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上，无数拖船纷纷从各港区赶来声援。成千上万的各派成员挥舞着红旗，从陆地到海上将“斯维尔斯克号”包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边防人员布下的警戒线，顺着舷梯拥到那艘货船的甲板上，甲板上人声鼎沸，混乱不堪，各派广播车通过高音喇叭，不时宣读着全国各派造反组织的通电声援。那个闯下滔天大祸的苏联船员早就躲进船舱里，只有十多个船员及其家属，被怒不可遏的革命群众，团团包围在前甲板上，包围者和被包围者就这样一直对峙着。
突然，人们听到了歌声。当人们发现那歌声竟然是从这些面如土色的苏联船员中传来时，所有的人竟一时不知所措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码头上义愤填膺的抗议者们被这歌声激怒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挥舞着拳头，用同样的歌声，压倒对方猖狂的挑衅。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真是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在亚洲，美国已深陷在越南战场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在欧洲，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坦克开进正在变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轻的布拉格市民，在《伏尔塔瓦》旋律的激励下，举着自制的炸药冲向占领军的T-55坦克。在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街头演讲时被极端种族分子杀害。在中美洲，墨西哥政府为办好第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竟对持不同政见的大学生大开杀戒。在巴黎，年轻的法国人用垃圾桶在街道上筑起街垒与警察对峙。城市的围墙上到处涂鸦着：“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的激进标语。在拉丁美洲，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面对死亡时平静地说：“革命是不朽的！”
这一时期，朱嘉禾一直活跃在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隆冬时分，那支规模庞大的宣传队已将一场名为《第三里程碑》的大型音乐舞蹈排练完成。
春节前的一天，这支一百多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斯大林广场东侧的公安俱乐部排练结束后，顺着中山路，列队向位于一二九街的驻地走去。一辆早已埋伏在松山街的解放牌卡车启动后，迎着这支宣传队疾驶而来。
显然，解放牌卡车启动晚了，司机拼命加大油门，早已埋伏在车厢里的武斗人员，瞬间抄起各自的AK-47自动步枪，在宣传队员即将走进大楼的最后一刻，那辆满载杀手的卡车也冲到驻地楼前。
“哒哒哒哒……”随着一片震耳欲聋的扫射声，走在队伍最后的宣传队员屁滚尿流地窜进楼里。那辆卡车风也似的向西疾驶而去。从楼里闻风冲出的武斗人员，只能悻悻地将无数发子弹扫向空中。
当天晚上，嘉禾见到我时仍心有余悸：“我身后的台阶被子弹打得嘎嘎直响，幸亏我憋了泡尿，紧走了几步，要不非让他们打死不可。”
春天来到了滨城，在经历了大连东部地区几场恶战之后，在全市人民期盼和平、安宁的强大舆论面前，大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强制收缴三派手中的武器，武斗事件因此逐渐平息下来。在早春时节潮湿寒冷的海风里，更多的市民开始沉浸在“三忠于，四无限”的领袖崇拜之中，围绕“忠”字的各种图案，出现在市井家庭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人们用红油漆几乎将所有高大建筑物的外面彻底涂红，并工整地涂上大字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次用千百吨红白油漆完成的“红海洋”运动。站在山色渐青的南山顶上眺望这座城市，但见满目楼红柳绿，令人焕然。
然而，习惯了军事游戏的男人们，对于即将逝去的战争岁月却留恋万分。一年多“军阀”割据的生存状态，让他们当中的首领级人物，从心底里感到了权力欲望的满足与叱咤风云的快感。因此，一旦听不到枪炮声，肩上横跨的AK—47只能藏在大衣里，他们难免生发出一种寿终正寝般的绝望。
就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里，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的上午，一支由二十几个青年男女组成的敢死队，假称我们这一派辽宁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混过戒备森严的门岗，登上了上海路和天津街交叉路口的大连饭店七楼。他们迅速从大提琴箱、手风琴箱及圆号、巴松、小提琴盒子里取出大量的自动步枪及手榴弹、子弹，并在七楼楼顶升起了“八·二四复仇军”的军旗。
