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给人的印象，大概就是它的富庶了。财富的印记在村子里随处可见，你会发现，在村子里停放着许多重量级的豪车，即使是二十多岁的年轻村民，也有奥迪、别克这一档次的私家车，比豪车更多的，是村里到处遍布着宽窄不一的长廊，将每家每户的别墅以及厂区之间连接在一起，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达成当年立下的”雨天出门不打伞“的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大概是这个村子的最高决策者吴仁宝的简朴，尽管华西村的大饭店比比皆是，但吴仁宝的饮食几十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一碗清汤面，一碟小青菜、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在他居住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曾经有记者细致地描写道：“吴书记房间里摆着一张老式的木床，被褥都已陈旧，外间两个单人沙发，看起来竟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式，扶手上的皮革脱落。”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不住好房子的时候，吴仁宝往往会幽默地回答：“墙上这几百张照片，就是最好的装饰。”在他背后，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与几乎每个时期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吴仁宝与政府关系的融洽，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吴仁宝就非常注意维持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他也极善于运用这种良好关系来为华西村服务。为了能够把握政治风向，这个只念过几天私塾的人热衷于读报，在电视出现后，他每天无论风吹雨打，都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于是我们看到，在他执政华西村的48年时间里，那里几乎是新中国所有历史时期的农村典型，从“浮夸风”时代的高产村，到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从科学种田典型，到乡镇企业典型、农村支教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等等。
对于这一个个政治上的荣誉，吴仁宝的态度十分淡然，他甚至还对媒体坦言：“有些典型是靠作假和唱高调换来的”。他的这种说法并不是虚构的，比如1958年的浮夸风，他就带头虚报过产量。而在他退休之前，正值中央提倡“三个代表”，吴仁宝立即指示华西村艺术团，专门创作三个剧本，用来歌颂“三个代表”。
吴仁宝的这种举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以政治优势来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这一点上，“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
吴仁宝独创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屡试不爽，在60年代举国农村学大寨的时候，被竖为“样板大队”的华西村，其地位和风光几乎直追陈永贵的大寨，但在表面文章之下，吴仁宝这位“陈永贵式”的好干部，却悄悄地在村子里办起了小五金厂、铁匠铺和纺织作坊，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吴仁宝的先进身份，自然是这种“见不得人”勾当的最好掩护。
7年过后，文革结束，大寨很快被斥为“假典型”和无视科学的反面教材，那些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无不举目四望，心思茫然，折腾多年却一无所得。与此同时，华西村盘点家底，小小的五金厂却积下了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以及三年的口粮。
吴仁宝的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当时一度曾被人揭发出来，然而他靠着平时与政府积累下的良好关系，轻而易举地将事情不了了之。
一位长期研究华西村的学者评论道：“吴仁宝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注意到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要归结为他的敏锐，这一点许多人都能够做到，但能够对每一条中央政策都作出正确的解读，举目全国也没有几个”。
我们回顾吴仁宝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推行，中央大力号召“分田到户，土地承包”的改革措施。但吴仁宝却并不认为这种政策适合华西村，在他看来，华西村的800亩耕地，就算是一年两熟，“把田绣出花来也只能混个肚子圆”，而中央的意图无非是让农民富起来，只要不违法乱纪，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并不重要。于是，他决定把800亩耕地全部划给几个种田能手承包，剩下的村民则马上参与创办一个农药喷雾器厂。四年之后，这个厂又带来了200万的利润。
