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就这样诞生了，根据后来的统计，这一批一共发出了1844张个体营业执照，靠这样的速度，到这一年的年底，全国从事个体经济的人数，迅速地增长到了81万人。在这一年6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以同台竞争，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都应该受到社会尊重。”
这一年里，个体户这个名词，开始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城市里流行开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行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然被广为使用。不过，在当时，它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词汇，由于解放后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让许多人如同机器上冰冷的螺帽与螺钉，习惯于组织、纪律、被安排以及保障，当一个人主动将自己排除在体制外的时候，需要的不仅是决心与勇气，他甚至还需要面对来自身边人的劝告、怀疑、嘲笑甚至谩骂与鄙视。这也正是那些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者，为什么都是待业青年、返程知青、刑满释放者、农民和文盲，只有这些处于体制“关怀”边缘的人，才能下决心与其脱离，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直面冷漠的目光，用自己的勤劳或智慧，在一步步改善处境的同时，编织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在北京，一家名叫悦宾餐馆的小饭店在国庆之后开业了，地址在东城区的翠花胡同一间只有31平米的民房里，然而它却拥有全北京城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
餐馆的老板叫刘桂仙，她在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河北老家到京谋生，此时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因为炒得一手好菜，她得到了在一位中央首长家里做厨师的机会，一干就是17年，而她的丈夫郭培基在“文革”前，也曾经是中南海和北京饭店的厨师。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刘桂仙从收音机里听到，在浙江有人开了夫妻饭馆，这让生活困难的她很是心动，于是，她便找到一个机会，向首长请示开饭馆的可能性，想不到首长对此表示支持，并且透露给她一个消息，国家正在打算放开个体工商业，这个时候去工商局办执照，说不准可以方便很多。
于是，刘桂仙让念书的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东城区工商局。一开始，工商局的干部用“上面没指示”的理由回绝了她，经过一个月的软磨硬泡，忽然有一天，当时的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告诉她：“刘大姐，你的事情经过讨论已经批准了，你先回去开吧。”
带着500块的积蓄和丈夫借来的100元，刘桂仙在自己家里装上了上下水，用一个大汽油桶改成灶台，从别人手里买来三张旧桌子铺上塑料布，却突然发现——她没有钱买当时还很稀罕的电冰箱，但是饭馆总不能没有冰箱。于是，她又请工商局的同志帮她担保，在信用社贷来了500块钱，买来一台降价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在刘桂仙的记忆里，开业第一天来了很多人，有市里的领导、区里的领导、还有不少拿着相机的外宾。区工商局局长把她拉到角落，悄悄告诉她：“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而刘桂仙却正在为菜品担心——当时所有的食品都是凭票供应的，她手里仅剩的一点钱，只能买来四只鸭子，所以，无论客人想吃什么，却只能做几道鸭子菜。更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当菜卖光之后，客人们还迟迟不愿散去，有一个挎着相机的日本记者表示，不论吃什么，一定要在这家饭馆里吃上一顿饭。无奈之下，刘桂仙只好从邻居家借来几勺白面，做了一碗打卤面，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在当时，刘桂仙显然不能明白那个日本记者的用意，在50年代初公私合营之后，北京的所有个体餐馆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国营饭馆。现在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自然具有非比寻常的纪念意义。
事实上，从申办执照到开业，政府对于这个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确给予了不小的支持。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从郭培基的嘴里套出他们“开店没油没粮没政策”的苦衷。在这条新闻被播出之后，原本以为要受到批评的刘桂仙，却出乎意料地拿到了粮本。原来，在看到新闻之后，东城区工商局找到了粮食局，给他们专门批了一个粮本。而那些专门凭票供应的油、蛋、肉、菜、禽、鱼，几乎都是区政府动员各个部门，为悦宾餐馆专门开小灶弄来的。而刘桂仙本人更是每天早上提着两个大口袋，专门到附近的河北农村去找原料。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鼓励她的积极性，区长甚至专门拿着盆去帮他们找豆腐。
尽管这个举动带有很浓厚的示范成分，但是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国家号召发展的个体经济，并不仅仅是口头允诺，在许多方面，国家是愿意给予扶持的。
在9月份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中央向在座的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份，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看的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策的方向越来越朝鼓励个体经济的路上推进，而就在这种渐变发生的同时，在南方的一个地方，一场巨大的变革正拉开序幕。
这场伟大的变革，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惹眼。
不过，似乎所有伟大的进步都开始于一个微小的起点，往往当初似乎是极其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最终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深圳大概就符合这样的含义。
在人们的印象中，深圳似乎是绝对的改革开放桥头堡，事实上，最早的开放地区，还要算袁庚在上一年搞起来的“蛇口工业区”，只不过“特区”这个名字实在太过响亮，才让人们长久地记住了它。①
①：据说，当时的筹建干部们对名字反复争论，有人提出叫“出口加工区”，被认为“与台湾一样”，“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又有人说叫“工业贸易区”，但是似乎又不符合，最后还是邓小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也是特区！”由此一锤定音。
