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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长鸣了一声，驶向中国上海的日本大海轮富士丸全身震动着，喘息着，缓缓地离开了横滨港。
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的中国青年，清瘦、颀长、面容俊秀，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正凭倚在栏杆上，满怀心思地向正在逐渐远去的岸上凝望。他就是林圭。和当年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时的少年林圭比较，他现在已长高多了，气宇也更加英俊了。白皙的额角上，在沉思时，已开始出现几缕隐隐约约象征着成熟的皱纹。这几年来，他的生活是平静的，然而他的内心却经历了不断的剧烈的冲击和震荡。
湖南新政在叶德辉等守旧顽固势力的攻讦和打击下，遭到的挫折和失败，在他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的心灵上，投下了第一道阴影。
梁启超、黄遵宪等被迫离湘，《湘报》被捣毁，南学会被解散，时务学堂被改组……这一切都曾经令他非常气愤，但却并未使他感到绝望。
不久，谭嗣同应召上京，而且名列军机，参知政事，从此新诏迭颁，捷报频传，维新事业，蓬勃开展；而他自己也经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引荐，离开了湖南，到上海译书局，参加了编译工作，读到了许多西方名著，开阔了眼界和心胸。这时，在他的心脑中，又升起了新的希望。他仍然憧憬着在他最敬爱的老师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筹划下，使愚昧、落后、腐败、积弱的祖国能够得到一次彻底的更新，出现一个虚君、立宪、民主、自由的理想社会。
然而，他的这些狂热的幻想，又一次很快破灭了。
谭嗣同的被捕和遇害，犹如晴天霹雳，骤然降落到他的头上，给他精神上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师生的情谊，美好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毁灭了。
噩耗刚传来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一旦消息被证实后，他完全惊呆了。有几天，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句话也不讲，甚至连眼泪也没有。然而他内心里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涛。
维新党人遭到了普遍的厄运。他被革职了。他的生活也濒临着完全绝望的深渊，几次差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幸好这时候，日本人平山周带着康有为、梁启超的手札，从日本来到上海，找到了他，才又一次把他从巨大的悲痛和绝望中拯救出来。
接着，他就随平山周一道，到了日本横滨，进入了康、梁和孙中山等合办的大同学校。在这里，他的思想再一次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陈少白等关于革命排满、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呼号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关于忠君保皇、君主立宪的主张，都在这个青年人的头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梁启超是他的老师。生活上的依存和师生的情谊，使他从感情上倾向于康梁。然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对他这样一个刚刚经受了巨大挫折的热血青年来说，却更加具有吸引力，也更符合他的口味。现在，当他正在离开日本，奔向祖国的时候，他心情激动，又沉浸在这种矛盾的沉思之中了。
这时候，一个躯材伟岸，神情沉毅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日本和服，正轻轻地向他身旁走来。这人就是唐才常。他和林圭这次在日本同住了几个月，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少白等以及日本自由党、改进党人士犬养毅、南万里、白浪滔天等在一起，经过多次辩论和协商，最后决定由他们二人回国去联合维新志士，自立国会，组织南方会党，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封建官僚专制政体，建立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据康有为称，海外侨胞都很希望看到祖国的维新，纷纷捐款，支持维新党人的义举。新加坡华侨巨贾邱菽园已答应捐洋五六万元，支援维新党人购买枪支武器，实行武装起义。只等唐才常、林圭等回国后，把长江一带的数十万青红帮和哥老会的会众秘密组织起来，建立了指挥武装起义的秘密机构，以上款项就可以源源寄到。
