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我经常收到国内外熟识和不熟识的朋友来信来电，索要我的对话、演讲、文章以及出版的书籍，除个别人回寄了，对绝大多数人，因公务繁忙，加之一时找不到这些文章和书籍，就没回复，深感歉意。
那时就想将来有一天闲暇了，把这些东西汇集一起，如果还有价值的话，出版了赠送给朋友和社会。我的几位学生和朋友帮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并编成了《刘吉思想教育艺术文集》，共分四册，即《话不在多——对话集》、《不要喝彩——演讲集》、《豁然开朗——论文集》和《心灵花雨——通信集》。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再版发行，希望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点添砖加瓦的作用。这对我来说也算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
（二）
不少人问我是哪个刘吉？
搞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刘吉？
80年代初在企业当党委书记出名的刘吉？
搞航天在南太平洋执行过发射同步卫星任务的军人刘吉？
在无锡市当领导发表过文章支持乡镇企业兴起的刘吉？
在1986年底学潮中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书记时和学生对话的刘吉？
任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理事长的刘吉？
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中任国防科技大学领导的军官刘吉？
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当党委书记的刘吉？
在国际龙舟联合会任主席的刘吉？
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刘吉？
据说香港还专门出书论述“此刘吉彼刘吉”。上述的报道，是否都指的是我？我很难确认，但我确实在这些岗位上都干过。
（三）
在抗日烽火燃起的年代，我出生于东北西北部一个小村庄的贫农之家。解放以后我11岁才开始念小学，连蹦带跳升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4年毕业之后的30多年里，我的工作变动12次。我的挚友——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永田教授，7年前写了一首《赠刘吉》的五言诗：“君本农家子，传奇并不奇。清华食智果，矢志核物理。政府任公务，企业管经济。不惑年已过，投笔着戎衣。学潮奔科大，亚运又从体。十载八调动，受命危难际。农工兵干体，行行争第一。”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刘吉：一会儿是百姓；一会儿是军官；一会儿是搞原子能研究的工程师；一会儿是大学教授；一会儿是政府公务员；一会儿是企业家；一会儿是理论工作者；一会儿又是体育工作者……这样的阅历有点传奇，所以经常遇到青年朋友问我：“你主张干一行爱一行，还是爱一行干一行？”我回答说：“当职业选择了你的时候，就要干一行爱一行；当让你选择职业的时候，你应爱一行干一行。”我一生走过的路基本上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我主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者“无功就是过”。我是这样说的，我也尽力去这样做了。因为我工作变动多，我接触的社会面就广；因为我站在不同层次的岗位上考察了中国的现实，目睹了各种人的心态变化和表演；因为我受过多种岗位锻炼，应该说我对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深透的。尽管全套书取材不同，但反映的主题是管理和思想教育的方方面面。全套书有整体性，每一册又有独立性，每一篇也是完整的。我的朋友景克宁教授说这套书的基本特点是：在内容上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在逻辑上有雄辩推理的科学性；在形式上有声情兼备的艺术性。是不是这样？请读者去评论。
（四）
我进入管理和思想教育战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面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专业干部归队。而我恰在此时归入此道，所以一些了解我的朋友惋惜地说我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职业”。但实践证明我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接受了党组织交付的一项大有作为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人的潜能大量释放，入的智慧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我之所以接受并乐于探索一度被人忽视、低估，自己又不甚熟悉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完全是受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驱动。我想，对于一个革命的先进阶级来说，改造“物”与改造“人”是同等重要而又不可分割的伟大历史使命。无论在企业、部队，还是在机关、学校的工作中，我都深深感到，人的自身改造与完善、人的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改善和提高人们思想文化素质，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为目的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是我们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这些年，我结合自己的实际，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系统科学、行为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论著，为探索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加之我的阅历和较丰富的实践，使全套书倾注了我的心血。这里收集的一篇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变革和进步，我对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融进了我的激情和热爱。
1983年，我提出并论证了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者专家化问题。
1984年，我提出并实践运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1985年，我提出并论证了创建管理和思想教育工程学问题。
1986年，我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
1987年，我提出并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教育工作若干的问题。
1989年，我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艺术化问题。
1991年，我提出并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四论”，即：地位适当论，作用有限论，加强有益论，削弱有害论。
1993年，我论证了“为什么搞全民健身工程”？此工程被江泽民同志誉为“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94年，我提出“规范行为，引导思想”思想教育工作60条。
1996年，我提出并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八重”，即：重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人，重在塑造一种精神，重在凝聚人心，重在加强建设，重在群众参与，重在资金感情投入，重在为群众办实事，重在各级干部做表率。
从中可以看出我研究的思路与轨迹，“满腔情与爱”贯穿始终。
（五）
然而我深知，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要做好今后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仍必须不断地探索，不倦地学习。我一直认为，没有全社会的支持，没有集体的智慧，个人的探索往往会遇到无法预料的困难，甚至会中途夭折。为此，趁这套文集问世之时，我再次诚挚地感谢在我探索中给予我支持的领导和朋友们。
刘吉
199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