这是一次策划大胆、实施果断且极富想象力的战略行动，直到七楼的楼道里传来一片桌椅板凳堆堵的喧杂之后，正在楼里开会的人们才大梦初醒。更让人感到耻辱的是，大连饭店一直是我们这一派安全系数最高的一个武卫点，而眼下正在楼里召开的是我们这一派第二届全市政工会议。
于是，一场争夺七楼的战斗随之打响了。
当我和王重铭、张德威、葛松远、刘家仁闻讯赶到天津街时，原本不宽的街道已被前来观战的市民，堵塞得水泄不通。一阵激烈的枪声之后，从七楼北侧的窗口冒出了滚滚浓烟。待我们贴着墙根儿，挤到上海路路口的时候，这座殖民时期日本人留下来的标志性建筑，已变成一片火海。
大连饭店的七楼，原本是一个高大豪华的舞厅。清一色的橡木地板上涂了厚厚的一层地板蜡，烈焰在这样的空间里得以尽情舒展。一瞬间，七楼顶部覆盖的铜板，便像纸片一样被火焰卷向天空。大火烤得街上的行人不得不背过脸去。街道对面几家商店的职工，慌忙爬上房顶，忙着用一桶桶凉水为已经烤得发软的油毡纸房顶降温。
枪声停止了。大火在烧透后平息了。人们仿佛闻到了一股烤鹅的气息。现场显得出奇的安静。
“烧死了！一个也不剩了。”大家肯定地说。为此，我们这一派的基本群众，感到这一仗打得很神勇。
从附近对立派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急切的呼唤声。
“八·二四复仇军的战友们，请你们注意。请你们立刻向一处集中，等待救援。请你们立刻向一处集中，等待救援。”
挤在上海路上看热闹的市民们，不禁幸灾乐祸地笑了：“收尸来吧，早被烧焦了，朋友。”
但突然，人们发现在七楼西南角一间水泥建筑的窗口，闪出一个人影。只见他正在用旗语与附近高楼上的武卫点联系——很显然，上面还有活人！
原来七楼西南角的那间水泥建筑，是这家饭店当年专供法国大餐饲养鹅鸭的鹅房。那一天，恰逢强劲的西南风，大火燃起后，冲天的火浪自鹅房门前燃起，很快便被强风压向东北，而躲在那座钢筋水泥建筑的全部武斗人员，除一人战死外，全都不可思议地侥幸逃生。
成千上万站在现场观战的市民们，无不为此战之精彩流连忘返。但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更为周密的军事行动早已布置完毕并开始付诸实施。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随着一阵爆响，饭店南邻的大连电信局的灰墙上，霎时激起一片灰色的烟尘。一辆由解放牌卡车改装的装甲运兵车不知何时出现在那条小街的西口。炮塔上的12.7机关炮，吐着火舌，向大连饭店楼下缓缓驶来。顿时，现场观战的市民哭爹喊娘、连滚带爬地向上海路拥来。
“快往北看！”不知谁低喊了一声。
只见又一辆装甲运兵车，出现在上海路北的胜利桥方向。它沉默着一路驶来，宽阔的大街上立刻空无一人。
第三辆装甲运兵车是从中山广场包抄过来的。它直接驶向大连饭店正门前，炮塔上那挺12.7机关炮的炮口，直指用沙袋围起的饭店大门。
最壮烈的时刻到来了。当二十几个身穿黑色工作服棉袄的男女敢死队员，背着自动步枪，依次出现在七楼外墙的排水管道上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派已日薄西山了。
“四·三”事件让各派“军阀”同时意识到重新武装的重要性，而我们这一派，却因一号头领在大连饭店一役中阵亡而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与此相反，我们的对立派却不仅通过这一事件，从大连警备区的院子里，将早已被军管会查封的土坦克重新开上大街，其军事上的优势很快超过了我们。为了夺取更多的武器，我们这一派又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铤而走险地偷袭了青泥洼桥附近的一个驻军机关，结果反被军队来了一次血腥的伏击。至此，持续近两年的城市武装割据的态势，终于因我们这一派的彻底失败而偃旗息鼓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举国上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荒诞得几近无聊的日子里，大连迎来了一个全民狂欢的季节。每天从华灯初上开始，各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员便早早来到事先搭好的舞台上，这些舞台鳞次栉比地散落在从友好广场到青泥洼桥一公里长的中山路上。一时间，强大的音响，震耳欲聋的旋律，舞台上铿锵有力的表演，舞台下如痴如醉的万民随舞，让刚从战火硝烟中走过的市民重新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与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我们心中的太阳，照得山河一片红……”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
一时间成为全民闻歌起舞的主旋律，成为风行一时的“忠”字舞的基本曲目。
