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技巧的能量是无穷的。“一言可丧邦，一言可兴邦”，“一句话说恼，一句话说笑”。
语言技巧的应用是广泛的。从治国安邦到婚姻嫁娶，从外交谈判到日常生活，不论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都需要善用语言技巧。因此，要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必须首先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
第一节分寸技巧
世上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分寸，在处理问题中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要讲究技巧的，不得体的语言、不当的语言都会影响处理问题的进程和结果，而得体的、恰当的语言又会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
对具体问题，能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这就是一种分寸；一个问题，有多个侧面，可以有多种处理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它自己的分寸。商场如战场，有些人能应付自如，是他们把握了“分寸”；官场多危艰，有些人却游刃有余，是他们会运用分寸艺术。
然而，生活中也有那么一些人，在所要处理的问题已近圆满之时，却因一思之异或一语之失而功败垂成；还有一些人，虽然问题已经处理完了，却还嫌不够完美，以致画蛇添足；更有那么一些人，尽管想处理的问题如愿以偿，却给人留下了说话没有分寸，不知深浅的印象……
实际上，会处理问题与不会处理问题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是千里之遥，还是毫厘之异？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分寸”之间。
只要掌握了分寸，即使千里之别，经过恰到好处的沟通，也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倘若把握不好分寸，毫厘之差，也可能因言语有失，沟通欠妥，而谬之千里。为此，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必须善于把握好分寸。
一、述说要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通俗地说，即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
要说服人，首先要弄清情况，摸准脾气秉性，包括这个人的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等；如不讲对象、不讲场合、不讲分寸地乱说一气，可能会把小事闹大，大事弄僵，对处理问题有百害而无一益。
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有一回，他的马跑了，吃了农民的庄稼。那个农民十分愤怒，就把马扣下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去向农民求情，说了许多好话却没有把马取回来。孔子感叹地说：“用别人不能理解的话去说服人，好比用最高级的牺牲———太牢去贡奉野兽，用最美妙的音乐———《九韶》去取悦飞鸟，有什么用呢？”于是他派养马的人前往。养马人对那个农民说：
“你不是在东海耕种，我也不是在西海旅行，我们既然碰到一起了，我的马怎么能不侵犯你的庄稼呢？”农民听了，十分痛快地解下马，还给了他。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意思是，听到了某个道理是不是马上见之于行动？孔子回答说：“有父亲和哥哥在，怎么能不向他们请示就贸然行事呢？”
过了些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冉有也问了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了当然要马上行动！”这两次谈话都被孔子的学生公西华听到了。公西华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问孔子：“先生，子路问您听到了就行动吗？你回答说要征求父兄的意见；冉有问您听到了就行动吗？您说听到了就马上行动。您的回答前后不一致，我弄不明白！”
孔子回答说：“冉有对待问题畏缩犹豫，所以我鼓励他处理问题要果断一些，叫他看准了马上就去办；而子路好勇过人，性子急躁，所以我得约束他一下，叫他凡事三思而行，征求父兄的意见。”公西华听到孔子的回答，茅塞顿开。
一般来说，老师说服学生，是很正常的事，但一个平凡姑娘能说服美国总统，却让人觉得很不一般。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位姑娘找到林肯，要求总统开一张去南方的通行证。
林肯说：“战争正在进行，你去南方干什么呢？”
