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多不见得就幸福
金钱俗称钞票，是一种财富的标志。其实，钞票本身没有什么功过是非，只不过是在市场上流通交换的工具而已。因此，对钞票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握住自己，一定要做钞票的主人，切莫做钞票的奴隶，更不要被它束缚，捆绑住自己的手脚，为其所惑。古往今来，有不少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人们不妨认真权衡，选择自己的去从。
先说说一位古人。春秋时期群雄割据，各霸一方。其中有一个齐国，是比较强盛的大国，其富强的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一批清正廉明的官吏，治理国家。在众多官员中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大夫晏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央级干部”。晏婴有名的政治主张是“诛不避贵，赏不遗贱”。意思是，不管他是什么位高爵显的权贵，该斩首的就要斩首；不管他是多么低贱的平民百姓，该奖赏的就要奖赏。晏婴平时非常重视生产活动，反对加给人民太多的赋税和较重的刑罚，希望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他自己呢，生活极为简朴，出去办公或视察也是轻车简从，从不兴师动众惊扰民众。当然没有众多被视察的地方官员陪同和手持摄像机的记者跟随，更没有大批的保卫人员布哨戒严。一生中，他都只领取自己的那份俸禄，没有丝毫其他“灰色的收入”。因为他认为：如果自己的腰包太鼓了会败坏自己的道德和名声。这是个把个人名声和生活道德看得远远大于金钱的官员。
曾经发生这样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有一次，齐景公派使者专门前去他家看望他。这是非常光彩的事，按理说他应该好好地大摆宴席招待这位要员（花点公款宴请一下也是名正言顺的）。可是，这个晏婴却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他竟然将家中仅有的残肴剩饭和那位使者“分而食之”，由于食物太少，主客都没有吃饱。使者怀着一肚子怨气回去禀告了齐景公。景公还算是个比较英明的君主，体恤下情，知道晏婴把自己有限的“薪水”接济比较穷困的百姓了，因此，不但没有责怪宴婴，反而派人给他送去一大笔金钱，意思是希望晏婴生活得宽裕一点。可是，“最高领导”的关怀，却被晏婴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用君王给我的俸禄救济了百姓，可见我自己的家里并不贫穷。其实，一个人到了中晚年，每月只需十总布（‘总’为当时丝的计量单位，一总为八十根丝）、四升粮就足够了。”
因此，晏婴的清廉得到齐国上下一致的赞赏。由于他的“模范带头”作用，使整个齐国出现了一股普遍的廉洁之风，齐国因而日益富强起来。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中国。应该承认，大多数官员还是廉洁奉公的，早一点的如焦裕禄，近期的如孔繁森，他们体恤民情，节衣缩食，都是清正廉洁的楷模；特别是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辞掉了外国人给的高官厚爵，抛弃优厚的薪俸，甘愿回国过清贫的生活，后来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获得高额奖金，可是他却全部回赠给社会。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把金钱奉若神明、使尽浑身解数敛取钱财的人；特别是那些贪官污吏们，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手段之恶劣，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将天下的财富都揽在自己的怀中，以致搜刮到的钞票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数不清。
应该说，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聪明人”。但是，有人却这样说：这些贪官“太傻了”！你们要这么多钞票做什么？你们住的是公家分配的高干豪宅，出门有高级轿车，公私兼顾；每天迎来送往，山珍海味任意挑选；至于老婆孩子的工作，下边早就有会办事的部下替你们安排好满意的岗位了，根本不用操心，当然更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去打点。特别是还有那些令人羡慕的制度性的保障：只要你工作上不出大的差错，永无下台降职之忧，即使年龄大了退休了，你的一切待遇依然照旧———请问这些官老爷：钞票对你们有多大用处呢？
可是，他们还是贪心不足。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拼命往自己的腰包里塞钞票。他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又谁知偏偏会天机泄露、东窗事发。法律无情，只落得众叛亲离，身陷囹圄，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老婆孩子的锦绣前程也随着失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钞票太多了，并不是件好事，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反而成了他们个人的祸害，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如果所有的官吏，都像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当代的焦裕禄、孔繁森、钱学森那样清廉自律，视金钱如粪土，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心里只装着国家和老百姓，上下都这样，全国皆如此，何愁国家不富强、民族不振兴？
因此，先贤们的范举，今人仍应“学而时习之”！
2011年12月3日于北京
触目惊心的新闻
近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两条新闻。
一条是：安徽省萧县的县委书记毋保良因贪腐而落马。毋书记不仅一个人贪污、腐化、受贿两千余万元，而且牵连到该县的人大、政府、政协等四套班子的领导干部，和他一齐作案；更有甚者，他们下属的部、局、办和乡镇的头头脑脑，也都一齐向这位县的一把手“进贡”，人员达六十六人之多。他们虽然手段各异，花样繁多，但最后都归结到“人民币”上。以致使我们这位“父母官”腰满肠肥，成为当地最大的“富翁”，名冠安徽。
无独有偶。另外一条新闻是：甘肃省华亭县的县长兼书记任增禄，也和安徽的毋保良迈上同一个阶梯、踏上同一条道路，虽和萧县相距千里，二人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甘肃华亭的这位官老爷具有“后来居上、更上一层楼”之美，因为向他“进贡”的大小官员竟达一百二十九人，其阵容之大，队伍之多，足足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这个县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全部囊括进去，对全县干部队伍来了一个全覆盖。在这个县里，卖官鬻爵成风，贪腐是家常便饭，任书记在华亭县处处如鱼得水，可以一手遮天，其威望之大、手段之高，可谓“前无古人”了。因此，任书记理所当然地成为“腰缠万贯”（仅受贿就超过一千余万元）的当地的最大富翁；在各级官员的层层、重重盘剥下，被榨空了腰包的老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了。而最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华亭县竟然自称是甘肃的贫困县，每年还想要从国家领取巨额补助，用以补贴行政开支和“扶贫济困”。对于索取这笔额外的收入，任书记的手伸得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父母官”都长（天知道他企图从中捞取多少油水），幸好，他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看到这两条消息，我第一个感觉是：触目惊心！
