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晚，北京国家体育场。在二〇〇八名表演者雷鸣般的击缶声中，在“……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那排山倒海的吟咏之后，一个稚嫩的女孩子的歌声从天籁深处油然飘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五十六个身穿民族盛装的孩子，脸上含着灿烂的微笑，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下，拥举着一面鲜红的国旗，信步走进第二十九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会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激动得难以自持……
当海盛轮靠近大连码头时，最早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站在客运站二楼露天长廊上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他们左臂缠着绣有俄文标识的红袖章，牵着狼狗，用俄语大声吆喝着。一个苏联军官矜持地站在检票口，父亲从他身后探出身来：“妞子！小弟！小妹！爸爸在这儿呐。”
和在北京分别时判若两人的父亲，精神焕然地从母亲怀里接过妹妹，妹妹惊恐地望着他，不知如何是好。
走出富丽堂皇的候船大厅和栈桥长廊，在高高的台阶下，停着一辆俄罗斯四轮马车。马车夫见我们走下台阶，忙迎上来帮助拿行李。父亲对我们说，这样的老式马车现在已经不多了。他指了指与客运站只一道之隔的一座巍峨的欧式建筑：“这就是港务局大楼，职工学校在六楼。”
马车徐徐驶过港湾桥，拐上一条宽阔的街道。父亲骑着自行车缓缓跟在马车一侧，为我们当向导。
“这条大街叫斯大林路，路口的那座灰色的建筑是日本殖民时期的期货交易所，前面那座尖顶建筑就是大连海关。”
驭马打着响鼻，在宽阔的街道上信马由缰地走着，车夫懒洋洋地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座位后面的车厢里，一个古老的铜踩铃，在阳光下显得锃光瓦亮。父亲让我踩了踩那铜铃，随着一阵悦耳的铃声，驭马立刻仰起头加快了脚步。
从码头向西走出很远了，我们还没遇见几个行人。和人头攒动的北京相比，这座东方的海滨城市显得格外宁静，甚至近乎萧条。
细碎的马蹄声散落在深秋的街道上。在一个辽阔的广场周边，耸立着十座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那高大的穹顶、挺拔的罗马石柱、哥特式的尖顶、巴洛克式的扶壁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大连的公共建筑如此高大且很现代，较之北京低矮的灰色楼宇，让人感到既新奇又气派。
“原来大连是这个样子，好像到了一座欧洲城市。”母亲感慨地自言自语，父亲的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清爽街二号是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典雅建筑，当年叫“南山寮”，是殖民时代大连满铁高级雇员的单身公寓。
沿着花岗岩石阶走进大楼，一个高大对称的门厅大堂显示了当年业主们毋庸置疑的身份。大厅两旁延伸的走廊与环形楼梯，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艘宽阔的邮船上。地上铺就的朱红色麻胶地板，突出了工业时代港航业的风格与特点。门厅中间两根粗大的石柱下，环绕着一圈圆形木椅，让人联想到驿站的小憩，联想到小憩之后的继续远行。
我家住在二楼东侧的一一三号。这是一套三居室的套间，另外配一间厨房一间门厅。在厨房里，母亲和姥姥终于见到了父亲在信中几次提到过的大连煤气。对于北京人来说，大连厨房的现代化程度，实可谓世界水平了。
“用完后一定要把这两道开关都关好，否则是会煤气中毒的。”父亲一再叮嘱大家。
五十年代初，清爽街二号大楼里的住户，基本都是解放后从华东及长江沿线的港口城市统一抽调而来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为港航专业的技术干部，所以上海和江浙人占很大一部分，他们当中有港监人员、船长、引水员、港口高级调度员、理货员，等等。
住在我们对门的刘奶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这座楼里上海人的精神领袖。刘奶奶已过耳顺之年，她身材瘦小白发红颜，平日深居简出不苟言笑。那些叽叽喳喳的上海女邻们，只要一迈进刘奶奶的家门，就会立刻安静下来。她们与刘奶奶之间的谈话极富音乐感，遗憾的是，我连一句都听不懂。
刘叔叔是大连港的一位中年工程师，三十五六的人了，依旧孑然一身。他为人谦和温文尔雅，对刘奶奶言听计从，令人钦慕。母亲曾想把医院的小吴大夫介绍给刘叔叔，但因小吴大夫是大连本地人，这让刘奶奶很不放心，她与刘叔叔说了许多极富音乐感的话，之后，刘叔叔不好意思地回绝了。