姑娘说：“去探亲。”
“那你一定是个北方派，你去劝说一下你的亲友们，让他们放下武器。”林肯高兴地说。
那姑娘说：“不！我是个南方派，我要去鼓励他们，要他们坚持到底，绝不失望。”
林肯很不高兴，“你来找我干吗？你以为我能给你通行证吗？”
姑娘沉着地说：“总统先生，我在学校读书时，老师就给我们讲诚实的林肯的故事，从此，我便下定决心要学习林肯，一辈子不说谎。我不能为了一张通行证而改变自己说话、做事都要诚实的习惯。”
林肯被姑娘诚挚的话打动了，“好吧，我给你开一张。”说着，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请让这位姑娘通行，因为她是一位信得过的姑娘。”
姑娘能说服林肯，原因在于她掌握了因人施言的技巧，林肯被姑娘诚挚的话打动了。
二、述说要善抓关键
同样的话，说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气氛下，效果就会大相径庭。所谓不失时机，就是善于抓住最佳地点、最佳时间、最佳气氛，及时利用外部环境，把话说在最有利于处理问题的关键的节骨眼上。
比如，说话要顾及场合。否则，再好的话题，再优美的话语也收不到好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所谓“境”，有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说话的具体场境。这里指的主要是说话的具体场境，即由一定的时间因素、空间因素和交际情景有机组合成为的言语交际场合。交谈时，说和听双方对话语的采用或理解，都要受特定场合的影响和制约。就说的一方来说，无论是话题的选择，还是话语形式的采用等，都要根据特定场合的需要来确定。
例如在说话话题上，在人家办喜事的场合，就不要谈使人丧气的话题；在人家悲痛的时候，一般忌谈逗乐的话题；在大庭广众中作演说、作报告，应当讲严肃的话题，而且话题要求集中。如果是聊天，则可以不断转换话题，甚至离题也有离题的乐趣。
从话语形式来说，一般需要按照常规形式说话，而在特定场合，又可灵活变通，组成特殊的话语形式，这样反而能够收到更为理想的效果。
首先说话一般要求语句完善，符合语法规范，但在特定场合，却允许而且需要组织结构特殊的话语来传递信息。
例如，当汽车快到十字路口而司机仍未减速时，旁边的人只需提醒：“红灯！”司机便会立即作出减速、刹车的反应。此时若旁边的人说出这样结构完整的复句：“前面遇上红灯，这是不准前行的讯号，你应当减速停车，以遵守交通规则，保障安全。”人家不说你有精神病，至少也会认为你这人“迂”得可以了。
因为司机头脑里早已储存有途中可能遇到的那些情况和应该作如何处理的信息，因此，只需用极简短的话语提示，他就立即会调动大脑中储存的有关信息去补充。这时的话语要特别简明，语气要特别急促。
虽然说话一般要求前后连接，语意明晰，但在特定场合又不得不采用断续跳落，甚至话题飞转的话语形式。
例如，当汽车停站后又启动时，忽听得一声急促的叫喊：
“车，车，车！———我还没下哩！”原来是一位妇女由于抱小孩，东西又多，来不及下车。妇女这话孤立起来看，意思不连贯，也不明确，但由于环境的参与，意思又是很明确的，加上词句的简明，语气的急促，效果十分强烈。还有，比如语音的纯、杂也可以依具体场合加以调整。一位老学者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讲学，在适当的时候忽然冒出一两句地道的故乡方言，又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19世纪，维也纳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时兴一种简高、檐宽的帽子，而且在帽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翎。女士们一进入剧场，观众就只能看到她们戴的帽子，而看不见戏台，剧场经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一再请求女士们脱下帽子，可谁也不予理睬。这时，经理灵机一动，即说，根据女士们爱美、爱年轻的心理状况和志趣特点剧场同意：“年纪老一点的女士可以照顾不脱帽。”话一出口，女士们竟纷纷脱下了帽子。因为她们面临着“美女”与“老妇”的选择，维也纳的上层妇女，当然谁也不愿意做老妇，她们戴那种简高檐宽的帽子，不也是为了追求美吗？
可见说话人抓住了关键，并对症下药，就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产生良好的讲话效果。
任何人当众讲话时，都是以表达思想，传递信息。要想使彼此交流达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对象意识外，还要有自我身份意识。也就是说话要得体，言语形式的选择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说自己该说的话。如以下级的身份向上级汇报思想工作，当持敬重的态度，注意措辞的严肃性和应有的礼节性。与同辈亲友交谈，则以亲切、自然为宜，不宜过于一本正经，否则便有疏远之感。说话不得体，不注意身份，听的人总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引起反感，这肯定达不到交流的目的，甚至事与愿违。
