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西子湖”是一次文化盛会。艺术家们赏足了西湖的锦秋胜景，说尽了西湖的古今盛事，品享了西湖的美食美餐，最后，浓妆淡抹，绘出了西子湖的绝色天姿。大家感到，我们有幸躬逢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盛世，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丰收硕果，在丹桂飘香、秋高气爽的十月，两岸四地文艺同行相聚于西子湖畔，实乃人生最美好的际遇。有感于此，我心头不禁又诗意盎然，于是，构思绝句一首，以为此行的纪念，诗曰：
喜逢盛世岁月殊，
群贤毕至西子湖。
天堂美景激灵思，
共绘华夏新蓝图。
2006年10月24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一段苦涩的回忆——艰难的回眸一望
人的大脑是个规模宏大的思想库存，它储蓄了浩繁宏博的整个人生的记忆，从呱呱坠地的出生之日，到奄奄一息的垂暮之年，不管是喜透眉梢的喜悦还是痛彻心脾的烦恼，都会在脑海深处留下道道印痕。有的经过时间的磨损而悄然退去，有的却因当时烙的痕迹太深而长期留存下来，变成不可磨灭的内容，经常闪烁在面前。在我八十年的岁月长河里，便有这样一段苦涩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萦绕在心头。
远在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包括塞外边陲，全国各地几乎都是饥馑交集，饿殍遍地，人民苦不堪言。公开的说法是，这是由于全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和“帝、修、反”①沆瀣一气联合反华对我实行封锁造成的恶果，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人们心里明白，但都讳莫如深，谁也不敢挑明。
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北满大草原上新建的一座大型机器厂做技术员。因为当年战备的需要，工厂建在接近原苏联的富拉尔基。这个富拉尔基本来是个达斡尔族聚居的小渔村，人口不足两千人，由于建设大工厂，一下子陡增了几万职工，它便有点承受不起了。按说以这里的地广人稀，土地肥得流油，随便插一支树枝不久便会长成参天大树，任意撒几颗种子就会长出一片茂盛的庄稼来的自然条件；还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美誉，嫩江的“鳌花”，大草原的“飞龙”，也经常“落入寻常百姓家”的饭桌上的佳境，人们吃饱肚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过去山东、河北一带的老乡才常常在荒年“闯关东”以谋生。因此，这里的百姓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外，大都是原籍山东、河北的乡亲们。
谁料想，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偏偏突然出现了个“困难时期”，于是，这个地方便也跟着“困难”起来了。
①“帝、修、反”系当年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简称。
当年是“全国一盘棋”。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工厂的职工，也一再压缩“定量”，减少副食供应，同样吃糠咽菜，忍饥受饿，食不果腹，在饥馁中备受煎熬。很多人因吃不饱饭而疾病缠身；浮肿几乎降临每一个瘦弱的肌体上。非常凑巧的是，我的大女儿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多病而羸弱的妻子，除了填不饱辘辘的饥肠外，尚须给嗷嗷待哺的孩子哺乳；加上年逾花甲的老母亲也从南国家乡来到北大荒和我生活在一起，一家四口，这口粮的缺额就更大了。那时商店里虽有高价食品出售，可是，我们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哪里买得起呀！上级号召人们进行“瓜菜代”，可是市场上、田野里既无瓜，又无菜，何从“代”呢？面对这种艰窘无助的境况，我确实感到为难了。这样的日子怎么熬过去呢？
