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批评风气不正。“夸评”和“骂评”成了批评的主流，要么是分享了商业利润的播前炒作、播后表扬式的评论；要么是眼球经济条件下制造出的耸人听闻的愤激之辞。表现方式上感悟式的批评、个案型分析较多。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对这样的直截了当的情感表达提供了便利通道，但简单的说好说坏，情绪式的评点算不上是真正的批评，也很难找出问题的症结。[南帆在《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滑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吗？的确，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某些批评仍然保留了颐使气指的遗风，种种专横独断的结论经常让人们想到了恫吓。这种批评不是依赖正常的逻辑，老式政治话语残存的威慑力构成了这种批评咄咄逼人的潜台词。相反，另一些批评开始沦为令人反感的广告术，过份的赞誉代替了严肃的分析与阐述；批评家甚至使用一些夸张的言辞为作品指定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一部分来自不负责任的友情，另一部分是商业气氛的产物。电视批评的情况与此相比大同小异。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影视批评不仅极其缺乏，常常淹没在廉价的慨叹声中，而且，已有的批评也多是“影视评介”、“片场花絮”、“明星追踪”等等，或者是那种完全不“带电”的所谓“文化批评”，批评成了“复述剧情”一类可有可无的“闲话”和随意演绎自己形而上的文化见解的大拼盘。至于那充斥了歌功颂德文字的“捧文”，那“主题＋人物＋艺术特色”的“分析”，更将批评变成无聊的游戏、乏味的八股，不仅起不到引导创作和鉴赏的作用，相反，成为一批质量不高的影视作品招摇过世的保护伞，成为影视界渲染“太平无事”的黄幡。[周安华《影视艺术发展呼唤科学的影视艺术批评》，载《中国电视》2000年第1期。]
问题二：批评视角单一。以文学式批评取代电视文艺批评，动则时代分析、中心思想归纳。批评方法上，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唱主角，阶级论、道德论、典型形象分析不知不觉中总成为关注的焦点。着重文本分析，着重关于作品自身的艺术属性和政治属性的探讨，对于电视文艺的传播特点、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研究不够，关于受众研究也停留在浅层次上，导致了盲目追求收视率指标的后果。批评的零散化，片断化，缺少整体的观念，价值评价错位。
问题三：批评方法失当。方法论崇拜，生吞活剥西方批评理论方法现象非常严重，不能客观冷静加以选取，也不能灵活有效加以转化，结果虽然使用了一些新鲜的理论方法，但却不能针对具体问题，甚至具体问题只为了证明某个理论的正确。这样的批评越多，与实践相距就越远。[对此，仲呈祥在《电视艺术理论与美学建设随想五题》一文中认为：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可以带来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打破了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欧阳宏生在《建立中国电视批评新秩序》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应该引起批评界关注的。时下一些批评，企图想强化一种哲学意识，在实践中似乎又失之于抽象、空泛，或失之于概念的搬弄。一些电视批评文字洋洋洒洒却不知所云，一些原本很简单明了的问题被弄得高深莫测。这样的批评看起来似乎厚重，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只当文化垃圾。这样的批评对电视创作有什么用？对受众有什么影响？电视批评需要哲学思考，但哲学不能代替电视批评。批评是电视现象的抽象，既有科学的抽象性，也有电视的具体性。批评是一种理性思维，它所使用的概念应当可以直觉理解。批评应有科学的明晰，它当然应该具有超越意识、探索的意向。但无论如何超越、如何抽象，都应该从电视批评的本体机制出发，研究创作主体。”]
当代批评理论在20世纪已经过了两次大的“转向”，20世纪前期进行的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学转向”，20世纪后期至今则都处在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或曰“意识形态转向”）之中。“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比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研究范围也从以往经典文学文本的象牙塔里走出，把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也纷纷列入研究课题。
当理论批评进行了第二次“转向”之后，时间表也已指向了20世纪后期。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部分精锐以一种时空转换般的“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学界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旅，并开始与国际学界共同走向文化研究。[参照南帆《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一文中的论述。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蜂拥而至，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译介和应用使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了“方法年”和“观念年”。拉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诸理论，渐渐成为一种力量，几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对立之势。[同上]
从“批评的时代”到“方法年”，电视文艺作为艺术家族中的后起之秀，正忙于自己的成长，争论的焦点还停留在电视有学无学、电视是否是艺术的身份之争上，尚无暇顾及关于批评的理论探讨问题，随着电视文艺发展的逐步成熟和实践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对于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目前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
从当前的电视文艺批评发展状况来看，批评理论、批评实践都远远落后于电视艺术实践的发展，没有形成专门的批评人才队伍，缺少良好的批评风气，电视文艺批评的质量落后于同时代的文学批评与电影批评。从广播电视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上来看，电视理论、电视史研究方面都有一系列重要论著，系统研究电视批评方面的理论著作还不多。从电视文艺批评方法来看，缺少系统、规范的大部头理论著作；套用文学、电影理论方法的批评比较多，批评理论与实践脱节，真正针对电视文艺特点的自身的批评方法论处于缺失状态。
电视文艺原本就是文艺家族中的小弟弟，因为成长时间短，对它的批评理论研究相对显得非常薄弱。虽然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纯粹的文学式、电影式的批评方法并不能取代电视文艺的批评，以新闻为主要对象的电视批评与媒介批评也不能替代电视文艺批评方法。处理好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抽象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目前的电视文艺传播面和电视文艺实践对批评的要求来看，有必要建立有效的电视文艺评价系统。
