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圈性格】
优裕商族，不拼也会赢
阊门四望郁苍苍，
始觉雄州土俗强。
十万夫家供课税，
五千子弟守封疆。
阖闾城碧铺秋草，
鸟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
家家门外泊舟航。
曾担任过苏州太守的白居易的一首《登阊门闲望》，用简洁通俗的诗句为人们涂鸦般描绘出苏州的繁华与精致，从诗歌中，仿佛能看到当时苏州城内舟泊湖面，闹市喧嚣的繁荣景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言自古便名不虚传，翻看历史，无论何时，苏州都可谓是一块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风水宝地。早在明朝洪武时期，无锡文人王中立就在《华氏传芳集》中写到过这样一段话：“自大江以南，西浙之郡，号富庶者必称姑苏，次则西山，盖去田畴丰腴，民物丛聚，巨室大家，棋布星列，非它卅比焉。”
如王中立所言，苏南一带酒肆林立，商铺众多，客贾云集，这样优裕的生存状态令苏州人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起那些因为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出走异乡的晋商，闽商，苏商幸福而轻松的成长了起来。
这片自古江南繁华所在的地域，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冶炼就闻名遐迩，名声大噪，而发展到隋唐之后，大运河的修建更使得苏州这里成为了南北盐铁的中转站，“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这样的苏州商人，想不做买卖都难了。
不过，虽然已是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苏州商人却并未有大动作。晋商将钱庄开遍天下，大搞股份制，在金融界呼风唤雨，山东商人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远赴他乡找贸易，安徽商人囤积货物，搞商品垄断，福建商人跟官方做买卖，赚取利润……
幸好这些商帮的兴起并不是在同一时期，不然定会真刀实枪，逐鹿于商海之中，但苏州商人却无需担心会伤及命脉，因为无论其他商帮如何拼命，苏州商人仅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晨，在晨曦的照耀下，苏州老乡用担子挑着自家生产的丝绸，在江南的小巷中叫卖，晚上回来的时候，便换成了油盐和酱醋。
生活在这里如细雨般滋润，这种日子怕只有苏商懂得享受。
原因？便是那得天独厚的先天资源，码头上人头攒动，有实业，有贸易，可以运盐铁，可以贩鱼米，苏商何须要苦打苦拼，他们不需要和山东商人拼吃苦，不需要和安徽商人拼头脑，也不需要和山西商人拼财富。
只要守着这独一无二的实业，不需要苏商去找发财之道，这门道自然就找上了他们。就这样，苏商一直独立坚持着自己的商业之道。他们立足本土，在波澜壮阔的商业史中，安然的发发展，苏商就是以其这样独有的方式，将一代代的商贾文化传承了下来。
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因为信誉良好，苏商在许多产业中，诸如银行业，买办业，还有丝绸等实业中一展所长，于众多商帮中闪出熠熠光辉。
那时的中国沦陷于苦难之中，众多有良心的商人都立志救国于危难，苏商虽然安于现状，却也要尽一份爱国力。就这样，清末状元出身的南通张骞，挖起了第一铲子的土，开始兴办了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正式宣告了苏商全新的崛起。在纱厂机器开动的轰鸣声中，那些往昔辉煌的其他商帮却正在走入衰败。
真是世事难料，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曾经风光无限的晋商逐渐销声匿迹，不可一世的安徽商人被外来的洋人打击，贸易无法进行……
只有苏商的实业，进行的有声有色，当然，张骞开始想的只是实业救国，却并没有想到能够振兴苏商，成为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象征。
之后的历史学家研究认为：“苏州百年工商文化与吴文化一脉相承，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开放包容，精明务实。”这或许就可以解释苏商崛起的原因了。但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苏州多水，所以，苏州的文化也如水一样，可以适应各种的变化。
水可以被放进任何形状的容器中，苏商文化也是如此，灵巧多变，圆融通达，正是因为苏商具备了这样的品质，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而这种气质正如贵族般优雅从容，所以，有人称苏商为“优裕一族”，是贵族商帮，也不无道理。
如水商贾，如水行商
无论是晋商，还是浙商，这些商帮中的大人物，都能被人们随口说出那么几个，但问及苏商，却会引来许多人的困惑。在经济发展如此庞大的时候，人们对于苏州的记忆仅仅还是此地的繁华，却并未记住创造这繁华的万千商贾。