吴仁宝的这种政治解读能力，在让华西村获得了安定的发展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在那个政策反复无常的时代，前瞻者往往会得益颇丰，另一位同样精于此道的企业家柳传志则补充说：“跟不上趟的人只能在后面吃土。”
很明显，吴仁宝和华西村从来都不是那个“吃土者”，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华西村都依靠政策捷足先登，成为绝对的吸金机器，日后华西村300亿的产值，很大程度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积聚起来的。
华西村最著名也最令人称羡的一次原始积累，发生在邓小平92年南巡期间。
当时，在南巡讲话公开发表之后，从2月19日开始，《深圳特区报》就连续发表了《要搞快点》、《要敢闯》等8篇文章，吴仁宝据此判断，全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刻即将到来。据一位村党委委员回忆，当时吴仁宝在凌晨两点将村里的全部干部和企业领导召集起来，情绪高昂地宣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信息和多年的经验，邓小平出来讲话了，经济发展的浪潮马上就要到来，经济一大上，原材料就吃紧涨价，我们要赶紧筹钱先把粮草买了”。这一次，从无负债的华西村破天荒地借款1000万元，而吴仁宝究竟动用了怎样的关系，从银行“火速”贷来了多少钱，最后又赚了多少钱，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谜。其子吴协东后来透漏说，当时买了万吨钢坯、千吨铝锭，其他材料无数，光铝锭一项，就净赚1200万的差价。
上世纪70年代曾在华西村插队，后任江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姜宪回忆说：“老吴很善于‘两面讨好’，上面的政策总是弄得很明白，村子的利益常揣心头。”不过，这句话显然还不够完整，这个当了48年村支书，最高曾任江苏省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吴仁宝，绝不仅仅只会“把政策弄明白”，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苦心，让华西村所拥有的影响力异乎寻常。甚至在某些已经超越了一个企业所能拥有的最大限度。
在1995年前后，眼见褚时健的云南红塔集团，每年可以从香烟的生产与专营中得到超额利润，吴仁宝则开始了自己的动作。他动用多年积累下的高层关系，竟然硬是弄来了生产“华西村牌”香烟的批文，然后交由淮阴卷烟厂生产，由华西村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整条环节，华西村一分不出，每年却可以从中提取2000万元的纯利润。以一个村办企业，竟然能够参与国家垄断行业，吴仁宝的政治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便可以从中知晓了。
无论是在政治运动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吴仁宝的政治能量似乎始终未见削弱，甚至还越来越强，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红人”们纷纷落马、或被人逐渐淡忘，而吴仁宝却能够保持“五十年红旗不倒”，目睹其人其景，令人不胜感慨。
在这一问题上，江阴市的一位官员透露了一点内情：“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村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在这一点上，与华西村并称“北大南华”的天津大邱庄当家人禹作敏则表现的截然相反，从一开始，禹作敏走的就是靠冲撞体制来获得利益，这在厉行改革的年代自然平安无事，但当改革思路骤变，“稳定压倒一切”的岁月到来时，它却会成为外界攻讦的借口，加之与政府关系的恶劣，使得危急时刻，高层官员再无人肯出面为之缓颊解困。相比之下，吴仁宝的每一步棋，靠得都是和政府的紧密配合来完成，在获得政治庇护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上的丰厚回报。这种关系甚至为当地政府所认可，并注意加以维护，据说，江阴市每一届领导班子在上任之初，都会和吴仁宝进行交流沟通，以方便日后“展开工作”。
和吴仁宝“五十年红旗不倒”同时令人惊讶的，是在长久以来，吴仁宝都保持着对华西村的绝对控制权，他既是华西村的最高行政决策者，同时又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执掌权柄，却从未遭到过村民的反对，也未遭到过外界的质疑。在他未退休之前，四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就已经成为了华西村新一代领导的核心人物，在他退休之后，整个华西集团的产业被传给了他的孩子们，大儿子吴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二儿子吴协德主政钢铁产业，三儿子吴协平负责旅游服务公司，女儿吴风英负责服装公司，小儿子吴协恩则接了他的班，担任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这样看来，集体性质的华西集团，似乎正在以一种家族企业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吴仁宝正式退休，忙碌一生的他，仍然习惯在村子里和厂区间转来转去，也仍然习惯在凌晨两点起床，去各个工厂里巡视一周，因为“那个时间往往是工人最困的时候，不去看看不放心”。不过在他看起来，自己还是有变化，也享到了福，因为他“可以到村里的宾馆，吃点自己想吃的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