当众发言要符合自我角色身份，首先就要做到称谓、口气适合。例如：一位因改革而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企业家，在一次代表本厂与另一厂家厂长洽谈业务时，姗姗来迟。且一见面就一本正经地说：“我忙得不得了，只能用很少的一点时间接见你。”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对方厂长更不是滋味，一笔几十万元的生意，便一语告吹。厂家洽谈生意，双方的地位是均等的。姗姗来迟已属不礼貌，而“我实在忙得不得了”、“接见”等语气的潜信息则是：傲慢和盛气凌人。
其次，在当众发言时要注意自己的多重身份，针对不同环境，选择相适应的表达方式，使自己的表达与自身思想情感相符合。
常言说，“言为心声”，鲁迅先生也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个人用什么身份说话，很容易反映他的思想境界，处世的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如何把握好交谈双方特定的关系而作语言的修饰调整，以更好地传情达意，这正是提高说话水平要研究的课题。如一位湘籍著名歌星，应邀在长沙作佳宾主持“情系三湘”的赈灾义演节目串联时，只见她手持话筒，朗声说道：“那次中央电视台举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给‘娘屋里’的参赛选手打了最高分，下次‘娘屋里’的妹子到北京参赛，我还要给他们打最高分。”这样的话不无失体之嫌。若是在私下场合对“娘屋里”的说说私情乃人之常情，而在这义演的严肃场合，说的又是严肃庄重的大奖赛评委打分问题，如此地偏重于“情感”而疏于“理智”的话语，人们不禁会问：作为评委，其公正何在？
再次，话虽是说给听众听的，但话说得好不好，能否为听众所接受，还要看发言人是否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而一个人的心情则是和他的思想、处境分不开的。这种不同处境下的不同心境，同样会在人们的表达中自然流露，显示出说话者的本色身份。
三、述说要创造氛围
处理问题要注意环境和气氛是否合适。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和气氛，就设法创造一个合适的氛围，借以打破僵局，说服对方，从而达到处理问题的目的。
有这样一个案例：公安机关某刑警支队抓获一名单独盗窃汽车的犯罪嫌疑人，从他的交待中，侦察人员推断他从属于一个内外境盗窃汽车的团伙，但不管如何追问，他就是避而不谈，坚持说自己是一个人做案，审问人员拿出推理证据，他一概装聋作哑。当审问人员都束手无策时，指导员提出一个办法：因在审问时得知案犯结婚刚刚两年，孩子一定不大，我们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及他的父母都请到这里来，再向他陈说利害关系，他也许会开口说出实情，说办就办。果真，案犯的女儿刚刚一岁，当看到他妻子抱着女儿瞅他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还没等审问人员提问，他就一五一十地交待了。当然，后来汽车盗窃团伙被破获了。这名犯罪嫌疑人因有主动表现，而且是一名从犯，被免于刑事处分。而这件事的处理过程却是在非常有利于处理的氛围中进行的，因此收到了不同凡响的效果。
1890年，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等一行二十一人参加道奇夫人的家宴。不一会儿，就发生了在宴会上经常发生的状况：人人都在跟旁边的人谈话，而且在同一时间，慢慢地便嗓音越提越高，拼命叫喊，好让对方听到。马克·吐温觉得，这像一场骚乱，有伤大雅，太不文明了。如果这时大叫一声，叫人们安静下来，其结果肯定是惹人生气，甚至闹得不欢而散，怎么办呢？
马克·吐温心生一计，便对邻座的一位太太说：“我要把这场骚乱镇压下去。我要让这场吵闹静下来。法子是您把头歪到我这边来，仿佛对我讲的话听得非常起劲。而我只用低声说话。这样，旁边的人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话，就会一个个停下来，那时，除了我叽叽咕咕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
接着，他就低声讲了起来：“十一年前，我到芝加哥去参加欢迎格兰特的庆祝活动时，第一个晚上设了盛大的宴会，到场的退伍军人有六百人之多。坐在我旁边的是某先生。他耳朵很不灵便，他有聋子通常有的习惯，不是好好地说话，而是大声地吼叫。他有时候手拿刀叉沉思五六分钟然后突然一声吼，会吓你一跳，直到逃出美国。”
说到这里，道奇夫人那边起义般闹哄哄的声音小下来了，并沿着长桌蔓延开去。马克·吐温用更轻的声音一本正经地讲下去：
“在某先生不作声时，我对面的一个人对他邻座讲着故事……我听到他说，‘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把揪住了她的长头发，尖声叫唤，哀求着把她的脖子按在他的膝盖上，然后用剃刀可怕地猛然一划，’”
到这时候，马克·吐温的叽叽咕咕声已经达到了目的，餐厅里已一片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