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密切关注前沿课题，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
“包括中国电视批评在内的中国当代电视理论和电视事业的发展，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复杂，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电视的发展面临着四大悖论：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的碰撞和紧张、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碰撞和紧张、产业化与商业化的碰撞与紧张、本土化与同质化的碰撞与紧张。”[时统宇著《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电视文艺在这一系列的碰撞与紧张中寻求出路，电视文艺批评面临的任务是必须在微观领域与宏观领域两方面关注电视文艺实践的发展。电视文艺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意义要求电视文艺工作者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行业内部的小圈子中，一方面要探索电视文艺的艺术特质，一方面要把电视文艺纳入到传承文化经典、引导社会风尚、重建道德体系的新时期文化系统工程上来。目前在文化研究领域包括传媒研究领域关于全球化、文化产业、本土化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关注，但是电视文艺研究领域这方面的声音还显得比较微弱，以致于电视文艺多数还停留在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层面，在制作理念上也显得落后。时代与环境赋予电视艺术评论与理论的新课题，关于入世后全球化语境中国电视艺术的生存策略，电视文艺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电视文艺的社会学意义等应该引起广泛关注。
在当今西方世界，媒体与传播（media &；communications）已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然而，我们看到国内很多关于广播、电视等传播方面的大量研究文章，多数停留在传媒实践的经验总结上，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则很少。这种研究状况，与大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极不相符。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提倡发展文化与传媒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40年代，生态学就已经走出了“生物学”、“自然科学”的狭窄领域，开始走进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神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中来。“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进而又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印第安纳大学的批评家默菲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生态批评近年来发展的突出特点。有学者预言：结合了社会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生态批评必将成为文化批评的主流。随着传播学的蓬勃发展，借用生态学方法与观念研究传播学也正方兴未艾。[国内外关于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方面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E．奥德姆《生态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叶平《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了“生态文化丛书”（丛书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经济学》五部著作），这些是近年来关于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多位教师撰写、张皓主编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武汉出版社2002年出版），是国内有关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又一套丛书，涉及生态美学理论和文学文本中的生态意识，古代的生态思想和当今的生态理论，对于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作了很好的尝试。]
“文化研究”网站上开辟的“生态批评研究”专栏刊载了系列研究生态批评渊源与理论特色的相关论文，包括：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刘蓓《西方生态批评引论》、《简论生态批评文本视域的扩展》，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等，这些论文有关“生态批评”的特点、渊源的论述，向我们描述了国内外“生态批评”的大致面目。
国内外将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与电视研究密切结合的还不多见。相对比较成型的有“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国外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重点关注技术、传播与文化变迁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传播学学者借鉴北美学术经验，主要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媒介生态的研究，重点还是关注媒介产业的发展。代表性的论文有邵培仁的《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崔保国的《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等。目前，通过考察电视传播、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揭示电视文艺自身特征，专门关注电视文艺生态的论文与专著还很少[台湾学者洪平峰《电视生态学》（黎明出版社）、《电视生态学：卫视与我国电视生态之关联性》（台北：黎明文化，民国84年），《电视生态学实例研究：我国电视生态变迁与发展之实例研究——卫视与我国电视生态之关联性》（30届广播电视金钟奖学术理论奖），苏钥机《从生态学观点探讨传媒的共栖和杂交现象》（载于《传播与社会发展》朱立陈韬文编，香港康和出版制作公司，1992年版），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已经注意到把生态学的相关方法借用到电视研究中，但是重点主要放在探讨电视系统优化、电视生存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文化、精神、社会等深层探索。]。
纵观当前国内外关于生态批评的研究，重点还主要停留在自身的系统优化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层面，关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谐关系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而文化研究领域，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关的关于人的异化的研究、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中第三世界国家电视文化研究等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试图结合这两股理论资源，通过对精神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全面关注，构建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模式。
