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所提到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农业阶段、工业阶段、信息化阶段），在今天看起来早已是老生常谈，但对于习惯了以阶级与主义进行社会观察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异常新鲜的理论，而在这本气势恢宏的作品中，托夫勒深入而精辟地阐述了知识经济的作用，宣告了知识力量在未来的崛起，不能不说它几乎相当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宣言。透过他的视角，许多孤立的事件都被联系起来，被解读成一次次令人心动的机会，这些串联起来的事件在他的手里，被勾勒出一条隐约可见的未来之路，对于那些想要投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世界，对未来或多或少有些盲目的人而言，这无疑意味着燃起了他们心中的激情与希望。无论是已经在商海中沉浮的，还是尚未开始商业之路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希望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些启示，正因为如此，在1983年它的中文版正式进入中国之后，便迅速地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搜狐的张朝阳，当时还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他在那时接触到了《第三次浪潮》，书中的思想或多或少持续指引着他去创造未来。在他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代表美国互联网信息公司，提着两个箱子回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尽管张朝阳在日后的互联网时代里名声鹊起，但他却并不算中国最早的IT中人，而在这个领域真正充当领跑者的人物，则早已在如火如荼的改革风云中淡出，形同沧海一粟。虽然他是那样值得我们铭记。
这个领跑者正是陈春先，他在这一年的10月份回到国内，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三次造访美国，除了为那里高度繁盛的物质文化所感慨之外，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前者由一大群技术精英建立了“新技术扩散区”，后者则由一大群科学家在公路两旁创办了几百家工厂。
在陈春先看来，北京的人才密度和素质，其实并不逊色于美国的这两处地区，“只是潜力没有挖出来”。他发现，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地区尤为突出，那里几乎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区。从1952年中国科学院定址之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又先后在那里建起教研院区。随着中科院数个研究所和配套设施的入驻，到1980年，那里竟俨然一副高科技园区的面貌，陈春先评论说：“不夸张地讲，在1980年的中关村转一圈，遇到博士不稀奇，遇不到博士才是怪事。”在高等教育还很匮乏的年代，中关村的科研人员密集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里，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科研成果被推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渠道，这些成果却往往被束之高阁。身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的陈春先心里很清楚，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奖励其实并不重要，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发明成果能够被投入实际生产。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在陈春先的心目中，“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陈春先很是激动。于是，在回国两个月后，他决定自己来实践“美国模式”，他开始四处狂热地奔波呼吁，要求催生出“中国的硅谷”，然而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们却并不能理解他要干什么。不过，一些搞科研的同事们却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因为“老陈的想法实在太贴近他们的心了”。
终于，北京市科协被陈春先说动，借给了他200块钱，还开了一张证明，帮助他去银行开设了一个公司账户。就这样，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仓库里，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现金技术发展服务部宣布成立。
老实说，陈春先的这个“服务部”还算不上一家真正的公司，你从它怪模怪样的名字上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连同陈春先在内，15个从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和力学所走出来的科研人员，成为了“服务部”的职工，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技术上的高手，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商业经营的才干，这种情形在日后将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
不过，此时的陈春先和他的伙伴们，还沉浸在创业的快乐之中。他们为自己能走出科研所，干一点“大事情”而欢欣不已。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所订下的“科研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的方针，日后竟成为建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科技园区、乃至所有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核心思想。
从这一刻开始，陈春先这个出身书香门第、啃过洋面包的四川人，便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始了前途未卜的企业家生涯。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在耻笑、怀疑、甚至辱骂他，尽管从领导到学生都一致认定他不务正业，但这个倔强的知识分子显然对这些并不敏感，他开始乐颠颠地去跑生意，一趟趟地奔波谈判、签订合同。服务部的第一单生意，是给一个街道小厂的机器安装电源。一年之后，服务部结余财务，竟然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
在这一年里，有许多人的身上似乎都在发生着某种变化，那就是追逐自己的梦想，无论是想要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的陈春先，还是想要改善家人生活的刘桂仙，以及不甘沉沦一生的宗庆后、李晓华，他们都开始尝试着去寻找一种全新的方式，以便让自己离梦想中的生活更近一些，假如要解释下海者的动机，那么，对梦想的追逐，应当是值得关注的原因。尽管，有些人的方式在当时看起来是那样的疯狂。
在秋天，广东省中山县的小榄镇，一个名叫梁伯强的18岁青年，和他的三个好朋友一起从中山小林农场的八一大堤纵身跃入大海当中，而后义无反顾地向对面泅去，之所以要冒生命危险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海的对面是澳门，那里可能会有他梦想中的生活。
到达了澳门之后，梁伯强和他的同伴开始了打工生涯，先是在码头给牛仔裤生产商扛大包，然后又在家具工厂里描摹山水花鸟和古代仕女，在他夜晚暂栖的大工棚里，住满了和他一样的偷渡客、年老色衰的妓女以及危险的毒贩，像这样的日子，梁伯强整整过了两年。大概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二十多年之后，他会成为全世界的“指甲钳大王”，并会一次次地在大群硕士、大学生面前传道授业。
对于当年的“激情一跃”，梁伯强的解释是：“实在是太穷了，种地吃不饱，做小买卖又没钱，而且可能被判刑，不如出去闯闯。”事实上，他所描述的生存状况，正广泛地存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在上一年里，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税务官员、财税专家聚集在大连，用半年的时间制定出中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草案。在这一年的9月，人大正式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月收入800元，这一标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被沿用。有趣的是，当时全国民众中，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15人，甚至连邓小平本人，都还够不上征税标准。
很明显的是，当时以工资收入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财富来源的中国人，所得实在是大为有限，这一现象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供给制的全面实行而显得不那么严重，现在，当这道闸门被稍稍打开，人们可以用钱到自由市场买到副食品、去商场购置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由收入微薄而引发的物质贫瘠，就变得严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