每天晚上，南尖农校的小伙子们都要相约前往，从这个舞台前挤到下一个舞台前。这时的派性已不重要了，能够把人长时间留住的，只有女宣传队员的舞姿与风采了。当然，这一季节的流氓滋事活动也十分猖獗，人们经常能看见，成群结队的男孩子们，因争风吃醋而拔刀相向，更有猥琐下作之人横行市井，令人望而生畏。
当时各宣传队每晚的压轴好戏，都是那段《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原因很简单，表演这个舞蹈时，演员们要身穿亚非拉各国民族服装，即便袒胸露背，也无人惊怪。舞蹈的旋律也一反“忠”字舞的人偶般的机械与呆板，充满了激情、性感和原始的狂野。每逢前奏音乐响起，附近舞台下的群众便会一下子汇聚在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脚下，人们翘臀甩胯，顿足击掌，昏倦而想入非非。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反帝怒火高万丈。
再不能忍受压迫做奴隶，
誓把美国帝国主义彻底埋葬……
清队开始了，这一运动的全称是清理和整顿阶级队伍，是天下大乱之后，一次报复性的铁血肃正，也是“文化大革命”从初期步入中期的一次灾难性的群众运动。
一天清晨，我和张德威急着出去办事，刚出中山区人委的办公楼，便见从邻近的大连自来水公司的楼上跳下一个人来。待我赶上前去，看清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壮年人，他脸朝下地趴在人行步道上，身体无力地伸展开来，脸下一汪血浆渐渐摊开。因为只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线衣，一条短裤，所以浑身上下累累伤痕清晰可见。
楼上的专政队员闻讯跑下楼来。
“呸！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个人骂着，像扯一条死狗一样，将那人的尸体抬进自来水公司大楼。
“啧啧，那是被打得活不起了，才跳的楼。”一个围观的妇女摇头叹息地说。
空中掠过一阵鸽哨声，人们的生活依然平静地继续着。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在从上海开往南昌的一列火车上，表姐李望一挤在拥堵不堪的车厢里，目光正紧张地搜寻着。
昨天下午，三舅从北京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望一姐，三舅妈专案组的人，计划明天将三舅妈从北京押往江西监督改造。电话里，三舅再三叮嘱望一姐，即便能见到三舅妈，也千万要克制自己，不要给三舅妈带来麻烦。
两年前，一直在中央乐团学员班的望一姐，被杭州乐团借调，而从北京通往江西的火车正途经杭州。望一姐匆忙向团里请假，并从杭州火车站挤上了开往江西的这列火车。
三舅妈的问题从一九六八年年底开始骤然升级了。在一次审讯中，专案人员突然提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你为什么非要在开国大典这一天从美国赶回北京？你是受谁的指派潜回大陆的？说出你企图破坏开国大典的全部罪行。”
三舅妈惊愕地望着专案人员，欲哭无泪，有口难言。
列车驶出杭州站后，望一姐就从最后一节车厢开始，挤在人群中往前搜寻。她不敢错过任何一个角落，两年多母女没见面了，她很难想象母亲今天会是什么模样。
挤过五六节车厢后，在一个堆满竹篓的过道旁，望一姐突然被一双熟悉的眼睛惊呆了。在她面前，一个面容憔悴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正蜷缩在一群乡下人的脚下，在她对面，坐着三个表情冰冷的中年人。望一姐的泪水夺眶而出。此刻她有千言万语想与母亲倾诉，但三舅妈却向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看见母亲将右手放在胸前，食指与拇指相对，其他三个手指渐渐伸开。她知道母亲在安慰自己，安慰女儿那颗苦楚不堪的心灵。母女二人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直到列车驶进嘉兴车站，望一姐才不得不挥泪与母亲诀别。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在河南开封第八中学，玉环姨被几个花季少女带进刑讯室。
“是谁向你下达特务指令的？说！”
玉环姨摇了摇头：“我不是美蒋特务。”
十根雪亮的大头针，依次钉进玉环姨的十根指尖里。为首的那个女孩子望着玉环姨狞笑着问：“英语，自作自受怎么说？”
几近昏迷的玉环姨声音微弱地回答她：“You shall pay for what you have done.（你会得到报应的。）”
十年后，听说那女孩子真的疯了。在古城开封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满头灰白的疯女人，低着头，在大街小巷里踯躅独行，嘴里模糊不清地重复着一句挥之不去的英文：“You shall pay for what you have done…”
发音虽不准确，但意思已经表述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