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经历
在中国当代女作家中，丁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她的成名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但享誉国际文坛，却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1948年，她写了一部以华北土改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从此声名大噪，本来她可以将文艺创作，在新的优越的情况下，推向一个新高峰，但“命运之神”仿佛专与她捣蛋，这个时候，她在政治上备受打击，在“文革”期间更受到严酷的迫害。
丁玲的大半生跟中国现代史上的几次政治运动，似乎都有不解之缘，1933年她被国民党逮捕，软禁了3年。3年后在共产党地下组织营救和协助下，逃出南京，转到苏区。当时对她的逃出，复有种种谣传，使到日后她在这个节骨眼上吃到不少苦头，直到1979年才正式给予澄清；后来她远奔延安，主编《解放日报》副刊，她在这个时期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文章又惹出纷繁的事端，尤其是以《三八节有感》一文为甚，文章中对那些扔掉“土包子”老婆另找年轻、漂亮老婆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意见，被指为攻击革命领袖。这些文章当时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同被指为给解放区抹黑、向共产党进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1955年底被定为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大右派”，从此她便从文坛消失了。近二十年，她的遭遇也是颇曲折坎坷的，她自1958年开始，下放到黑龙江汤原县的“北大荒”劳动了12年，由于“北大荒”为王震将军所辖，她与丈夫陈明侥幸没有受大冲击。他们在“北大荒”劳动一年后，王震亲临农场巡视，将他们安排去教书。丁玲夫妇在这期间除了教书，还编墙报，丁玲常常出动采访一些动人事迹，回来写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报道文章，发表在墙报上。“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上海、北京的红卫兵到北大荒串联，丁玲又遭殃了，被押进了“牛棚”。1970年到1975年，丁玲又被“四人帮”投进监狱，坐了5年牢。在坐牢期间，丁玲是被完全隔绝了，她担心长时间不说话，一旦出狱难以适应，经常自言自语，有时是偷偷朗诵，有时是偷偷唱歌。听说，她还利用坐牢期间，读完了马、恩全集和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显示出她坚强不屈的性格。
胸悬木板坚持写作
1975年出狱后，丁玲夫妇被安排到山西省太行山西麓的一个叫嶂头的山村，这时丁玲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但她对生活仍极热爱，她与村里的人相处得很好，她还拿出过去结存的1万元稿费，送给所在的生产大队，支援山村的建设。
丁玲初到山村，由于水土不服，患上风湿病，右手也痛得举箸不灵，陈明几费周章，弄来一块五合板，系上两条带，套在丁玲的双肩。丁玲写稿时形同画家在郊外写生，或倚墙边，或靠在桌旁，写几行休息一会，又写几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竟给她重写了两万字的报告文学《杜晚香》（这篇稿原作写于1966年春，后“文革”一来，在混乱中遗失了。）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文章描写黑龙江某垦区一个模范人物杜晚香的事迹。跟着她又继续另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这本书丁玲于1956年发表了写好的头4万字，后中断了，1965年又写了12万字，“文革”一来，全丢失了）内容描写1946年秋土地改革后，桑干河畔的暖水屯（河北省涿县的温泉屯村），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村上留下的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在严寒的日子里》于1979年7月在安徽省大型文艺刊物《清明》开始连载）可见，丁玲在“逆旅”中，仍念念不忘其本行——写作！但“文革”期间，丁玲夫妇不特备受迫害，连她与烈士胡也频生的大儿子蒋祖麟，也受到歧视和排挤，而她的女儿蒋祖慧（1955年赴苏联学习芭蕾舞蹈，后在北京芭蕾舞蹈剧团担任编导），更受到江青凌辱和迫害，江青强迫她新婚燕尔的丈夫离开她，与别人再婚，然后将蒋打成“现行反革命”，驱除出校，送到干校强迫劳动，后蒋祖慧带了一身病回北京治疗，邂逅了一个业余中医，毅然嫁给这位老实的青年。
丁玲的一家在“文革”十年的处境，可用“水深火热”四字来概括。由于她是有强烈个性的作家，所以每次政治运动，都难逃被牵涉的命运，难怪她无限感慨地说，国民党说我是红的（按：意即革命、激进的），共产党却说我是白的（不革命和蜕化分子）。
“数不尽的风浪险”
丁玲是1979年初重返北京文坛的，这时她已是年届75岁的高龄了，不但染上糖尿病，还患有乳腺瘤。
对于丁玲过去20年的遭遇，聂华苓在《三十年后》，有精当的描绘：“至于丁玲——在黑暗中消失了20年的丁玲，她的挣扎，她的奉献，她的苦难全超越了‘人’的份儿，她已经形象化了——庄严的、动人的受苦形象。”复出后满脸风霜的丁玲，无疑是一个庄严的、动人的受苦形象。
