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⑥，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⑦，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注释】
①杨、墨之为仁义：杨，即杨朱，字子居，又称阳生，战国时魏人，主张为我，近似于义。墨，即墨翟，战国时鲁人，墨家的创始人，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近似于仁。
②乡原之乱忠信：语出《论语·阳货》。乡原，指不讲原则、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
③尧、舜、子之之禅让：古代部落首领的职位传贤不传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子之为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国，后哙让位于子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④汤、武、楚项之放伐：商汤放逐夏桀于南巢，周武王讨伐商纣于牧野，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
⑤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在周成王年幼时摄政，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成王，为后世典范，事见《史记·周本纪》。王莽以外戚居大司马，杀汉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后篡位，改国号新，事见《汉书·王莽传》。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废献帝，建魏国，事见《三国志·魏志》。
⑥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汉武帝时曾与大臣们议论立明堂之事，武则天曾毁乾元殿而立明堂。
⑦泮宫：西周时诸侯设立的大学。
【译文】
你来信说：“杨朱与墨子的仁和义，乡原的近乎忠信，尧、舜以及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伐，周公、王莽以及曹操的摄政，概而论之都是无从考证的，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况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还不曾鉴察区别，如果国家想要建明堂、建学校、制历律、行封禅大典，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论语》里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共行事之实也。’这可以说是定论了。”
你所讲的杨朱、墨翟、乡原、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他们各自的区别，和前面说的舜和武王的情况相当，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你心存疑虑，前面讲述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打了比方，在此就不赘述了。至于建明堂、建学校的事，似乎应该讲一讲。但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暂且拿你举的事情加以辨析吧，或许能够稍微减少你的困惑。关于明堂、学校的记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和汉代学者的注释中，六经、四书里未曾作详细记载。难道吕不韦、汉代学者的知识比三代圣贤的知识还要渊博吗？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被毁掉，由此可知，幽王、厉王时，周王朝的明堂都是完好无损的。尧、舜远古之时，铺草为屋顶，垒土为台阶，明堂之制未必完善，但并不因此而妨碍他们治理天下。幽王、厉王时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老样子，但对于乱世毫无裨益。为什么呢？这不正好表明，能以怜恤他人的仁心施行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是明堂；以幽王、厉王的心来行幽王、厉王的暴政，虽有明堂，也只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武帝时，重新探讨明堂的事，武则天时，也曾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国家的效果又如何呢？国君的学校称作辟雍，诸侯的学校称作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学校，均是以讲明人伦为主，至于它外表像不像璧环或者它是否建在水边，都不重要。
【原文】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①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②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③。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④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⑤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唯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唯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听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⑥之论也。
【注释】
①声为律而身为度：意为大禹是标准的完人，他的声音是音律的标准，身长是尺度的标准。语出《史记·夏本纪》。
②“君子所贵”三句：语出《论语·泰伯》：“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为竹制器皿，豆为木制器皿，笾豆之事指祭祀礼仪中的具体小事。存，此指掌管、安排。
③“命羲、和”四句：意为尧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谨慎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目的是制定和颁行历法。语出《尚书·尧典》。
④“在璇玑玉衡”二句：语出《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意为舜观测北斗星的运行，以排列七件政事。天璇、天玑、玉衡，北斗七星中的三颗。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尚书·大传》则认为“七政者，谓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
⑤推步占候：推算历法，占卜天象。推步，推算天文历法。占候，观察天象变化以测吉凶。
⑥拔本塞源：意为拔除树根，堵塞水源，比喻从根本上破坏。语出《左传·昭公九年》。
【译文】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定礼乐，必须有中和之德，只有以声为音律，以身为尺度的人，才能制礼作乐。至于乐器细节上的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们的工作。因此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把握好时间；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为了“以齐七政”。这些都是切实争取以仁爱百姓之心行养民的仁政。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也正在于此。羲氏、和氏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才华，皋陶和契不一定赶得上，大禹和后稷也未必能有；正如孟子说的“尧、舜之知而不偏物”，即使尧、舜也并非全知全能。但是，到现在，依照羲、和二人的方法，世代修习，即便是有一点小智慧的人、鄙陋的占卜术士，也能推演历法、卜算天象而无差错。难道是这些有点小智慧的人反倒比大禹、后稷、尧舜还要贤能吗？
封禅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这都是后世奸佞之徒献媚讨好，夸大其词，以此惑乱君心，浪费国力。这种欺天骗人、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不屑于谈论，这也正是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然而，你却认为这是儒生应当学的，只怕有些考虑不周吧？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只因他们是“生而知之”。然而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礼乐名物等，若果真与成圣的功夫有关，那么圣人也必须学了之后才能知晓，如此圣人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并不是就礼乐名物而言，礼乐名物之类与成圣无关。之所以说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仅指义理，而不是就礼乐名物而言；学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学这个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在困难中学这个义理罢了。当今的学者学习圣人，对于圣人所知的，他们不通过学习而知道，却反而去学习圣人所不知道的来当作学问，这不是将向圣人学习的方向迷失了吗？所有这些，都是就你感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阐释的，至于拔除病根、堵塞其源头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谈到。
【原文】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①。唐、虞、三代之世，教者唯以此为教，而学者唯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②，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唯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唯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功、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佣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③之愿，唯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唯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注释】
①“舜之命契”六句：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有忧之，使契可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②启明如朱：语出《尚书·尧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
③仰事俯育：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
【译文】
人们还不明白拔除病根、堵塞病源的主张，却让人们学习圣人，将会日益感到复杂艰难，最后沦落为禽兽夷狄，还满以为修习的是圣人的学问。不懂拔本塞源，即使一时理解我的学说，最终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问题接踵而至。我就是不停地呐喊，甘冒一死，也丝毫不能拯救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