正在这当儿，我们的邻居老刘，来我家串门。老刘也是四口之家，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很，那点粮食定量更是不足以果腹，比我困难得多。他时任工厂的团委宣部部长，由于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和我一样，有时还舞文弄墨，在报刊上发表点小文章；惺惺相惜，气味相投，故平日我们俩过从甚密，有很多共同语言。他虽然是贫农出身，根红苗壮，又是有官位的干部，但是他对于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和曾经在反右派斗争时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不歧视、不避讳，说话时能够平等相待、推心置腹；有时还敢当面顶撞错误的领导，背地讥讽被扭曲的时政，发点“出格”的牢骚；因此益发加深了我对他的感佩和彼此之间的友谊；现在，又有在“困难”中的共同感受，因而常常相互造访谈心。
有一天，在一个阴郁的公休日，我们俩又凑在一起了。在“倾诉”一番“困难的衷曲”后，他突然对我提出一个建议：咱们到大田里捡黄豆去，来补补肚子，怎么样？我惊诧地问：到哪儿去捡？哪有那样便宜的事？他悄悄向我解释说：日前有人告诉他，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吃大食堂，喝大锅粥，干农活不怎么认真了，因此在收获庄稼的时候，丢三落四，大田里还留下不少“残余”，咱们城里人可以去“捡捡漏”。我说：有这等好事，人家公社社员不去捡，还轮到咱们了？他说：“鱼过千重网”，总会落下一点吧，我们不妨前去试一试。
受饥饿之苦，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老刘这样好的建议，而是欣然同意。于是，就在此后工厂的又一个公休日，我们俩便一同“出征”，到大田里捡黄豆去了。目的地是距工厂十公里以外的黑岗子，据说那里有一大片黄豆田。由于这种行动有“资本主义”色彩，我们相互商定：此行要严守秘密。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天上的寒星还在闪烁，职工宿舍区还漆黑一片，到处鸦雀无声，我和老刘便相互招呼起身了。我们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头戴一顶厚厚的狗皮帽子，身穿里子带羊绒的棉大衣，足蹬一双垫有乌拉草的棉鞋，脸上蒙一个特制的大口罩。为此，我的近视眼镜不得不取下放在兜里。为表示对我此行的大力支持，妻子还专意给我烙了一张白面糖饼，以为犒劳——其实，她的这番好意，恰恰也增加了我的心理负担：此行必须有所收获！
老刘也和我享受了夫人给以同样的待遇，当然也带有同样的负担。
那天正好进入“三九”时节，天气彻骨般的寒冷。从西伯利亚吹过来的寒流，到这里就变成一种“大烟炮儿”①，像利刃一样直往你身上钻。全身虽然进行了全包装，但是，脸部总是有面罩盖不到的地方，风从缝隙中钻进来，像刀子割的一样的痛。
①大烟炮儿，是当地人对刮得特别大的一种寒风的别称。
这当然阻止不了我们的决心。出了家门，便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黑岗子方向走去。我们走的不是正儿八经的宽敞大道，而是抄近走的农民收种庄稼时在阡头陌尾临时踩出来的羊肠小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走起来很是吃力。特别是当时我们肚子里油水不多，都患有浮肿病，心虚腿软，就更加步履艰难了。一开始，我们俩还唠点嗑儿，说点笑话，发点牢骚，评点时政，以解劳顿；但走着走着，便都不做声了。怕话说多了伤了元气，妨碍下一步的重要“业务”活动。
我们一边走一边用眼睛瞅着路两旁已经收割完毕的庄稼地，这里多半种的是高粱和玉米，那是没有什么“油水”可取的，因为它们穗儿大，目标也大，谁会舍得落下？直到走过了黑岗子，才算找到一块黄豆地。