刘奶奶的隔壁是一位姓杨的年轻工程师，也是上海人。杨叔叔娶了一个大连媳妇，那媳妇个子高高的，打扮得很时髦。平日里她尽量学着上海话，假装上海人。但实因语言模仿能力太差，常常丑态百出。在刘奶奶的圈子里，这个假上海女人永远得不到认可。
清爽街二号楼前，便是波光潋滟的明泽湖。这湖虽不及什刹海大，却也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以溜冰，是大连市内唯一的一片湖水。
明泽湖西岸有一座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儿童游园。公园里有一个小露天剧场，一个伞状大棚下的旋转木马厅，两个兼做小卖店的木结构亭阁，还有一些儿童体育及游戏设施。
在明泽湖与公园之间，是一条沿湖铺就的柏油路。深秋时节，两旁高大的银杏树一片金黄，犹如俄国画家列维坦笔下色彩浓郁的油画。
住进清爽街二号后不久，我和姐姐就重新上学了。姐姐去了明泽湖东岸的桂林小学念四年级，我则去了明泽湖北岸的枫林小学念二年级。
大连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年轻的一座城市，至一九五三年，城市开埠仍不足六十年。其间曾被沙皇俄国统治了七年，之后又被日本殖民者占领了四十年。在老大连人日常生活的词汇中，经常夹杂着个别日语及俄语词汇。俄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性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与这座城市一同成长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都北京对于大连人来说，几乎是远在天边的圣地。即便是成年人，去过北京的也微乎其微。所以对于我这样一个从首都北京转来的新同学，二年级三班的同学们感到十分仰慕。一到课间，我身边就围满了好奇的同学们，大家对北京无限向往，对北京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你见过毛主席吗？”
“你家离天安门有多远？”
“你爸参加过长征吗？”
“北京的冬天也下雪吗？”
我无时不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公众崇拜之中。
枫林小学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叫刘文超，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教师。她平日嗓门很大，同学们都很怕她。一天下午自习的时候，刘老师终于敲了敲黑板：“都把头抬起来。”大家赶忙坐好。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班从北京转来一位新同学。”
同学们的目光一下子全都转向我。
“下面欢迎唐浩同学，给大家讲一讲北京，好不好？”
“好！”教室里爆发出一片掌声。
“讲什么呢？”我故作为难地问老师。
“讲什么都行！”同学们急不可耐了。
“那我就讲讲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典礼吧。”
“好！”
于是，我就从朱总司令检阅时坐的那辆美式吉普车讲起了。
“……那辆吉普车的轱辘是白色的，朱总司令戴着的手套也是白色的。聂荣臻将军的汽车跟在朱总司令汽车的后面，两辆车开得很慢，就从我和姐姐的眼前开过去了。在东单路口，有一个解放军军官向吉普车刷地摆了一个手势，两辆吉普车就向西拐上长安街了……”
“然后就是三军仪仗队，然后就是步兵、海军、骑兵和空军方队。然后就是坦克车，然后就是炮车，然后就是高射炮车，然后就是喷气式战斗机，然后就是高射炮咣咣齐射，然后就是敌机被纷纷击落，然后就是冲啊缴枪不杀，然后就是红旗插到了上甘岭上……”
同学们睁大眼睛，顺理成章地被我带到了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坐在一旁的刘文超老师眯着眼睛，一直在评估着这个二年级小学生的想象力与表现力。
母亲到大连后，由旅大市结核防治院安排了她的工作。她每天从中山广场乘坐四路有轨电车在斯大林广场下车，医院就在市政府旁边。因为是传染病性质的医院。所以父亲从一开始就明令孩子们不许去。
母亲在结核防治院的工作一直很顺利，但尽管如此，对于这座海滨城市，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归属感。由于联系不到教会，母亲从精神上失去了慰藉。由于听不到乡音，母亲对这座城市一直存有排斥感。这种感觉是老北京基督徒特有的气质，对错与否无可厚非。
父亲十分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他不但自己常年订阅《新观察》、《北京文艺》和英文版的《北京周刊》之外，还给我们订了许多杂志报纸，像《人民画报》、《儿童时代》、《连环画报》、《小朋友》，等等。当时只有在较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人们才会看到《人民画报》，一元钱一本的价钱，对于一般的工薪家庭来说，简直近于奢侈。但父亲则不这样认为：“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并通过它了解中国，就算再贵点也是值得的。”父亲是这样和母亲解释的。
