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意外骨折，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母亲身体则一直孱弱，于是，初二还未念完的南存辉，不得不背上一堆工具，辍学成为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小鞋匠，在他的回忆里：“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深深地刺进手指，鲜血顿时涌出，只好找片破纸包上伤口……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凭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的用功，质量可靠一点。”在6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小鞋匠办了一家名为“求精”的开关厂，在20年后，这家开关厂成长为正泰集团，在这个过程中，质量即市场的道理始终伴随着他，而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正泰为何在后来激烈的低压电器大战中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的原因。
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实是那么的残酷，未来又是那么的不确定，但是假如能够将这一年的大事梳理成线，找到一条发展脉络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关中国的商业史，是在这一年里才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获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后，科学大会的召开，正式确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基调；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五条里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尽管这条条文还带有着明显的“革命意味”，但“允许个体劳动”的规定，却无疑等于在巍巍冰山上凿下一角，从此暗流奔涌，势无可挡。
随后，在5月份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有关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思想，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随后的一系列外事活动中，中国开始逐步向外界敞开了大门；在11月份，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革命行动，那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们，从此将开始逐步平反，无疑相当于卸下了他们心头的最大负担。这种逐步渐进的变化，在一点一滴改变现状的同时，也逐渐为中国未来的走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卷。
如果将这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商业史，比作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那么作为第一幕，1978年的高潮，则应当归属于一次具有特别意义会议的召开。
在这一年的年底，从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同时也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回忆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值得寻味的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个议题之下，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就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许对于当时来说，这种变化并没有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内心，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政治与“革命”将不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重新成为了这个民族前进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中国真正开始摆脱桎梏，真正开始自己的新路途，却是从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开始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许多变化的发生，其实是需要历史的感召的，正是在这种感召的热情下，许多原本应当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一生的人，纷纷开始从各自的岗位上离开，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开始了他们的商业人生。
在20多年后，创办了了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回忆说：
“记得在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一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事实上，感受到政治气氛变化的，并不仅限于柳传志这样一批敏锐的人，即便是在政府的许多高层官员中间，也都感受到了明确的方向，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的态度何去何从，实则上是一个非常叵测的命题。
在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纪录片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在1978年12月初，当时担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与政治理论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一起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道：“袁先生，中国允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袁左问邓力群，闭眼不答，右盼马洪，紧嘴摇头。最后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1978年的确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从许多的领域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让人感受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将视线停留在一些对于国人来说还很新颖的东西上。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作文题目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比起1977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其中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一年的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之外，还破天荒地出现了少数几本外国文学名著，这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几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在一向被视为党内第二大理论报刊的《解放日报》上，居然专门用极大的篇幅来介绍当时绝大多数国人还都很陌生的超市；在《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在公园里则出现了牵手的情侣，在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后，北京在十年来第一次演出了西方的芭蕾舞。
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这一年报道称：“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们已经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卷发和电烫发型，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恐怕就要属理发店了。”
在此后的几年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那些西方国家、港台、日本的流行元素，开始逐渐渗透进中国。年轻人开始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以蜷曲的“鸡窝头”为最时髦的标志。稍后一年，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甜蜜蜜》被创作出来，尽管被大陆的媒体舆论斥为靡靡之音，却已经有许多青年男女正在偷偷传唱。
不过，此时的中国人，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会真正地习惯于追求那些物质财富，已经拥有接近十亿人口的中国，在此刻似乎还不适应这种新气氛。人们显得那样单纯而天真，甚至有一些无知。美国华人协会的一名秘书在这一年来到中国，在一些学校里做有关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报告，最后，一位青年学生呆呆地问道：“听说，在美国他们可以用铁管子把牛奶接到家里来，是真的吗？”
和这个青年一样，我们那些已经出现、或是尚未出现的主角们，在此刻也大多显得蒙昧而迟缓，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智慧还都处在一种尚未萌发的阶段，以至于想要从这一刻就观察到他们的全貌是那么的困难。但是随着时日推移，你会发现这些人都开始呈现出大家印象中的风格，这种风格越来越清晰，随着对这个国家、这段历史中发生过的大事小情的逐渐还原，在许多年后，他们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形象。
很明显，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开始。在这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西方的圣诞夜里，中国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踏上了飞机。在前一天的平安夜里，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比昂尼克发表了一篇新闻评论，由这个外国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78年划上了句号。
在这篇名为《中国人民进入正常的充满希望的时代》中，比昂尼克说，“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达到这个目标可能要费若干年的时间。从明年起，经济将同政治处在同等地位，将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搞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1978年，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