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老刘却冷不丁地白了我一句：扯淡，什么自然灾害？完全是人祸！说罢，趔趔趄趄地进了他的家。
我赶紧回头瞅了一下，幸好周围无人，我也急忙回到家中。这时，母亲和妻子正倚闾而望哩。见我“安全”归来，自然非常高兴，一齐问我：怎么样？我顾不得和她们说话，把兜子向地下一扔，甩掉大衣和狗皮帽子，一下子仰卧在床上。我实在太累了。
母亲和妻子连忙过来验收我的“战果”。她们把兜子里的黄豆倒了出来，只听娘儿俩高兴地欢呼：哎呀，这么多！足足二斤还要挂零！
有今天这个“战果”垫底，晚上全家破例吃了一顿饱饭。
尝到了甜头，我和老刘此后又去捡了两次黄豆。可是，“战果”一次比一次少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秘密”行动，很快地被其他职工发现了，他们也纷纷出行黑岗子，进入捡黄豆的战斗行列；但是，僧多粥少，任凭怎么奋战，也难获“战果”了。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捡黄豆”的行为不知怎么竟被我所在的单位党支部知道了。党支部书记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思想觉悟极高，善于突出政治，立即找我个别谈话，追查我的动机和行动的结果。那些年，我们这些犯过错误的知识分子，经过一个连一个的政治运动的折腾，如同惊弓之鸟，哪里敢对组织隐瞒什么私密行为？我只好向他坦诚地说明这个行为的全过程。
“据说你还是始作俑者！”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随后又严厉地斥责我说，“你知道你这个错误行为的性质吗？”
我有点茫然地摇了摇头，同时敬畏地望着他，意思是：请您指教。
“你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大田里的庄稼是人民公社的财产，是国家的财富，你怎么可以随便窃取！”我心悸地听见他用了“窃取”二字。
我只能唯唯点头，不敢说半个不字。
“回去写一份检查，要狠挖你的私心杂念，然后交给党支部，听候处理`！”
我乖乖地照办了。好在那些年我写“检查”已经是轻车熟路，能够自觉地上纲上线，狠狠地向自己的头上泼脏水，很快便交稿了。然后便提心吊胆，等待后果。
幸亏此后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这几年工作的“失误”，听说连毛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评”；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弦也稍稍放松了。
党支书也因此高抬贵手，居然放我一马，没再继续追究我的错误；但始终也没有给我一句“托底”的话。因此，我心里却一直像搁置一块沉重的石头，久久难以放松下来……
这段酸涩的陈年旧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成因，早已真相大白，公之于世，不再遮遮掩掩、羞于出口；中国共产党弃旧图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全国人民生活都普遍提高了，不仅衣食充裕，而且到达小康之路；昔日那一幕辛酸的情景，总该是忘却了吧，但不知为什么，总还经常在眼前晃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潘家园的奇遇
我的家住在北京城南的潘家园旧货市场附近。这个市场是全国古玩荟萃的地方，举凡古今各代的金银玉器，名人字画，奇珍异宝，应有尽有，走近一看，便觉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因此，它成为京城的一大胜景。凡是来到北京的中外游客，都慕名前来这里，或参观、或采购，无不大包小裹，满载而归。近水楼台，我可以随时游逛这个举世闻名的“胜地”。但是，我对那些古玩古董兴趣不大，唯独钟情于那些旧书摊儿。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或买到平日难得见到的陈年书报杂志，满足我对已经逝去的岁月中许多逸闻趣事的追寻，并增加我历史知识的库存；它对我的创作和丰富暮年的生活都大有裨益。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的旧书摊前，竟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奇遇——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琐事缠身，多日未去旧货市场了。一天，偶觉清闲，突然又产生去逛一逛的意趣。于是，就在一个周末的黄昏，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当然是直奔那一排我经常光顾的旧书摊。
虽然时隔不久，这里却有了不少的变化。首先，书摊多起来了，原来是一溜单排，书刊随意堆放，显得很零乱；现在则是两列并排，中间有通道，摊位上的书刊摆放得非常整齐，有的摊位还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
我选择了一个摊位较大的书摊停留下来，这里不仅书刊琳琅满目，而且排列得有条不紊。我站在旁边静静地浏览一番之后，突然发现一本平日罕见的线装《唐诗别裁》，忍不住向摊主索要过来一阅，翻阅之后，觉得别有风味，便站在滩旁认真阅读起来。不一会儿，摊主竟然让身旁一个年轻人递给我一个小凳子，示意请我坐下来舒心地慢慢阅读。
我感激地向那位老摊主看了一眼。只见他发须斑白，满脸皱褶，似饱经沧桑，但双眼尚炯炯有神，显露出和蔼慈祥的模样。瞅着这副面庞，突然，我脑海里产生一种奇异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由得，我的思路溯回到半个多世纪的那难忘的一幕幕情景：
那还是20世纪的40年代初，当时我正在家乡念小学。
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县（现改为邳州市）一个古老的村庄。邳县古称下邳，历史悠久，至今已有数千年的记载。这里地杰人灵，代有才人，文化底蕴深厚，读书之风，历久不衰。我们程氏家族系宋朝理学家“二程”之后，“历代书香”，我很小便被送入学堂念书。可能是家族遗传基因所致，从小就嗜书如命，古今中外，来者不拒。由于家庭藏书有限，很快便被我读完了，于是，就想借书来读。可是乡下又没有图书馆，无处可借，只好央求母亲到附近的集镇上为我购书。母亲爱子心切，便把我领到镇上让我自己选购。
