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步入正轨，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私营企业的发展可谓是步履维艰，而与之相反的是，官营企业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而较为快速的发展。
与此同时，面对着国民政府的内外交困，在经济领域，政府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企业大收编，中国的企业家面前是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第一节 政府和商人的对抗：民营企业繁荣戛然而止
就在政府与商人之间进行激烈的抗争之际，民营企业的发展从繁荣时期突然停滞了，面对日益强化的国民政府，企业家们也曾经进行过抗争，虽然有个别的取得胜利，但对于整个企业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抗争无济于事，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
江浙财团：从幕后协议到起而抗争
1928年以后，以经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牟取暴利的中国企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其业务收入之中，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主要来源。其中的一部分企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还参与到银行的投资中来，与此同时银行也增加了对企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监督和控制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结合，被人们称为江浙财团。
民国初年中国形成许多大的财团，其中比较著名的当属江浙财团，因为与蒋介石政府的合作，江浙财团很快便占据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半壁江山。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政变得以成功，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蒋介石个人的因素之外，江浙财团在这场政变之中以及南京政府的巩固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浙财团凭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居于企业中的重要地位竭尽全力支持南京政府。1927年4月1日，江浙财团先向蒋介石垫付300万元，直接为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蒋介石发行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中摊派。在此基础上，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卷共4000万元。这样，江浙财团在短时间内为蒋介石提供了7000万元巨款，从而使得南京政府得以迅速组建。甚至可以说没有江浙财团的资助，蒋介石是上不了台的。
江浙财团中有许多人参与过辛亥革命，这些人中有的是国民党的元老，身为浙江奉化人氏的蒋介石与他们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当时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时与蒋介石结识，同时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曾任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校级参谋，成为陈的亲信与助手。后来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后，蒋介石痛心疾首，其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受到蒋的倍加关照，成为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
除此之外，曾经显赫一时的上海青红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不但是上海流氓集团的头目，还是江浙财团的保镖和富翁，杜月笙还曾就任于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们与蒋介石结交并成为四一二政变的重要助手。蒋介石正是在江浙财团的协助之下，从上海到广州，再到南京，一路顺风顺水，逐步成为南京政府的首脑。蒋介石政府与财团之间的幕后协议为蒋控制国民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江浙财团的利益，他们开始迫切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1926年，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大革命席卷全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即将崩溃。在社会大变局面前，江浙财团把希望寄托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身上。于是蒋从江浙财团中得到了巨额的资金援助，为建立南京政权提了充足的资金。就这样，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相互利用。
为了利用同时打压江浙财团势力，南京国民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就是施以小恩小惠，让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权益。江浙财团从承购公债中牟取暴利。当时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根据原来北洋政府的办法发行，按票面五至六折承购，年息六至八厘，还本付息则按票面十足计算。承销银行同样可得三至四分的利息。因此，承销大量公债库券中，江浙财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蒋介石还给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封官许愿，进入国民政府内部。如钱新之任财政次长，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王一亭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陈立夫、陈果夫等进入官僚资产阶级的行列。从而使得财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财政政策的走向。
而另一方面，利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对财团进行压制。随着南京政府的不断索取和硬性摊派，在财团内部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开始进行抗争，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蒋介石发出警告令，暗示他们如要保全自己，唯有给南京政府继续垫款这一条出路。然而，好景不长。当南京国民政府羽毛渐丰时，便过河拆桥，开始对他们采取吞并、限制和排挤的手段加以打击。例如在币制改革中剥夺钞票发行权；兼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等。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江浙财团企图从扶持南京政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出路的美梦最终化为泡影。
总之，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他们在1927年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通过幕后协议来扶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政权的力量，实现发展自身的梦想，结果事与愿违，后期虽然进行了抗争，但面对着日益强大的南京政府，局部的抗争已经无济于事，因此并不能摆脱其失败的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大悲剧。