响应电视文艺批评现状中学理批评的缺失和理论创新的不足，在现有的当代批评理论资源和关于电视文艺批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做这样的创新与开拓：首次提出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希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多元批评方法中尝试建立一种针对当代电视文艺发展的有建设性意义的评价方法。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以生态哲学作为理论基础，针对电视文艺的特点，把电视文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借鉴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中国传统文论资源，试图建立对于电视文艺价值判断的新的评价机制，以此促进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推动电视文艺批评实践的科学性、规范化，为电视文艺实践的繁荣提供理论支持，促进电视文艺良性、健康地发展。
第二节电视批评中各种理论资源的运用
一、以生态为核心的文化批评的整合
从以上章节相关资料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但在电视文艺批评实践中，如何对这些理论加以有效利用一直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使用相关理论方法，但在针对具体对象的时候，总是显得有些挂一漏万。面对当前价值重建的重任，我们要具备的是“问题意识”，与中国当代千变万化媒介环境中出现的特殊事件相比，西方国家问题出现得比较早，他们的相关思考应该说也超前于我们，但同时因为中国的现实语境已经与西方曾经面临的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在具体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加以转化，如果拿着某些方法生搬硬套，甚至论证了半天只是为了印证某些理论的合理性，并不能针对具体的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合理建议，那么这样的批评也就只能游离于丰富的电视实践，得不到认可和回应。
在浩如烟海的理论资源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角度和方法对电视文艺进行分析呢？在此我们提倡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模式，这是一种文化批评的方式。在具体方法上主张以生态批评的思想整合其他批评方法，在针对具体问题时加以灵活运用。这其中，首先强调的是采用的是一种“文化研究”批评的方法，其次强调的是以“生态”为核心的整合方法。
1、文化描述，文化研究的方法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采用的是文化描述、文化研究的方法。
学院式的教育使人们习惯于分门别类地看待事物、思考问题。久而久之，类别的界限就被误认成天经地义的、具有真理性的东西[现代科学、特别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既日趋分化（专门化），又日趋统一（整体化），并且，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伴随。应当说，科学的分化（专门化）与统一（整体化），是古代、近代、现代科学发展的共同特征。然而，由于现代特别是当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这种分化与统一的趋势更加显著，乃至成了科学发展的主要的、普遍的规律。科学的分化或专门化，是指从原学科对对象的整体性研究，深入到对认识对象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功能、各种关系等的研究。这就是从整体科学向分支学科发展的形式。科学统一是指科学知识上的结合与融汇。但是，这种融合不是将各专门知识不分层次、角度地简单和机械的累积与递加，变成一种“杂烩汤”，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将相关的学科知识综合为一个具体的新质的体系，建立起人类知识的有机统一体系。科学统一是若干方面的局部性认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总体认识，是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特性、不同功能、不同关系等进行综合地研究。科学的统一具有多种形式。本处论述参照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相遇》，载叶舒宪《原型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其实，类别之分完全是人为的产物，事物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詹姆逊的观点是：“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我从来不屑学院式的分门别类，因为这是旧体系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大学制度的产物，其哲学根源是笛卡尔。他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分为若干部分，逐一研究了解，才能掌握世界。”“我的理论正是力求打破这种界限的藩篱，采取辩证的态度，证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基于笛卡尔思维方式的西方理性传统进行批判。”[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文中进一步说明“心理学转向，与当时美学上的反形而上学、“自下而上”呼声和科学主义追求有关，也与前一个世纪文学与艺术中浪漫主义倾向带来的对作家、艺术家心理的重视有关；而语言学转向，则使美学走向概念分析，使文学研究走向文本分析与结构分析，这与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析，人类学上的结构主义思想等联系在一起；文化学转向，则推动美学研究回到对文学艺术的经验上来，使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等传统文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随着电视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电视理论和批评研究也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电视文艺的蓬勃发展使得对于电视文艺的理论与批评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各种电视文艺现象、热点问题研究，各类具体节目研究，频道专业化研究，主持人研究，受众研究，市场运营策略研究等等，从宏观到微观，包含的面非常广泛。但是，因为电视本身发展的生态综合性，各元素之间处在相互振荡的生态链上，处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背景中。所以我们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如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忽略相互影响的多重因素，就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很难真正推动电视文艺事业深入发展。因此在进行电视文艺批评的时候，必须需要有文化研究的综合视野，在电视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关注电视文艺的现状。
在20世纪西方，文艺学在经历了三次转向：世纪初年的心理学转向，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末的文化学转向。[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文化学转向，超越了狭隘的文本研究和语言分析，推动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等传统文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将关于物质基础、精神领域、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大众传媒、性别区分、民族身份、阶级意识等系列问题，视作新的思想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