第一步是要进行的是集中系统梳理现有的理论资源，考察它们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看哪些现有理论对电视文艺批评研究有借鉴作用，构建电视文艺批评的特色资源库；第二步是结合电视文艺的特点，建立适合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电视文艺新的评价系统，对电视文艺创作进行有效引导。这些工作做起来需要假以时日，但这样的理性思考必不可少，电视文艺的实践迫切需要电视文艺批评形成一套定位准确、能够充分体现电视艺术特征的理念与系统。电视文艺制作靠热情赢得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进一步发展必须借助于缜密的规划，批评理论的建设和方法的更新必将对电视文艺的实践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2、国内电视文艺批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和重要著作
中国电视批评与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电视的发生发展以及从计划到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电视的观念变革相伴随，电视自身的多重属性和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多元化取向使得电视文艺批评方法的选取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批评的失语和批评方法的失效使得电视界对于电视批评的理论创新的呼声很高。
但是到目前为止，电视批评的理论创新度仍然非常不足，以致于电视文艺理论与批评一直滞后于电视文艺实践，在电视文艺实践遇到困惑的时候，理论也缺乏前瞻性加以适当引导。在目前出版的系列电视批评理论著作中，关于批评方法的介绍显得比较零散。在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中介绍了这样几种批评方法：社会学批评方法、比较电视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系统科学的批评方法；在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中，介绍了这样一些影视批评模式：社会批评模式（伦理道德批评、政治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本体批评模式（本文分析、作者论、类型研究）、文化批评模式（影视文化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在王君超的《媒介批评》中，介绍了这样几种媒介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内容分析方法、参与观察法、比较分析法、受众－反馈批评方法；在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对影视批评艺术类型和形式作了这样分类：文本批评、影像批评、宏观审视、特色勾勒、观念延伸。从以上的巡视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分类比较零散，各自的分类方式逻辑性不强，看不出理论的系统构建，电视批评理论的发展大多数还停留在原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借鉴上，这些理论对当今电视实践的发展有促进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很多批评理论只是停留在解释文本的层面上，缺少价值判断；有些甚至是以电视文本作为理论的例证，从而证明理论的有效性，这更导致主客颠倒了。
国内关于电视文艺批评所采取的方法，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观念的陈旧，正如批评家解玺璋认为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些电视批评的思想根源在哲学认识层面上是庸俗唯物论和本质真实论；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是阶级论、人性论以及人道主义的混杂；在方法层面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和性格论，在艺术审美的趣味层面则更多的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所有这些便成了电视批评的主要话语，在我国电视批评中处于主导地位。”[载《南方电视学刊》1999年4期，第25页。转引自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我们所要做的首要工作仍然是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以发展的观点看待电视文艺与电视批评，同时在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地向西方文艺批评的新方法拓展。将现有的成熟的理论资源在电视批评中加以有效转化，加强电视批评的学理性。在现有的国外电视批评实践中，关于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受众研究、意识形态分析、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本雅明的技术文化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博德利亚的符号交换理论、福柯的话语概念、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法已经逐步被广泛使用，国内的电视批评也应该将现有理论资源的运用进一步强化起来。
欧阳宏生强调电视批评应当注重对新的思想资源的开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态度是值得现实电视批评家学习的，是求得电视批评科学化、客观公正性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注重对新的思想资源不断开发和利用，这才使他们的批评洋溢着时代的气息，成果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提出要注意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他批评理论的成果：包括从社会学、结构主义、心理学、比较主义、系统科学吸收借鉴，通过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评理论，来一场电视批评的思想革命，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电视批评的新秩序[欧阳宏生、段弘《建立中国电视批评新秩序》，载《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孟建、李亦中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应该说，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目前，我国的电视文艺研究的体系还很不完善，研究人员与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对电视文艺多种文本与复杂社会的研究相对割裂，局限于行业自足性的研究，对于相关学科知识的吸收速度还比较缓慢，过多地研究表层结构和一般实用范畴。电视文艺已经成为新的传统与现代艺术、文化传承的平台，应该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电视文艺的文化意义，同时，扩大研究对象和范围，真正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积极移植借鉴相关方法，结合部分实证的研究方法，是推动电视文艺批评与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3、密切关注前沿课题，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