她的丈夫陈明原有“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的诗句，前一句就是这个形象过去经历的刻画，后一句则是这个形象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
在回忆那“数不尽风浪险”的年代，丁玲是不胜感慨的，她1979年5月26日探望叶圣陶时，意味深长地说：“叶老……，我又常常想，要是你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不至于受这多折腾了。”
丁玲这番话是发自受创伤的心灵深处的，所谓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了。可是，丁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当时的确是投给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而被录用并以头条处理的，丁玲跟着投去的第二篇《莎菲女土的日记》、第三篇《暑假中》、第四篇《阿毛姑娘》，也均被叶圣陶以头条地位披载于《小说月报》上。此外，叶圣陶还将这四篇文章推荐给开明书店，汇编为《在黑暗中》的集子。从此，丁玲便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
听说，近年在妇解运动蓬勃发展的欧美，读书界均认为最能够代表1949年以前中国进步妇女的作家，除了秋瑾，就是丁玲了，而E·斯诺所著的《活的中国》，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更推崇备至。以下我们且看一看这位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女作家所走过的创作历程——早期笔下一群大胆女性丁玲1904年诞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有名的贵族和地主家庭，原名蒋冰之、丁冰之。她幼年丧父，曾在常德第二女子师范读过书，后进长沙岳云中学。1922年到上海入平民女校。1924年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旁听。丁玲第一篇小说《梦珂》，发表在1927年。之后又陆续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丁玲参加左翼作家行列之前，共出版了三个单行本：《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9年）和《一个女人》（1930年）。这时期的作品，充满了五四以来新女性要求解放的精神，大胆地描写了这些女性的精神苦闷以及由苦闷而带来的冲决一切的情绪。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写道：“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社会一个分析，……”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风波
丁玲在早期作品中宣泄了她的热情和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她笔下的女性充满叛逆性，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自杀日记》中的伊萨，《梦珂》中的梦珂，都是生活在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的社会中而受到五四思想冲击的女性。其中尤以莎菲对于爱情的见解最具爆炸性。例如文中一段莎菲自我心理的表白，就相当大胆：
“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丰仪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一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像莎菲这样狂放的女性，无疑是对旧的道德观念的直接挑战，这是过去所少见的。1957年批判丁玲时，曾有人将她这一时期的作品，说成是“对肉欲的追求”、“下流的描写色情”，这真有点“以己度人”的味道。倒是茅盾的评述较为中肯：“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换言之，莎菲、伊萨、梦珂等等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作者只是将她们给予艺术的典型化而已。
丁玲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谈到《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说：“姚文元说莎菲是玩弄男人的女性，这是没有读懂。莎菲玩弄别人，另一方面也牺牲自己，不能从这方面看。这是一个叛逆的女性。这篇作品发表后反应强烈，我第一次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开始意识到文学的社会作用。……《莎菲》在我的早期作品中具有代表性。
在创作上的新突破