此刻，唐才常已经在二等客舱内看好了房间，放好了小件行包，才到甲板上来找林圭。他走到林圭身后，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轻轻叫了一声：“悟庵！”
林圭听到喊声，好像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似的，回过头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含着两滴泪水，一看到唐才常，那两颗泪水便滚落下来了。他望着唐才常，也轻轻地叫了一声：“尘师！”
唐才常望了望正在逐渐远去的、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横滨港，微微点头道：“我知道，此刻你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我自己的心情也很不平静。”
林圭道：“尘师，请您说说，我们中国，论人文条件和自然条件，哪一点不如日本？可是这些年来，日本的维新运动取得了节节胜利，一个改革接着一个改革，民权日益伸长，工商日益发展，经济日益繁荣，国家日益富强；而我们中国却越来越愚昧，腐朽，反动，倒退，这是什么原故？在日本的时候，我天天思念故国；今天，踏上了归途，我心里反倒感到痛苦、空虚和惆怅了。”
唐才常点点头，叹道：“我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情！”对照日本的情形，我国的现状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前天，我听孙逸仙讲，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动力机厂已经增加了六倍，纺织业的产量增加了三四倍，铁路增加了二三倍，航运量增加了六倍。去年，日本又创建了第一座国营钢铁厂——八幡制铁所，有了钢铁、机器，今后他们工业、农业、交道业的发展就会更快了。看看日本，再看看我们中国，怎不令人感到焦虑？不过，日本的维新，也是用鲜血换来的。原来我在国内，只听到报刊宣传，以为他们的政事进展得很顺利，没有受什么挫折，可是，这次到了日本，实地一看，才知道他们的争斗也是很激烈的。从明治四年废藩以后到明治七年，日本全国就爆发了八十九次武装起义，才促使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明治十五年植木枝盛又起草了《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指出：“日本人民的建立日本国，其目的，是为了制定法律，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明治十七年又发生了加波山事件和秩父事件、群马事件、名古屋事件等，许多自由党志士如富松正安、富田勘兵卫等被判死刑。正如他们有一首歌唱的：‘忆昔日美国的独立革命，也是人民起义；不流血，自由的基础是建立不起来的。’现在我才知道，他们的自由民权和社会进步也是用鲜血换来的啊！”
林圭认真地倾听着唐才常的议论，默默地点着头。等唐才常说完了，他才激动地说道：“是的，还是七先生说得对，各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七先生已经为祖国的维新事业献出了鲜血。我们也一定要继承先生的遗志前仆后继，只要能革新国家的弊政，建立自由民权的新中华，就是洒尽一腔热血，我也甘心！”一提起他最亲爱的老师，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眸中就溢满了痛苦的悲哀的泪水。
巨大的海轮在茫茫无边的、微微凸起的蔚蓝色的大海上平稳地滑行着。除了从机舱内传来均匀的单调的隆隆声外，整个宇宙就像是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一丝儿声响。
他们正在低声地交谈着，突然，从后舱传来了一阵吆喝。几个日本船员，抓住一个中国男孩，从一等舱那边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还在不停地打骂。那男孩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苍白的小脸，尖尖的下巴，一双大大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混合着恐惧与悲哀、绝望与反抗的可怕的神情。他的衣裳破旧，上衣被扯开了，露出了瘦骨嶙峋的胸脯。他的腿也是很瘦小的，赤脚上穿着一双破得已经露出脚丫的日本式旧套鞋。两个穿着洁白的日本海员制服的船员，一个抓着这男孩的胳膊，一个揪住他的耳朵，押着他往前舱走去，一边走，一边骂，还一边打他的耳光。那男孩却只是仰着头，咬着牙，默默地忍受着。他那悲痛的绝望的神情，也正在逐渐地转变为愤怒和倔强。
林圭看着这情景，再也忍耐不住了。当那两个船员抓住那小孩，正要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突然转过面来，挺起身子，用日语对那两名船员说道：“请你们住手！”
两个船员望了林圭一眼，也不答理，继续推着那男孩往前舱走去。
林圭又吆喝了一声：“请你们住手！”