任凭你再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会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官员、做出这样的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两起事件如此的恶劣，波及面如此之广，牵涉的人员如此之多，是罕见的。人们不禁要问：上级领导干什么去了？你们不是经常下来视察、俯听民情吗？怎么会对此长时间毫无所察而拖延至今呢？我们的纪检机关呢，你们不是专门监督各级官员的吗？为什么会对毋国良、任增禄之流所作所为长时间视而不见呢？这就果然应了老百姓对纪检部门的评价：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所以形同虚设。
人们可能会说：对这点基层发生的个别事件不必大惊小怪。可是，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因为这也绝非个别事件。就在不久前，我的家乡的一位朋友前来我家串门，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因收贿受贿、贪赃枉法太多，被群众检举而东窗事发，从而锒铛入狱。在法庭审判他时他竟然当众高声喊叫为自己鸣不平，说什么：一群兔子，为什么只抓我一个？当时博得满堂大笑，但同时也引起人们好多联想：这个贪官竟有这样的“不平”，说明什么问题呢？
另外，事件虽然发生在基层，更不能让人们忽视。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基层单位构筑而成的，它们是上传下达的枢纽，是我们政权的基石，更确切地说，它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记得某位中央领导有这样一句名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我们的基础，都像安徽的萧县、甘肃的华亭那样，我们的这个“大厦”岂不等于建立在沙滩上了吗？
习近平同志最近就反腐问题一再强调：要“老虎苍蝇一块打”。指的就是不管他是位高权重的大贪官还是微不足道的小污吏，都要一样的严肃处理，全都不能放过。其实，有时苍蝇比老虎危害更大，因为它们的数量多，传播“细菌”的范围广，直接面向群众，其危害面自然更广、更深。何况，毋保良、任增禄之流，已经远不是苍蝇可比，他们是一群为害千家万户、啮蚀基础的“老鼠”。
我们的做法应该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让它们永无藏身之地。特别是今天，要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东风，把它们铲除干净，让我们的基础非常牢固，我们的“大厦”才能屹立不动。
2013年8月25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从诸葛亮自报财产清单说起
反腐现在几乎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话题。腐败行为是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毒瘤，是十三亿人民心里最纠结的疙瘩。因为，正如习近平同志履新后多次所说的那样，如果任凭腐败继续繁衍下去而不及时加以克服，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警告是有充分根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大家必须牢记在心，并应该身体力行。
现在，腐败行为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反腐也已经深入人心，上下也出台了许多措施，而且立见成效。但是，人们呼声最高、要求最强烈的一项措施，却迟迟难以出台，那就是“官员的财产公示”问题。个别地方似乎有点小动作（如某城市的一个区，某省区的一个县的“试行”，对官员个人申报进行“15%的抽查”等），但那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小打小闹而已，对腐败者形不成威慑力。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我们的老祖先早就给我们示范过了呀！
在这里仅举出一例：
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人们自然都知道，诸葛亮原来是躬耕南阳的布衣隐士。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匡扶汉室，他不负所望，出山之后，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从而使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在西蜀登基称帝。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身居宰相之职，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位如此显赫，他个人的财产如何呢？晚年的诸葛亮曾经上表后主刘禅，即被后人无不称道的《自表后主》。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的这个“自表”，实际上就是诸葛亮自从为官入仕以来的个人全部财产清单。它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朝为相，还是出师在外作战，其收入全部是来自朝廷俸禄，没有任何其他取酬之道，当然更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了。至于他的家人，也完全是自食其力，绝没有仰仗他的权力和社会地位获取额外的财富。后来的事实证明：诸葛亮完全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在他去世之后，刘禅曾派人去其家里检验，这位丞相的全部家当和他自己陈述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充分认为，诸葛亮的这个“自表”是一种自觉的“官员财产公示”行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西蜀最高级别的大官，是多么的勤政清廉。所以他一直被国人敬仰，从而流芳千古。
诸葛亮是封建时代的高官，是帝王册封的宰相，和我们现在的党政官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前者是为封建帝王效命的“统治者”，而后者则是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出来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公仆”对主人应该是毫无保留的，特别是自己的财产。而主人也完全有权利了解“公仆”的财产多寡及其来源。
但是，现在的“公仆”们却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报告自己的“主人”（即官员财产公示）。据说最大的理由是，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从长计议，逐步实现。
人们不禁要问：官员们的工资是国家规定的，房产是国家分配的，家属和子女的收入也应该是光明正大的，所有的财产是实实在在地摆放在他们自己和家属的名下的，向群众公开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还要等待什么“时机成熟”呢？于是，有人不禁因此产生某种“不应该产生”的猜测：是不是等到有的官员把自己名下“非正常收入”的财产分解开了、把“多余”的房产出手了、将大量“报恩者回赠”的钞票转移到国外的银行里存下了、让子女们从大亨的位置上“转业”了，甚至将直系亲属移民到外国了——这时再来“亮出”那剩余的财产，那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公示”出来，任人评说了。
这样的猜测也许不大“公正”，也不一定准确，更不能代表大多数官员的所思、所想、所为；但是，谁又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做出客观而又公正的解释呢？而最好的解释莫过于官员们自己尽快地主动地亮出自己的全部“家底儿”。回头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这位老先生的《自表后主》，人家的这种主动精神多么明智、多么自觉，多么值得我们今天的某些官员学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