1929年丁玲与沈从文、胡也频组织了“红黑社”。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1933年被捕，3年后出狱，后由北平到陕北解放区。从1929年到1933年丁玲被捕是一个新的创作期，丁玲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短篇是对现实社会的背叛和厌恶，则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对光明出路的追求。丁玲勇毅地跨出闺秀文学的范畴，接受中国革命激流的涤荡。这时她写了以革命与恋爱为题材的中篇《韦护》（1929年），以1930年上海的群众运动为题材的《1930春上海》（1931年），另一个中篇小说《水》，则反映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痛苦。在被捕的前夕，她写了长篇《母亲》（1933年），描写前代的女性，怎样从封建势力重围中挣扎出来的过程。（《母亲》一书原计划写三四十万字，出版后只有10万字，丁玲曾经表示，将来还会续写下去的。）在延安期间，丁玲有一次借延安召开的边区合作会议的丰富素材，写了一篇题为《田家霖》的通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田家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饭，大赞《田家霖》写得好。后来丁玲又写了一篇《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告文学。这是丁玲访问刚从前线回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后写的，在解放区颇受欢迎。
1946年，丁玲参加了土改运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文章重现1946年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以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农村阶级斗争，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华北的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作者通过农村不同阶级人物（单主要人物就达三十多个），展开一场规模宏大的、性质复杂的斗争，反映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农村变革。
莫须有的“一本书主义”
1949年后，丁玲是中共文艺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先后担任宣传部文艺处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并主持中央文学讲习所。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跨到新时代来》、《到群众中去落户》和《欧行杂记》3个集子，短篇有《粮秣主任》等。
1955年文艺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所谓“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使丁玲从最高峰堕下无底深洞。这个斗争表面的导火线是“一本书主义”，骨子里是当政者对“丁玲一伙”大胆暴露中共现制度的弊病，给予一个致命的惩罚。
所谓“一本书主义”，主要是诬谄丁玲等人腐蚀青年，鼓励青年追求名誉地位、成名成家，此外，还翻一笔陈年旧账，将她在延安发表的“毒草”重新检出来，进行总清算。
对于“一本书主义”，后来丁玲予以否认了：“我没有讲过‘一本书主义’”，“那时，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所长，一些学生来找我，看到我家中一本又一本的装潢美丽的外文书，都是什么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的名著，我就对他们说，一个人要是一辈子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就不错了，后来这话传了出去，就成了‘一本书主义’。其实，倒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一本书主义盛行，写一本书，演一个戏，唱一支歌，作一个曲，马上就当代表，出国，应有尽有。……”
俗语有道，祸从天降，这个祸对于丁玲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无疑太大了：12年的劳动改造，5年的监禁，3年的下乡劳动，剩下的是一身缠绕的疾病。
正因为丁玲个人经过大烽火般的浩劫，对于中共目前存在的一些文艺问题，有一番新颖的见解，她在1979年复出接见《朝日新闻》的记者访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坛还没有真正的评论家，而把政治和文学都混在一起。过去的实际情况是，一篇作品有了问题，就否定了写文章的人的一切。这样不能培养评论家。……”
丁玲，有着顽强不屈的性格，过去的打击，并没有使她趔趄、畏葸，她豪壮地说，她还要写，至少写5年，那时她已足80岁。我们倒希望她是一棵常青松，写上十年八年，或更多的时间！
1979年7月20日脱稿
1979年12月12日修订
1987年2月2日再修订
附记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同年12月19日丁玲夫婿陈明来信，补充以下关于丁玲的新的资料：
“1979年她重返文坛以来，写作并出版了《丁玲近作》、《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与创作》、《访美散记》、《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等5本新书，共六十余万字。最近又在《中国》第11、12两期上发表了《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近8万字。计划中待发表的还有《风雪人间》和《在严寒的日子里》（均未完稿，待出版）。这样，可以说，复出后7年中，她实现了自己每年争取完成一本书、十来万字的心愿，可以无愧于心，也可以告慰于所有关心她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