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元年（836）的进士考试虽然照常举行，但在不久前甘露之变阴影的笼罩下，气氛终较往年冷清肃杀。而李商隐竟又一次榜上无名，铩羽而归。
临离开长安前，他懒得再去令狐绹府上告辞，谁知令狐绹却来到他的旅舍对他慰勉一番，第二天又派家丁给他送来一些钱物和一封书信，鼓励他明年卷土重来，背水一战，必有斩获。
令狐绹这时已在朝中任左拾遗之职，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李商隐。商隐深感他的好意，遂给他回了一信，披肝沥胆，一吐积郁，其愤愤不平的神态和口吻清晰如见。今天看来，这封以古文写成的《别令狐拾遗书》，既是一位科场失意者的牢骚宣泄，又是一篇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文章，在李商隐为数不多的古文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
子直（令狐绹字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写。足下去后，怃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书辞委曲，恻恻无已。自昔非有故旧援拔，卒然于稠人中相望，见其表，得所以类君子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
足下观人与物，共此天地耳。错行杂居，蛰蛰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与物慨然量其欲。牙齿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齿，此意人与物略同耳。有所趋，故不能无争；有所争，故不能不于同中而有各异耳。足下观此世，其同异如何哉？儿冠出门，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此于亲亲，不能无异势也。亲者尚尔，则不亲者恶望其无隙哉！故近世交道，几丧欲尽。
足下与仆，于天独何禀？当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会面，一分散，至于慨然相执手， 然相慼、泫然相泣者，岂于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乐，而又甚惧吾之徒孑立寡处，而与此世者蹄尾纷然。蛆吾之白，摈置讥诽，袭出不意，使后日有希吾者且惩吾困，而不能坚其守，乃舍吾而之他耳。
足下知与此世者，居常绐于其党何语哉？必曰：“吾恶市道！”呜呼，此辈真手搔鼻齇而喉哕人之灼痕为癞者。市道何肯如此辈邪！
今一大贾，坐 货中，人人往须之。甲得若干，曰：“其赢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赢若干”；戊曰：“吾索之”。既与之，则欲其蕃，不愿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腊相见有贽，男女嫁娶有问，不幸丧死有致馈，葬有临送吊哭。是何长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则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环出入如此，是终身欲其蕃，不愿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严，出妻子益敬，伏腊相见贽益厚，男女嫁娶问益丰，不幸丧死，馈赠临送吊哭情益悲，是又何长者大人哉！唯是于信誓有大欺漫，然后骂而绝之，击而逐之，讫身而勿与通也。故一市人率少于大贾而不信者。此岂可与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时之不在，势之移去，虽百仁义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顾矣；岂不顾矣，而又唾之，足下果谓市道何如哉！
今人娶妇入门，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蕃息！”后日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者属之邪？今山东大姓家，非能违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鹜在门，有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当其为女子时，谁不恨？及为母妇，则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岂有大于此者耶？今尚如此，况他舍外人，燕生越养，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贩卖哉！ 而绎之，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果不知足下与仆之守，是耶，非耶？
首阳之二士，岂蕲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得有此人，足下与仆当有所用意，其他复何云云。但当誓不羞市道而又不为忘其素恨之母妇耳。商隐再拜。[1]
这封信是李商隐与令狐绹前一天谈话的继续，信中呼“足下”凡十次，可见李商隐急切地向对方倾诉的姿态和这封信的对话性质。贯穿此信的，则是商隐对二人交谊的肯定和以此交谊为对照而进行的社会批判。
信一开始就正面谈到了令狐绹对自己的关照，肯定他们之间的交谊是“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式真正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感情。相信令狐绹听到这些，是会含笑点头表示认同的。面对这样的友人，怎能不把满肚子的牢骚和盘托出，一吐为快呢。而且这牢骚又远远超越了个人的不幸，已上升到鞭挞世道和痛砭俗情的层次。
此时的李商隐，年纪不过二十五岁左右，但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却已相当深刻。这显然与他从小的处境和长大后的遭际有关。
他一下子就触及了人性和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人的欲望无穷，而世界与社会的资源有限，以无穷对有限，必然带来不尽的纷争。在这个大前提下，人与人（即使是父母子女）的沟通了解非常困难，至于“近世交道”更已经丧失殆尽——李商隐虽未明说，但所指显然是他与令狐绹所在的文人圈子——那里多是一副副虚伪做作的道德面孔，人们口口声声宣扬最厌恶“市道”，即市侩之道，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比“市道”要卑劣丑陋得多。李商隐说，所谓“市道”，不过是一种有付出有赢利的交易，真正的市道倒是要恪守契约和信义的；可怕的是“此世交者”“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在他们那里，面孔随时可变，信义与友情都不存在，所关注的仅仅是被“时势”决定的现实利害而已。
令狐绹倘若听到这些，会是怎样的感觉？他也许会被李商隐反流俗的观点所震动，也许他并不赞同李商隐的“市道观”，但对他批评俗世的态度表示理解。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李商隐还谈到一种现象，以生活中的女人为例。
女人们在幼小做女儿时受尽宠爱，长大了谈婚论嫁，无不痛恨只讲门第钱财的包办婚姻。然而等到她们自己当了母妇，对待女儿，却仍是老一套，一代代就如此在旧轨道上循环。
商隐的用意主要并不在于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揭示人性的一个丑恶之处，那就是自己历经艰难困苦改善了处境，却回过头来压迫后来人。从女儿到母妇，从白丁到官员，无不如此。所以，他向令狐绹呼吁（其实也是一种保证）：让我们发誓，老老实实的不羞于“市道”，更绝不做忘记“素恨”，自己地位改变了，就反过来压迫后来者的那种“母妇”！
这个李商隐！他似乎忘记令狐绹与自己的处境已经大大不同，而将两个人都算作世俗社会的对立面了。
写这封信时，李商隐的感情显然是激动不宁的，以至其中有这样的话：“ 而绎之，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又比如说：“首阳之二士，岂蕲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意思是说，自己决心学习伯夷、叔齐，就算世人都趋炎附势追逐潮流去了（像古时八百诸侯都随周反商那样），自己也绝不同流合污，宁可做困守首阳山，孤寂穷饿而绝不后悔，表示出与世俗誓不两立的决绝态度。
应该说，这些都是气愤话，而且是一种文人的、尤其是诗人的气愤，未必会真的付诸实践。他知道，自己这样说，令狐绹不会见怪，是会理解、优容的。不过，他这样说，也并非纯属一时意气，而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相信，“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
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
这是李商隐发自肺腑而又掷地有声的名言。
所谓直笔者，指的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史官，李商隐痛恨现实，但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从这封信来看，李商隐与令狐绹此时有着很不一般的关系。至少在李商隐感觉中，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可以无话不谈。他愿意向令狐绹一吐积愫，不怕把话说得尖锐和过头，也不怕有的话可能会引起令狐绹的多心——比如他攻击处境改变便反过来压迫后来人的“母妇”时，就没有顾及此时令狐绹已经“仕益达”的情况——事实上，令狐绹读信后也确实没有对号入座，相反，他被商隐说服了，也感动了。他主动地、诚心诚意地帮助李商隐进士及第，就是在这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