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是哪年的事了，但那天的天气状况我记忆犹新。
天空悠悠忽忽地飘着旋转的雪花，天气很冷，刀片似的寒风割切着我的脸，冷风飕进衣领口把周身的皮肉舔得冰凉。
这时候，我的切肤之感足自己掉进了冰洞之中。
茫茫山野只有我们这辆抛了锚的大依发汽车如一只孤船似的停放着，冰冷的车体任寒风吹打着。
这是在柴达木盆地深处的一个荒滩上，我开的79号车的变速箱坏了，只得停驶，离开了车队。我让助手昝义成搭便车回驻地格尔木取机件，自己留下看车。在这前无村后没店的荒郊山野看车自然是个苦差使了，没有地方吃饭，自己要走几里或者十几里路找养路道班去“讨饭”，夜里一个人熬在驾驶室里挨冻还要担风险——我们部队就有抛锚车的司机夜晚遭叛匪袭击而毙命的事。在助手走后的四天看车中，时问对我显得格外漫长，枯燥。我打发时间的基本做法除了“讨饭”之外，就是看书、写稿。出发时随身带的一本杨朔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和一本《可爱的柴达木》，不知翻过多少遍了，觉得再也嚼不出什么味了，便烦躁地扔在了靠背箱里。一摞油料卡片上涂满了诗，写了改，改了又写。
钢笔里的墨水流干了，诗情，也枯竭了。我无聊地坐在汽车一旁的地上晒太阳，谁知那雪后的太阳像冰一样冷。这时我想，天上如能飞过一只鸟儿多好，它可以给我做伴……
无聊时最能胡思乱想。
第三天上午，我忽然生发奇想：到附近十多里外的锡铁山矿区去“参观”，看看工人们是怎样掘矿的。我为自己在困境中想出的这个新鲜安排而高兴，乐得直蹦跳。我很快就用篷布盖好汽车，工具箱、驾驶室全加了锁，之后像小鹿一样向矿山跑去。不是吗？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有的是劲头，也不缺幻想，生活就应该快乐得无忧无愁。
我背着木把冲锋枪几乎是一口气跑到了矿区，一点也不觉得累。我像只游鱼一样在矿上窜来窜去地参观着，也许是一身油腻的军队工作服和一支冲锋枪给我带来了方便，没有人盘查我，我可以随意地出进任何一个地方。这个矿山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机器轰鸣，我所看到的几乎全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开矿、运矿……不知为什么工人们的个头一个个都很高大，脸上落满了烟尘。我奇怪，这个地方怎么集中着这么一群高头大马的壮实男人？
矿区很小，我很快就转完了，我准备返回到停车处。就在这时候，一块贴在墙壁上的壁报吸引了我的脚步，我便走过去逐篇逐句地看起了那上面的文章。就在这个壁报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作者名字：苟文杰。这是我上初中时的一位同班同学，1958年我当兵上了青藏高原，他回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奇怪的是入伍后的第二年，我在《青海湖》等文艺刊物上读到了他写的儿篇小说，小说反映的都是青藏高原的生活。我纳闷：他会不会是我的同学苟文杰呢？
今天我在矿区又读到了他的作品，心里的高兴和惊疑都增添了几分。我赶紧跑到矿上一打听，得知这个苟文杰还是从我的老家陕西扶风“盲流”到青海的。可是，这几天是他的轮休日，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能弄清他何时能回到矿上。
我一直等到傍晚，也未见到我的同学。我很失意，没精打彩地回到了汽车旁。
一件很糟糕的事就发生在我离开汽车的这段时间里：
盖在车上的篷布被人揭开了，驾驶室的工具丢了不少，连我的那两本书和诗稿也不翼而飞。我真没想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有贼。
我下车又看了看，书和诗稿扔在离汽车较远的地上，我想，贼子是不偷知识的，也偷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