所以每年一进腊月，父亲就会将一年攒下来的《人民画报》，寄到老家唐庄三爷那里去。那时村子里闭塞得很，而图文并茂的《人民画报》，确实为乡下人打开一扇浏览大千世界的窗口。
一九五二年深秋，离故乡唐庄不算远的遵化县，出了一个王国藩。他领导全村二十三户贫农，成立了一个“穷棒子”社，并依靠全社农民的艰苦奋斗，使社员收入得到了提高。毛泽东听说后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从一九五二年冬天开始，唐庄也成立了农业初级社。庄稼人把土地重新整合到社里，“社员”这个词从此代替“农民”近三十年。
一九五二年夏天，摄影师阙文拍摄的一幅摄影作品，印刷成了一幅风行一时的宣传画，张贴在城乡的各个角落，出现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前线指挥所里。
第二年初夏的一天，我和妹妹唐宛正在明泽公园里玩。忽然，一个中年妇女睁大眼睛吃惊地问我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北京。”我自豪地说。
“天呐。”那女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是宣传画里的那两个孩子吗？”
“当然。那幅画叫《我们热爱和平》。”我不假思索地吹起牛来。
“快来看呐！他们确实是那两个孩子！”那女人一把抓住我，转身向周围大声喊着。
我一下子懵了。面对远近围拢上来的人们，我拉起唐宛拼命钻出了重围。
在之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简直不敢贸然进入明泽公园了。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揭穿这种幼稚的谎言，对大人们来说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们的活动范围开始延伸到南山脚下了。老大连人常说的南山大庙，就在人迹荒疏的气象台山下。那是一座十分典型的和式园林，殖民时代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的大连别院。高大漆黑的鸟居，伫立在别院阴森的入口处，在鸟居之后左侧的草地上，安放着一门巨大的俄国岸防加农炮，这应该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帝国的战利品。虽然炮口已被炸断，但沉重的钢铁，仍隐隐透着一股山呼海啸近代战争的粗野。
大连别院里有一座黑色的仿唐寺院，一座同样黑色的藏经楼，一些花岗岩雕刻的石幢，一座汉白玉的纳骨祠。这一切都隐藏在一片黑沉沉的柏阴之下，即便光天化日，也常常令人悚然。一些调皮的男孩子，更会无端地尖嚎一声：“鬼来了！”惊得同伴夺路逃散。
从现在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应该是相当清贫的。但因当时社会分配差距不大，市民中间贫富差异很小，所以人们的心态大都十分平和。
清爽街二号楼下有一个供销社，因为当初是海港职工集资创办的，所以大家一直叫它“海港合作社”。
海港合作社是一家飘散着酱油陈醋气味的不大的商场，但从鱼肉鲜蔬到烟酒茶糖，从日用百货到文化用品应有尽有，这里成了清爽街二号及附近居民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商品供应及社交场所。实行供给制之后，供销社门前的告示板上经常贴些公告，提醒人们什么票证开始供应什么东西了。时间长了，海港合作社在人们生活中具备了其他公共场所难以取代的位置。那些满脸疲惫的售货员和街坊邻居熟得像一家人。
每年进腊月后不久，海港合作社便会在一夜之间用细绳挂起无数新上市的年画来，将原本不大的商场，笼罩在一团浓郁的节日氛围里。人们仰着脸，摩肩接踵地徜徉在《八仙过海》、《三英战吕布》、《盗仙草》、《武松打虎》等栩栩如生的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里，柴米油盐等人间烟火之事，在年终岁尾似乎变得微不足道了。
那时的干群关系十分融洽。人们经常看到大连港务局的书记王伟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两航起义的有功之臣副局长郑道济，与大家一起排队买年货。大家彼此寒暄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王伟书记的儿子小名叫毛毛，和我年龄相仿。毛毛常邀我去他家玩，王书记家的陈设十分简陋，在他家呆得时间长了，我甚至感到有些荒凉。
在清爽街二号的小伙伴里，与我结下终生情谊的当属朱嘉禾了。嘉禾小我半岁，也是随父亲工作调动从北京来大连的。嘉禾家有一本纸页发黄的《北平童谣》，我和他常抢着翻阅那本小册子，并大声争嚷着，沉浸在对故城的回忆之中。
麻子麻，上树爬，
狗又咬，人又拿，
吓得麻子呲着牙。
麻鞭子，麻板子，
专打麻子屁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