那时，镇子还没有书店，只有一个小书摊儿摆在街头一个角落里，由一位年纪不大的汉子在售卖。他手脚勤快利落，脸上总是堆满笑容，给人以亲切感。他态度和蔼，对前来买书的人，一律笑脸相迎。我们母子刚刚来到，便立即主动询问：请问尊嫂，想买什么书呀？我母亲指着我说：是孩子想买书。老板转而又笑着问我：小朋友，读几年级了？我回答他：刚上三年级。他听了异常高兴，连声说：小小年纪就爱读书，好，好！遂又问我：对哪样书有兴趣？只管挑选。我用眼一看，书摊上琳琅满目，两眼应接不暇。有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三言二拍》等；也有现代作家如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著作；外国作家的作品也有出售，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巴尔扎克、契诃夫的小说。许多都是我平时渴望阅读而不得的好书，真想一下子买他一箱带回去饱览个够。可是，我因为父亲逝世很早，家境很不富裕，哪有更多的闲钱买书？只能选上两本买回去。
像一个饕餮者遇到美味佳肴，废寝忘食，不几天我便读完了。书瘾难耐，只好背着母亲自己又来到镇上，想再买几本。不过，我这次没有马上买书，而是先选一本价钱贵我难于购买的书站在书摊边翻阅。看着看着我的心便进入书中去了，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也没看完。令我高兴的是，老板并未因此给我脸子看，只顾卖他的书，没有管我。眼看快罢集了，我才匆匆买一本价钱较便宜的书回家。但我心里还惦念着那本未读完的书，到了星期天我又去镇上，和上次一样站在书摊儿旁继续阅读。老板似未介意，偶尔瞅我一眼，也是面带微笑，好像说：你尽管看吧，没关系。
如此几次，我似乎找到了一个窍门：可以不花钱在这儿看书。于是，每逢星期天的一大早，我便来到镇上，直奔书摊儿，拿起想看的书径自读去。我当然很是自觉：轻取慢放，小心翻动，对书十分爱护。这样越发取得老板的好感，每次还主动打招呼：你这个“小书虫”又来了！我这儿又到几本新书，你先看吧！有时甚至还递给我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一旁慢慢地读。他称我叫“小书虫”，我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很亲切。
我开始有点奇怪：老板为啥对我这样好呢？不久，我便有所察悟了：原来这位老板系教员出身，生于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他便逃亡到关内四处流浪。后来听说我们邳县乃古文明之乡，便慕名来到这里。为了生计，就做起摆书摊卖书的营生。出于一位做教师的职业敏感与天性，他非常喜欢爱读书的孩子。见我常常来到这儿，捧起书来那样专心致志地阅读，便产生了爱怜之意；不用说，他也看出我并非什么富贵人家的子弟，没钱买更多的书，只好来这儿看蹭书。于是，便有意照顾我，不仅不施以白眼，而且和颜悦色；有时甚至还给予指导。如某个作家都有什么著作，某本书有何特点，读某些书应注意些什么，等等。经过他的启发，我果然大有收益，慢慢地把他视为老师了（因为他姓李，我则以“李老师”称之），胆子自然也就大了起来，到此看“蹭书”的次数更多了。为了减少内心的愧疚，我有时还帮他干点小活儿，如扫扫书摊周围的尘土和垃圾，替他整理一下被顾客翻乱的图书，在他需要“方便”的时候，代他看管一下书摊儿……一来二去，我们之间便产生了感情，如果哪一个星期天不去那儿，心里便空落落的；而那位老板呢，也会关心地向我问长问短：怎么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我把这个情况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很过意不去，有几次，还专门做了好吃的菜肴让我送给他食用，也算是一种报答吧。
可惜在不久之后，我们的家乡也被日本鬼子侵占了。侵略者无恶不作，人们都东躲西藏，谁还顾得上买书读书呀！这位老板也不知逃难到哪儿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这件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往事如烟，诸多淡忘，唯有儿时逛书摊的印象和那位老板的模样还刻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谁知道时到现在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内的旧书摊旁，我又碰见貌似当年的那一幕。
我仔细端详了那位年迈的书摊主人，越发觉得他影影绰绰貌似当年我们家乡集镇上那位摆书摊的老板。于是，我像是无意识地向老板问了一句：“老人家，你攒了这么多古旧的书刊，经营多年了吧？”
老人笑了笑说：“算你有眼力，我搞这营生，断断续续有几十年了。”
老人的话更加引起我的怀想，又继续问他：“你肯定到过许多地方咯！”
“嘿嘿！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都有我的足迹。”他回答得有点得意。
我又接着问：“苏北有个古老的邳县，你去过吧？”
老人抚着后脑勺回想了一会，随即笑着说：“去过这个地方，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怎么？你——”
我立即说道：“你是那位李老师吧？当年，我就在你的书摊前，读你的蹭书的小学生。”
他顿时陷入深往的回忆中，稍候，便惊讶地望着我，半晌若有所悟地说：“啊！你原来是那个‘小书虫’！”
这正是当年他对我的昵称，我们双方都对上号了。于是，便促膝叙述彼此几十年来过往的经历，不用说，都饱经风雨，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苦难的历程”，都不禁感慨万端。
在最后分手的时候，老人深情地说：“今天我们真算是奇遇了，这是我们俩的缘分！”
自此，我又成了他书摊前的常客，茶余饭后或节假日，我必定前去那里，或阅读旧书刊，或和老人交流读书心得，或选购一二册心仪已久的“珍本”（他此时总是要无偿地赠我，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从他那里我又获得许多意外的收获，就像半个多世纪前在我的家乡那样，直到不久以后他因年迈被病魔侵袭而驾鹤西去。
潘家园的这个奇遇，将永远录留在我大脑的那个景象纷纭的屏幕上，它丰富了我晚年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