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盛夏时节，小妹唐华出生了。唐华小我八岁，是父母最小的一个孩子。
唐华出生的第二天，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十点整，朝鲜半岛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了。
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头一年。之前，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以非常忘我的劳动热情，完成了诸如成渝铁路、陇海铁路、治理淮河、荆江分洪等众多工农业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回想五十年代初叶的那段时光，经常有一个同样的情景不断在记忆深处浮现：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雨过天晴的明泽湖畔追逐嬉闹着，孩子们一边奔跑，一边趁机摇晃着路边的小柳树，后面赶来的孩子，沐浴在柳树抖落的雨水中，发出意外的尖叫和银铃般的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春天，当我再次漫步在明泽湖畔的柳阴下时，柔曼的柳条在和煦的阳光下舒缓地伸展着，白色的柳絮像一团团轻薄的雾气，从高大的垂柳间散发出来，将早已破败的清爽街二号，笼罩在儿时鲜活的记忆里……
我进一步认识自己的父亲，是在那洒满太阳雨的五十年代。
父亲对他的职工业余教育事业是全身心投入的。初到大连港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负责扫盲和低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学员是码头上的一线工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殖民时代城市最底层的劳苦民众。
随着扫盲工作的逐步完成，大连港职工业余学校不久就成立了初中班，甚至中专班和大专班。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岁月里，学校改名大连港红专学校。父亲则被升任教务主任，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这期间，学校相继开设了港口管理及中文本科专业，学员全脱产，毕业时颁国家教育部承认的本科学历。
那时父亲经常奔走于大连海运学院、大连工学院、辽宁师范学院等高校之间，聘请那些专业对口的大学教授到红专学校兼职任课，自己则主动承担了大学中文教学的文学基本分类课程。每天披星戴月，辛勤而快乐。
父亲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同时，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具有独特魅力的教学方法。在语文教学中，为了提高学员们对作家及作品的感性认知，他经常让我用整开图画纸依照《晚笑堂画传》，为他临摹荀子、墨子、司马迁、屈原的画像。同时，以《芥子园画谱》为素材，创作了许多首古典诗词的诗意图。他向学员们推荐大连话剧团当时正在公演的话剧《钗头凤》。他还向学员们介绍古典诗词传统的吟咏形式，等等。
一九八三年，我在大连市文联召开的一次业余作者座谈会上，认识了一位大连港的业余作者。当他知道唐子清是我父亲时，曾十分感慨地谈起父亲的一件往事。
一九六三年，他在大连港水运专科学校读书时，父亲曾是该校的教务主任。一天下午，听说老师们都到局里开会去了，他便与班里的另一个男生，在自习时间偷着跑到大走廊的一张乒乓球台前，打起球来。
那一年，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刚刚囊括了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前三名，并蝉联了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全国城乡正掀起一股乒乓热潮。所以，当父亲出现在他们身边时，两个大汗淋漓的小伙子竟一无所知。
出人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批评他们。他十分平静地走到乒乓球台中间，分别向两位呆若木鸡的学生，深深地各鞠一躬，便默然离去了。两位学生深感惭愧，并将这件小事牢记了一生。
一九八〇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平反后，我曾去过大连港务管理局，办理相关善后事宜。
在门卫室，头发花白的老门卫在问清我的来意后，感慨地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最先走进港务局大楼的，就是你父亲。可一晃十四五年了，再没有见到他……”
在财务处，一位老会计默不作声地将父亲补发的工资全部核定之后，十分认真地将钱点好，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递出窗口。
“你是唐子清的儿子吗？”
我点了点头。
“唐老师可还健在？”他望着我。
我摇了摇头。
他也摇了摇头：“可惜啊……”
一一三号是一个套间公寓。父亲、母亲与唐宛、唐华住在里屋，我和姐姐、姥姥住在中间屋，外屋是一个餐厅兼起居室。每天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其乐融融。父亲在去世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清爽街二号十三年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稳定最充实的岁月。
在父亲的鞭策与监督下，唐家姐弟在这期间养成了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渗透于我们的进退揖让，饮食起居之中，成了唐家独特的家风。
父亲对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着装仪表要求十分严格的。我家的许多衣服，都是由铁路医院正门对面，一位姓栾的女裁缝量身定做的。父亲并不拘泥于程式化的制服，我们姐弟四人的衣服许多由他亲手设计，他为我和姐姐设计的学生夏装，为唐宛设计的墨绿色泡泡纱裙裤，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
那时的衣料大多是纯棉和毛料的，所以全家人的衣裤都需熨好后再穿，不能含糊。父亲很在乎手绢、雨伞、头巾、鞋帽等细处，他的手绢从来是熨好再用，而雨伞则更讲究，绝不用坏伞。
“不要粗糙地对待生活。”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从不挑食，但对每天晚饭时餐具的摆放，却格外挑剔。那时我家有几套餐具，母亲炒菜时，偶尔会将不是一套的盘子混在一起用。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会皱起眉头，母亲再忙，也不得不将菜肴重新装盘。每逢这时，母亲都会暗自生气，我们也会从心里替母亲鸣不平。
最整齐和有条理是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他经常强调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家的所有物品都有它们固定的位置。父亲常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十几年来雷打不动。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十分注意公共意识及自律能力的培养。他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时间，不许穿睡衣走出家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懂谦让，不喧哗，要善待下人。
遇到闲暇，父亲也会带一家人去位于职工街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度周末。那是一个隶属于大连港的涉外机构，有很多中外文杂志的阅览室、小影院、理发厅等供外国船员休息的服务场所。大连港的知识分子们，偶尔也会光顾这里聊以自慰。
每逢去海员俱乐部前，父亲都要格外审视孩子们的穿戴，同时嘱咐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要有礼貌，要挺起胸来。
父亲一生爱竹，这和他品格高洁、待人谦和的道德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在父亲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个龙泉窑的梅子青束竹笔筒，那是北平觧放前夕，父亲在东单旧货市场上淘来的。在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父亲还从汇文校友孙德亮那里，求得一幅郑板桥咏竹对联：
未出土时先有节，
到凌云处仍虚心。
1969年农历二月初三，我曾吟诗一首，遥祝父亲六十岁生日。
红尘独素心，春秋满六旬。
凭生竹骨硬，风雨一狂人。
这时的父亲己被红卫兵遣返原籍务农，我则在狱中。
父亲平时除吸烟外，读书和收集剪报成了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他经常把报纸上一些他认为有用的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过期的《红旗》杂志里。时间长了，他收集的剪报竟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我就是通过这些整理好的剪报，才认识了诸如刘白羽、杨朔、秦牧、季羡林、宗璞等散文大师，认识了建筑学家梁思成、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了解了包括拓扑学、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晶体管计算机等陌生而神秘的未来世界。
当然，小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课外读物还是小人书。因为从小崇拜英雄，同时喜好绘画，所以那时我对小人书几近痴迷。
为了买小人书，我学会了撒谎，甚至学会了从母亲的口袋里偷些零钱（整钱却从不敢拿）。而偷着买来的小人书，不得不藏在父亲的书柜底下。时间长了，书柜下面让我塞得满满的。所幸的是，由于我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一切父母竟全然不知。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百万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豪迈誓言，两岸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单从当年十一月份的大事件中，人们便会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