运动的态度。
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市场上，中国国货很难跟日本货竞争。很多日用品，比如学生常用的脸盆、牙粉、墨水等，国产品牌很少，而且市场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货开始，学生要找国货的替代品，脸盆只能用手工生产的木盆或者铜盆。显然，五四抵货运动，给国货带来了一个机遇，通过这种全民性的基于道德的抵制运动，国货有了一丝喘息之机。
事实上，学生上街宣传抵货，同时也提倡市民购买国货，抵制日货和宣传国货的力度一样大，各地学生和商家联合组织“国货维持会”，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提倡国货。演讲，喊口号，贴标语，一面说提倡国货，一面说抵制日货。学生们经过调查，将日用国货产地品牌开列出来，详细标明对应替代日货，印发给市民。比如国货人丹替代日本的仁丹，国货三星牌牙粉替代日本的金刚石牙粉，等等。有的地方码头工人鼓动乘客坐中国船，不坐日本船，如果乘客听劝，则免费把行李带上船摆好，如果不听，“就把乘客的行李乱丢，口里还骂‘亡国奴’”。学生也来到码头上劝说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船，如果不听，就在人家衣服上盖上“亡国奴”的印记。
也有学生出面和工商界合作，直接上街推销国货。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整队游街，贩卖国货，一队军乐，一队童子军，一队为“贩卖队”，“其货如牙粉、人丹、信纸、毛巾等类，极其充足，购者甚伙，一时应接不暇”。一些女校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背着国货上街发卖，“并随地演讲提倡国货以救危亡各情形，听者无不鼓掌。其货物价格较市面上为廉，如洋袜手巾等物，俱仅售铜元十余枚，故购者甚伙”。有的中学生组织的国货贩卖团，一边提篮卖货，一边散发国货货品单，像发广告一样。天津的小学生，组织救国团，也下设有“贩卖部”。天津十人团总部，也在张罗成立“国货公司”，分第一、第二、第三分公司，意欲让国货公司遍及国内。有这样的热情而富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即营造出同仇敌忾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氛围。运动，对于中国本土的工商业者而已，简直是盛大的节日。
节日里的民族工商界，无疑是运动最大赢家。日货的萎缩，则意味着国货的大卖，这期间，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商家兴高采烈买卖。一些新的企业计划，趁着运动的火热，纷纷出台。上海纺织业纷纷增加资本投入，添置机器，钟表业张罗建钟厂，爱华肥皂厂也扩大生产，增加资本。在天津，范竹斋等人筹办北洋第一商业纺织有限公司，另有二十余家商号联合开办纺纱厂。大名县的国货维持会，也要组织“民利工厂”，专营织布业。一直以来中国电器都被日本垄断，上海有人趁此抵货之机，开办自己的电器厂，已经向开始美国定购机器。一向为日货占据市场的桑皮纸，也有商家打起了主意，准备自己开厂生产。宁波商人，当时算是中国工商界的翘楚，他们在抵货运动之后，办起了美球袜厂、翔熊软席厂、瑞成洋伞厂和民醒砂皮厂。当然，也有人趁机发爱国财，上海大马路方九霞润记银楼发明“国耻金戒”，“一般热诚爱国者，咸乐为购买”。有个卖冰激凌的，在摊上挂白旗一面，“上书：‘冰冰冰！同胞快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大家罢市救学生，都要有齐心。醒醒醒！快快来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诸君吃了勿要学那五分钟热心。’”资料上没说生意怎样，估计跟银楼一样，大发市利。这样的赶爱国的时髦，看着虽然有点别扭，但决不能说人家不符合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宗旨。学生们在国货制造中，也试图一展身手，当时的出版物，就有介绍自行制造墨水的方法的。前面提到的黎东方，在五四运动期间，就自己买了原料，“如法炮制”，造出了紫色的墨水，可惜有沉淀，卖不出去。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办了爱国商行，自己用布和绸子缝制手绢、织线包、书包，还做伞，在手绢上还绣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可惜这样的学生手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抵货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日本人和日本产品的全面抵制，商家不进日货，不用日元交易，学生和市民不买日货，不乘日本轮船，码头工人不装卸日货，报纸不登日本广告，连黄包车夫，都拒绝拉日本人。这样的全民的立体的抵制，对日本的对华贸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天津《益世报》转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消息，说自抵货发生以来，1919年5月的输华商品，较之平时已减去30%。由于大阪与中国关系最深，因此受影响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