这黑岗子本来是一片凸起来的大土丘，海拔不足三十公尺——不知是在多少亿万年前，地壳变动时不经意间甩下的一点小渣滓形成的“产物”。但因为过去岗子上面栽植了许多松柏和一些自发生长的灌木，日久年远，长的密密丛丛，遮天蔽日，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片，人们就把它称做“黑岗子”。据说，它曾经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哩！狼群出没在丛林中，虎豹争雄在岗顶上；飞龙在白桦树上筑巢，百灵在椴木枝头垒窝；密林深处有绿林好汉的足迹；冈坳下面有流放者的残骸。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曾在这里宿过营，并以此为据点，偷袭日本小鬼的军车，劫夺他们的给养，打得敌人心惊胆战，每经过这里便惶惶不安……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里的林木也逐渐流失了许多；尤其是经过“大跃进”时期连根带梢的彻底砍伐——先是“大炼钢铁”，继曰“开荒造田”，之后，现在已经是光秃秃的一个土岗子了。那片黄豆地就是在岗子的半坡上经过伐木后的新生的“硕果”，面积至少有好几垧。乍一看去，遍地光溜溜的，似乎也收割得比较干净，我有些失望了。但老刘眼睛比我这个近视眼好使，却发现在垄沟里还有散落的豆粒儿，于是立即蹲下来用手捡起，同时转脸向我说：老程，有门儿！此时，我也顾不得冷风刺面，摘下口罩，戴上近视镜。果然，我也看到了那黄金般的豆粒儿，连忙欣喜地蹲下，脱下厚厚的棉手套，捡了起来。
不过，这些“小东西”还很会隐藏。有的埋在垄沟深处，有的藏在根茬底下，有的单独栖息豆叶丛中，有的仍聚集在豆荚里。我们俩沙里淘金般地仔细“搜捕”，一粒一粒地捡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兜子里。此时，我们早已忘却寒风的袭击面颊，顾不得双手冻得揪心地疼痛，强迫随风舞动的身子站稳脚跟，忙不迭地扒开冻土茬子和黄豆叶子，寻找那亲爱的“小宝贝”。我每搜捕到一粒，心头便会激动一阵儿：觉得又可为我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增加一点营养，为那新生的小女儿增加了一滴乳汁。于是，我备尝了“收获”的喜悦。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饥饿像无数毛毛虫一样紧挠着我的肠胃，我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向老刘建议道：老兄，歇一会，慰劳一下肚子吧！老刘欣然答曰：好！这肚子早就向我提抗议了。于是，我们各自从贴身处取出了白面糖饼，对坐在沟垄上吃了起来。这时，糖饼已经被冻得梆梆硬了，咬一口像啃一块冰碴子，但是，含在嘴里，咽在腹中，却觉得香甜无比。我们俩大口吞啖，相视而笑。这也算苦中有乐了。
触景生情，我突然来了灵感，遂和着古诗的韵脚，顺口占一小诗，面向老刘念道：
捡豆随风舞，
手抠禾下土。
须知囊中豆，
粒粒皆辛苦。
老刘听后，说：好！停了片刻，他忽然说道：我也瞎诌了几句，请你赐教。
风调雨又顺，
何曾有天灾？
世事多蹊跷，
令人犯疑猜。
我听后，连忙用手掩口示意说：噤声！然后我又严肃地对他强调：老兄，这样犯忌的话可说不得！老刘一伸舌头，向我扮了个鬼脸，算是回答我了。
甜甜蜜蜜地把那块糖饼啃完了，身上增加了不少热量也长了些许力气，于是，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又重新投入刚才的“战斗”，以便扩大“战果”。现在，寒风吹得更猛了，站都站不稳；但是，我们却毫未退缩，老刘还不断地念叨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以鼓“士气”。如此这般又奋战了两个多小时，布兜里的黄豆粒儿已经撑得鼓鼓的，说明“战果不菲”了。本想继续“战斗”下去，只是东北的冬天光照时间短，不到四点钟，那个怕冷的太阳，已经迅速地溜进地平线下躲起来了，我们也不得不忍痛割爱，走向回家的路。
或许是因为胜利的喜悦和囊中黄豆的鞭策，我们返回去的路走得很快。但是，由于夜影逼近，路径不清，我们只能高一脚、低一脚地颠簸前进，临近工厂宿舍区的时候，我的身子简直像快要散了架似的寸步难行了。老刘也和我一样，脚步蹒跚、气喘吁吁。当迈入我们居住的楼门口时，我忍不住调侃了一句：这老天爷搞的自然灾害，确实把咱们害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