这也不奇怪，一直以来，苏商的低调便是出名的。如同太湖平荡的水面一样，苏商整齐的呈现出了稳健，低调，精细的风格。要说打破这个风格的苏商，出名的大抵便是此人。
去过苏州的人，大部分都尝过那里一种名为“万三蹄”的猪蹄，肉味劲道，嚼劲十足，之所以命名为“万三蹄”，大概是后人出于富商沈万三的讥讽。
这个元朝明朝一肩挑的商业巨子，在元朝岌岌可危的时候，投靠了朱元璋，捐献了半个南京城，本是想买个官运亨通，荣华富贵更上一层楼，却不想荒唐的马屁，反而惹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后将他流放外地不说，还将整个苏州的赋税增加了好几倍，使得苏州百姓积怨很深。
所以，沈万三落个“万三蹄”的骂名也不足为怪，他不应该作为苏商的榜样，在代代的承接与延伸中，低调做人，埋头做事，远离官僚，亲近商人才是苏商的经商之道。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苏商才会规避了因改朝换代而导致的商业沉浮，才会这样代代传承的于世间生存着。
要说这规矩的来源，便不得不提到范蠡，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一个冬夜，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出力最大的便数范蠡。而他却并没有问勾践要封赏，只是讨得了一个自由身便隐姓埋名，远赴他乡了。
“狡兔死，走狗烹”，这个道理，范蠡深深明白，伴君如伴虎，不如游弋江湖的好。从此政坛上少了一位良臣，商场上却出现了一位精明的商人。隐居苏州的范蠡开始经商，但他经商置产的方式让人难以捉摸，他遵循着“人舍我取，人取我予”的“待乏理论”，赚进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却在获得千金后，总是散尽离去。
可惜范蠡的胸襟不是人人都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曾感慨道：“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好；而浙商敢冒险，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做大做强。”言外之意便是讽刺苏商走不出家门去。
正式于明朝万历年间形成的苏商帮派，或许难以雄霸天下，但却是最“乐活”的一批商人，他们做好自己的本分，便不再操心别的事情。沈万三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做买卖之余，还去卖弄政治，结果晚节不保，在苏商的眼中，这真是得不偿失。苏商不去和晋商拼财力，不去和鲁商比吃苦，就是要为自己而活，享受江南水乡的气息，过着“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日子。
沈万三忘记了范蠡的亲身实践得出的经验，后来的苏商却没有忽视掉沈万三的教训，沈万三的前车之鉴令后进的苏商子孙明智的选择了与范蠡一样的态度——远官府，避开风云变幻无常的政治。
沈万三身死后，六百年过后的某个冬日，一个年轻人走进苏州周庄，如同早年的沈万三一样，这个年轻人的心情也是迷惘忧郁的，在创业的初期，企业遭受到了金融冲击而面临破产，这种心情与当年一穷二白，却要白手起家的沈万三何其相似。
在面对沈万三的铜像沉思一番后，这个年轻人继续坚忍前行，将企业扭转乾坤，令其起死回生。这个年轻人就是江苏红豆股份集团公司总裁周海江。事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无感慨的说：“我在沈万三的故居溜达了多时，我记住了墙壁上镌刻的一行字——成功等于诚信，气氛，智慧再加一点点机遇，这让我有无限的感悟。”
是的，苏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令苏商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方式都具有了当地鲜明的地域特征。从范蠡到沈万三，从沈万三到周海江，苏商的发展可以说是一部与水息息相关的历史。如水般沉静，如水般变通。
【商海智慧】
柳传志：IT王者强势回归
经历过多少风雨就看见过多少彩虹，真正的王者永远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危机中解除危机。联想教父柳传志就是这样的人。
1994年3月18日，离出狱日期还有18天的孙宏斌，借给狱警到北京买东西的时机，专程去给柳传志道歉。
柳传志非常高兴。这个曾经因为冒进，几经劝说死不悔改的属下终于浪子回头。据说，在当天的会面中，孙宏斌表示想和他做朋友，柳传志感慨不已。他握着孙宏斌的手说：“我从来不说谁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跟别人说你是我的朋友。”
自此，一段恩怨就此了结，曾经的水火不容，已化为胸中玉帛。
大约20年之前，在柳传志的号召下，联想内部开始大力提拔年轻干部，有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此时走上前台：杨元庆、郭为、孙宏斌。在柳传志眼中，这三个人预示着联想的未来，他们的锐意果敢令人生畏。但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三个人的命运却由于各自性格的不同慢慢发生裂变：前两者在联想大展宏图后，分任联想日后的CEO和神州数码首席执行官，后者则由于年轻时的“突进”，成为“教父”柳传志忍痛割爱的牺牲品。