上一年的4月，邓小平授命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可以和蛇口一起，在深圳再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面积更大一些，管理更宽松一些，力求引进外来资本，实行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三个月后，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被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在这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办厂投资，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和旅游事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据许多老人的回忆，在当时敲定特区城市的时候，本来也将上海的崇明岛列了进去，后来却不知为何撤出了。这一设一撤，让上海的发展一下子慢了十年，日后，在上海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时，邓小平因此坦言：“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很快，深圳便从县级市到地级市，而后又由地级市升格为副省级，从这种行政级别上的跃升上，不难看出尽管带有试验性质，但中央仍然对那里的改革投入了不小的气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资金匮乏，在当时，深圳市的总面积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面积则有327.5平方公里。面积虽大，中央却只划给3000万元的贷款，邓小平对此的解释是：“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有地却无钱深圳特区，难免陷入大而无当的困窘中，事实上，当时那里不仅邮政、水电这些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甚至连道路和大块的平整空地都找不出来。尽管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建厂”，但很明显的是，一块连基本的投资环境都不具备的土地，即使那里的政策再优惠，也实在难以拉来“下蛋的金凤凰”。
这块日后万人瞩目的特区，在一开始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只好和一些香港的小商人做点小生意。日后成为金威啤酒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叶旭全，当时是深圳供水局的团委书记，他后来回忆说：“最早引进的行业是‘养红虫’，因为土地荒了，当地的农民就把土地租出去，用鸡粪养金鱼吃的红虫，鸡粪一发酵，整个地方都是臭的，特别是下午一晒，几公里内都闻得到！”看到这些，他实在是纳闷，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替香港人养虫子？
这种疑惑不仅叶旭全一个人有，甚至连当时的市委书记张勋甫也没搞清楚，这块地方究竟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不过，尽管懵懵懂懂，他还是用上了中央所给的政策，并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自作主张地为深圳掘来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在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年每人只有134元，而就在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那里的农民却可以收入13000港币，如此大的收入差距，让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从1970年到1980年十年时间里，当地竟然出逃七万多人。“外逃风”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丢荒9万多亩。张勋甫当时的深圳开发者们思来想去，便开始在这些地皮上打起了主意。
为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当时一位名叫骆锦星的干部翻遍了马列著作，终于在《列宁全集》里找到了一段恩格斯的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这个发现让开发者们大感振奋，因为，有了恩格斯这位祖师爷当挡箭牌，他们至少不用担心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了。
就这样，在这一年的1月1日，深圳签署了全国第一份土地出租协议。一个名叫刘天竹的香港商人，拿到了当时东湖公园附近的一小块土地，随后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商品楼盘“东湖丽苑”，108套期房还未施工，就在三天里迅速被抢购一空了。当然，购买它们的都是买不起香港房子的香港居民，大陆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度改革，则要等到七年后才能出现，当然，那也是发生在深圳的。
有了“东湖丽苑”的成功，开发者们的信心开始变得坚定起来，他们很快熟稔了这种“生财之道”，在此后的几年里，深圳特区依靠收取土地使用费，完成了基础的工业设施建设，随后招兵买马，引资入驻，五年时间里利用外资12.8亿，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当四年之后，邓小平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块个原来的小渔村已经面貌一新，风气领全国之先了。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设想：假如我们将中国的各个地区看成一个个鲜活的人，那么深圳和蛇口这样的地区，便像极了那些从体制中跳出的下海者，他们懵懂而大胆，对未来一无所知，仅凭着一腔热血和希望前行，时常不循规蹈矩，却不乏新鲜的元素，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就像是另类的存在。然而，正是这种勇往直前的尝试，才让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变得异常精彩。
如果说，当年那些下海创业的人们，用他们个人的努力，让这个从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逐渐和商业社会接轨，那么作为一块率先从体制中走出的土地，则充当了传播清新空气的“窗子”，在我们追溯新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时，这扇开启于1980年的窗，则必须被我们永远铭记。
就在张勋甫一手卖地，一手抓建设，热热闹闹地开始深圳特区的宏基伟业的同时，远在北京的邓小平明显也感受到了这种方式的可行型，4月初，邓小平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提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
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早的国家领导人关于住房问题的谈话。在邓公生前，他就看到了自己的话成为事实，房地产和建筑业不仅没有“赔钱”，而且它还成为了中国最赚钱、最饱受非议的一个行业之一。
这样的谈话，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它甚至有点像是一种来自于个人的见解。然而在中国的政治氛围里，威权人物的开明与否，最终决定了这个威权体制的进步程度。很显然，邓小平在经济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态度，基本决定了后来中国商业社会发展的走向。日后我们将会看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声音，才是书写近三十年来体制更迭的唯一笔墨。
在这一年里，一个名叫阿尔文·托夫勒的美国学者，成为了人们所追捧的对象。他原来是《幸福》杂志的副主编，在记者生涯的磨砺当中，磨练出优美纯熟的文笔，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对社会问题，特别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苦心钻研下，他对未来价值体系以及社会走向的研究颇有进展。这一年，他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引发了雪崩般的评论，被业界称为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杰作之一”，这本书在三年之后正式被翻译到了中国，但是在此之前，英文原版已经传播过来，有许多习惯于“雪夜读禁书”的人，得以抢先分享书中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