那两个船员才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疑惑不解地望着林圭。
林圭道：“你们为什么打他？”
那个胖胖的满脸油光的船员答道；“他偷东西！中国苦力的穷小崽子却跑到一等舱来了，还偷东西，不该打吗？”
林圭咬了咬牙关，转向那男孩，忿怒地问道；“你，为什么丢我们中国人的脸！”
那男孩低下了头，却不答话。
林圭又用中国话低声地、然而更加忿怒地问道：“你在这样的国际大客舱上，偷东西，不怕丢中国人的丑吗？”
这时，那男孩才抬起头来，望着林圭，眼睛里又充满了悲哀和绝望的神情，涮涮地流着眼泪，说道：“我，我的爸爸病了，想吃、想吃苹果。我不该……”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眼泪就像泉涌似的哗哗地流下来。
林圭咬了咬牙关。他低声咕哝了一句：“原来这样！”便回过头去，用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直视着那两个船员，平静而又坚定地说道：“请你们把他放了。”
那两个船员还在惊疑不解，林圭又提高嗓音喝道：“请你们把他放了！”
另一个蜡黄脸皮，蓄着东洋式仁丹胡子的船员扬着脑袋问道：“为什么要放他？这是我们船上的规矩，劝你少管闲事好不好？”
林圭道：“我问你，他拿了几个苹果？”
那胖得像猪样的船员指着男孩的口袋道：“两个。你看，还装在他的衣袋里。”
林圭道：“那好办。现在我马上替他赔偿一斤苹果的钱给你，行不行？请你马上把他放了！”
蜡黄脸还是不依，把林圭上下打量了一番，摇摇头道：“不行，不行。对于小偷，我们海船是有规定的，非罚他示众不可，哪能这样便宜了他。”
林圭还想分辩，唐才常已经昂着头，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对那两个船员道：“这位先生说得对，你们应该放了这孩子。对偷盗犯是应该严厉的。但是，这孩子年纪还很小，还不到应负法律责任的年龄。再说，你们已经听他说了，他的父亲病重，想吃点水果，这可是救命的事啊！难道不应该原谅他吗？苹果钱由我来出，请你们放了他，不要担心，如果船长木野先生追问，我可以亲自去找他说明的。”说完，他便取出了一叠日本纸币交给两个船员，作为对苹果的赔款。
那两个船员，见唐才常脸如银盆，目似朗星，身材魁伟，气宇轩昂，一口京都口音的日语又说得如此流利，以为是位大人物，加上又看到唐才常给的钱不少，油水捞到了，外快有了，才改变颜色，放了那男孩，接过钱钞，扬长而去。
这里，唐才常、林圭细问那男孩的情形，才知道那男孩名叫陆阿勇。阿勇的父亲陆阿西，原是上海郊区农村的一名长工，因与他母亲林秀英相爱，受到东家的斥逐，双双逃到上海，后来又逃到日本，在大阪天满纺织厂作工。明治二十七年，因秀英遭到日本监工的凌辱，引起罢工事件，厂主与监工蓄意报复，以秀英身患霍乱，防止传染为名，将她放在铁板上活活烧死。又将陆阿四赶出了工厂。陆阿四失业后，衣食无着，忧伤成疾，只好带了阿勇逃回中国。幸有几位侨胞相助，借给路费，他们父子俩才买了两张五等统舱船票。上船后，陆阿四晕船不适，病情加重，想吃一口水果。阿勇同情老父，又无力购买水果，适才偶然从头等舱的洋人住房门前经过发现洋人房中有不少水果，便起了心意，趁房中无人，进去摸了两只苹果，正想拿走，不料竟被船员发现，当场抓住，受到这场打骂和凌辱。听了男孩的诉说，唐才常、林圭都很感动和气愤，连忙带了阿勇到五等统舱中去探望陆阿四，又给了他父子一些银两，作生活医疗之用。
他们回到二等舱房来时，天已快断黑了。现代化的大海轮上，华灯齐放，乐声悠扬。二三楼甲板上的东西洋旅客们正在举行舞会，从那里时时传来各国洋人们的欢歌和笑语。海轮上的夜是欢乐的。然而，唐才常、林圭想起祖国的命运和今后的前途，想起刚才的所见和陆阿四父子的遭遇，心中却像这茫茫大海上的如磐夜色，一样的空虚，一样的寂寥，一样的黑暗，也一样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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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莼园的自立国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唐才常、林圭、秦鼎彝、蔡锷等就赶回到东文学社来了。
这是上海日租界附近一个僻静里弄中的一座小小楼房。门口挂着“东文学社”的牌额，还贴着一张用中日文书写的简单告白：本社经营下列业务：一、教授日语，二、出售东洋书籍，代订日文书报；三，为研究东洋文化学术之学者提供资料。楼下一道长长的横柜台，为业务接洽之处。楼上即为唐才常、林圭等人的卧室。想这上海本是十里洋场，商战之地。世界各国的洋行买办，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全都汇聚到这里，嗡嗡嘤嘤，争财夺利，进行着一种无声的、激烈的、血腥的战斗。潜心学术的人本就寥寥无几，至于热心研究东洋学术的人那就更少了。所以这东文学社经常是门庭冷落，门可罗雀；而小楼之上，也就更加清静，俨如世外桃源一般。唐才常等筹办这个东文学社，本来就是作掩护用的，楼下营业越清静越好。他们便在这楼上接待孙文一派的革命党人，康梁一派的维新志士和长江一带的会党首领，日日夜夜筹划着如何挽救维新败局，改造中国，为他们共同的亲人和师友谭嗣同报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