两大银行改组：史上第二次国进民退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纷纷涌入中国，通过垄断国际汇兑业务、资本输出、政治贷款、发钞、经营中国对外赔款等手段，扼住了中国财政和金融的咽喉。1895年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大量涌进国门，中国的金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9世纪末，国内有识之士倡导兴办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北洋政府统治前半期的两大财政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应运而生。
从1927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所占的官股约为总额的20%，此时两大银行尚未完全被南京政府控制。在地方企业财阀之中，江浙财阀虽然依附于南京政府，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两行业务上也与央行相互争利，从而使南京政府无法完全控制全国的金融行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弥补财政不足的主要办法是依靠银行业进行垫款。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以张公权领导的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上海银行界，为实现早日打倒军阀政府、建成稳定统一的国家而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过慷慨的资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军政所需费用的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超过银行所能承受的额度，如1927年4月～9月，军费支出就高达4000余万元，其中银行垫款超过1300余万元，而中国银行一家就承担了1000万元。这种局面使上海金融界不可避免地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了摩擦。
为了进一步垄断金融行业，1928年10月26日南京政府修改了《中国银行条例》，规定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受政府委托，代理部分国库事宜和发行兑换券，经理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发展及扶助海外贸易，经营货物押汇及国内外汇兑等业务，受政府委托募集或经理内债，买卖金银及外币等等。该条例规定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为2500万元，政府占股本的五分之一。11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国银行，并将总管理处从北平迁到上海，加入官股500万元，以公债预约券的形式拨给，商股仍维持在2000万元，增加部派董事3人，部派监察1人，财政部指派李铭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公权出任总经理并主持行务。经过改组后的中国银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业务更为兴盛。由于它注重和采用先进管理方式，日益在银行界有引领作用，逐渐成为华资银行中的领头羊。
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银行，南京政府利用1934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借助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以解决市场上的金融恐慌，对中国、交通两行强行增资。其设计内容是先发行1亿元的金融公债，其中拨3000万元给中央银行以充实资本，2000万元给中国银行，1600万元给交通银行，作为增加的官股，并决定调出中行总裁张公权出任央行副总裁。这些增加的官股仍然是不值—文的公债预约券。
政府的这种做法遭到中国银行商股势力的坚决反对。经过一轮的讨价还价，最后改为增加1500万元官股，连同原有500万元，合计2000万元，与商股持平。财政部再次修改《中国银行条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1935年3月30日召开股东大会，正式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通过新增官股1500万元，将中行总裁张公权调出，部派董事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9人，部派监察由原来的1人增加到2人，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将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至此，南京政府实现了对中国银行的完全控制。
交通银行作为中国近代一家非常重要的银行，在北洋政府时期曾部分承担国家银行的职责，虽然革命风潮迭起，但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交通银行已具有相当规模。1928年11月16日，南京政府对交通银行章程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最终颁布了新的《交通银行条例》，规定其受政府委托，是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发行兑换券和代理部分国库，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经理还本付息以及代理交通事业的公债收付等事宜。政府加入官股200万元（实交100万元），同时重新选举了董事会，指派官股董事3人，官股监事1人，卢学溥被财政部指定担任董事长一职，并且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至上海。此后，交通银行的业务有了较大发展，扩大了外汇、投资和信托业务，经营房地产，经理和买卖有价证券，办理普通信托存款和特约信托存款，并经营保险、运输和仓储等业务。1935年，政府再次增加官股1500万元，连同原有的500万元官股，股本额扩充至2000万元，占到了总额的60%，官三商二。在此期间《交通银行条例》再次被修改，部派董事由3人增为9人，部派监察由1人增为3人。总经理和董事长分别由宋子文的亲信唐寿民和胡笔江充任。唐为了掌握实权，集中资金统一调度，通过董事会修改了交行组织规程：各分行头寸集中于总行统一调度使用，各分行公债、证券由总行业务部统一经营；将总处改为总行，建立总行发行部和业务部，由唐自兼业务部经理；广揽存放业务，广开工商往来户，大做抵押业务。自此，交通银行也完全被官僚资本所控制，成为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
对于中、交两行的改组，孔祥熙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道：“政府举措之重要者，莫为改组中交两行，增加政府资本，俾于救济改革币制之实施上得与中央银行通力合作，借收事半功倍之效数。”蒋介石也曾表示：“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经济之实施。”可见，控制两行是南京政府形成其金融垄断的重要步骤。
这次改组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南京政府通过强行注资的手段加强了对于两大银行的控制，从而使得地方企业大发展受到强有力的冲击。
公债热：企业家被政府“绑架”
对于民族企业家来说，公债是既保险又稳赚不赔的债券，于是抢购公债成为1928年之后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但同时，这也为民族企业家被国民政府的公债所绑架埋下了伏笔。而1931年开始的金融恐慌拉开了这一事件的大幕。
由于在金融恐慌之前企业家们已经认购了大量的政府公债，可以说证券市场的稳定影响着企业家们的切身利益。这次金融恐慌首先从债券市场的暴跌开始。就在日军入侵东北的一个星期之内，上海证券市场上的五种主要债券市价急跌至票面价值的60%以下，到了12月，政府又规定所有公债只有在低于票面价值的40%时才可以成交，由此一来与日本侵华之前的9月1日相比，所有公债的价值跌掉了一半还要多。单是上海的银行家们就在这次恐慌中损失几亿元，还有两家银行因为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倒闭。
1932年1月初，由于财政紧张，国民政府做出了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债券本息的决定，这在金融恐慌时期可谓是火上浇油，于是到了1月13日，上海的各大银行开始出现挤兑现象。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由于银行储备金之中有60%是现金，另外的40%是保证债券，从而使得在此之前被认为是一本万利的公债大大缩水。如果挤兑风潮形成，中国的金融市场就会瞬间崩盘，所有的企业将无一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