1988年，孙宏斌硕士毕业后进入联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随着业绩的突飞猛进，迅速从普通员工变成主任经理，后来更是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发展部经理，主要管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8家分公司。
此时的联想，正处于自身发展的关键时刻。柳传志提着30万港币谋划成立香港联想的事。孙宏斌也凭借自己的业绩和有目共睹的成绩，逐渐在公司层面上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并渐渐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而且，他管理的18家分公司只听其一人指挥。更难以想象的是，原本由总部掌控的人事任免权，也被孙宏斌一手包揽，财务也不受集团控制，有人甚至希望孙宏斌带领分公司独立于总部单干。他甚至办了一份名为《联想企业报》的报纸，头版头条的标语即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想凌驾于公司之上。
此时的孙宏斌正慢慢膨胀，他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一把手柳传志的反方向。
许多年后，当孙宏斌再次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不无误忏悔地说：“当时太年轻，做人太浮躁，事情想得简单。”
其实，事情远没有他说的这样“简单”。在发现孙宏斌的反常行为后，公司内部人开始向远在香港的柳传志汇报，写有“孙宏斌权力太大，结党营私，分裂联想，联想要失控！”的密文传到柳传志那里。柳传志火速赶回总部进行调查。一查才知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他马上将孙宏斌调离业务发展部，调任业务部任总经理。
柳传志是老谋深算的，按他当时的想法，现在的关键是维持大局，稳定人心。孙宏斌即使有不好的想法，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能挽留还是挽留，不能挽留再做处置，当时涉世不深的孙宏斌对柳传志来说，并不是个难题。
不久之后，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了一次联想集团内部会议，他想尽量给这个会议定一个比较温和的基调，但当他一提到孙宏斌的“帮派”问题时，气氛随即紧张起来，想解决问题的柳传志，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觉得不能这样不了了之的柳传志在随后又找孙宏斌的团队谈了一次话，并批评他们帮会的组织破坏了公司内部的团结。谁知，那些人竟当面顶撞他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是现代化管理。”
又是一次不慌而散，小喽啰搞不定，柳传志知道该找他们的头领谈谈了。
在那次谈话中，面对年仅26岁的孙宏斌，柳传志上来就问，“如果让你选择，你是选手底下那些“青瓜蛋子”还是我？”孙宏斌不假思索的说：“我选我的那些人。”
冲动的孙宏斌不知道当时的这句话会给自己引来多大的灾祸。也是在那次不愉快的谈话之后，柳传志隐约的感觉到，差不多该“办”他了。但爱才心切的“联想教父”还是给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最后一次机会，找他谈了最后一次话。
“我们都是有能力的人，我领导不了你。咱们好聚好散，联想的分公司你随便挑一个，自己去干。”
孙宏斌没有领情：“不必了柳总，我才26岁，我可以从头再干。”版权修改不到位，几乎是按着原材料的思路在走
正是这句话，让柳传志下了最后的决心。
第二天，柳传志在企业发展部会议上亲自宣布暂时接替孙宏斌担任发展部经理，孙宏斌则另作安排。10天后，孙宏斌被正式批捕。两年后，以“挪用公款13万”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94年初，又被裁定减刑1年2个月。
一场联想内部的人事危机就此解决。
从柳传志的角度看。他是这场变局中的胜利者。作为联想“教父”，他的循循善诱，劝说不成后的快刀斩乱麻，都显示了他才是联想最有实权和最镇得住场的人，也正是因为他关键时候的决断，避免了联想的动荡。在孙宏斌事件中，柳传志的宽容以及不断的给年轻人机会也令人难以忘怀。他一直在放低自己的标准，没有放弃的只是底线。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他是联想的真正老板，不管手底下有多少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所以，在联想，最后的拍板者都是柳传志。最难度过的危机，只要他出现，就会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