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拉歌正浓的时候，几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大操场左侧，走出车门的全是省党、政、军领导人，其中一位皮肤黝黑的领导走上主席台后向我们频频挥手，他就是江西省主席邵式平。邵式平是江西弋阳人，与***是同学，是战友，1928年1月与***等领导弋(阳)、横(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江西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与邵式平同来的还有校长陈奇涵(当时陈奇涵是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参加大会的除两千多名学员外，还有学校的教官、工作人员等。会开得很隆重，有军乐团奏乐，第一次唱国歌，还唱了军大校歌。
会上首先讲话的是邵式平。他在讲话中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情况，并说今天军政大学开学，是战争年代江西省最高的学府开学。这里原是国民党在江西省的最高学府，现在归人民了。他勉励全体学员要努力学习，发扬抗大的优良作风，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越讲越有劲，最后，他站在麦克风前，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有力地挥动着说：“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背着包袱来的，要把包袱放下，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要过许多关口，其中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个”。接着他又幽默地说：“就像三国时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那样。大关三个是什么呢？”他大声说：“这就是要过好家庭关、战争关和土改关”。最后他要求我们认真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认真改造世界观，过好“三关”。邵省长的讲话，为我结业后下连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先后传来广东、广西、四川、重庆各地解放的消息。例如，10月14日广州解放，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4日南宁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4月23日海南岛解放等，每次有解放重大地区的消息，都要出吼报，学校都要庆祝，并召开庆祝大会。
开学不久，学校便开始了春节晚会节目的创作和排练。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除夕夜，大礼堂里没有椅子，大家席地而坐，先是四个大队互相拉歌，热闹气氛洋溢着整个会场。演出节目有大合唱、独唱、快板……台上演得认真，台下看得专心。当报幕员报告下一个节目是学校政治部演出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聚光灯下，只见一个头盖白毛巾的新疆姑娘边舞边唱。
那盖头下的新疆维吾尔族姑娘演得非常逼真，是哪个女同志扮演的呢？大家边看边猜测。盖头突然掀开了，场内突然响起热烈的笑声和掌声。啊！原来盖头下面不是姑娘，而是学校政治部的石锋主任。石主任放下盖头，满脸笑容走到台前，向大家致意。台下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供给处长当“炊事员”。1950年元旦，校供给处通知各中队炊事班，让南方青年吃一顿饺子。的确，南方人在解放初期能吃上一顿饺子是比较稀罕的。何况炊事班人员少，一个中队有百余人，要想吃得好，吃得饱，光靠炊事员是忙不过来的。除夕夜，我们中队伙房案台上出现了一个最忙的中年人，他身穿旧军服，腰间扎根皮带，脚上打着绑腿，一个劲儿在和面，压饺子皮。虽是严冬，寒气袭人，可他脸上还是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们感到解放军中每位同志既亲切又温和，解放军里的炊事员都是高水平。第二天，指导员派我到校供给处联系一件事。当我走进供给处时，迎面碰上昨晚在我们中队炊事班让我感动的那位炊事员，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顺便打听“：乔处长在家吗？”不料，这位中年同志回答说：“我就是。”啊！我惊异中醒悟过来，原来这就是乔林处长呀！
指导员教我“文魂为真”。1950年元旦晚会，江指导员派我在会上发言，并说军区首长和校领导都要参加。我心里有点紧张。听说南下工作团分配到军大来当文教干事的老李，在大学里是学中文的，我就提前三天请他代写发言稿。晚会就要进行，可发言稿却丢了。我急忙去找老李，想再拿他代写的那份底搞抄一遍。当我走进中队部办公室时，看见指导员和老李正在嘀咕什么，他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打量着我，手里拿的正是我急需的那篇发言底稿，不等我说明来意，他就说：“发言稿是不应请人代写的，发自内心的话最动人！”“指导员宽容我一次。”可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已经把那篇发言稿揉成一团丢进了火盆。此刻，我急得几乎要流出眼泪。
无奈，我绞尽脑汁准备了一篇发言稿，那的确是我内心感情的流露。在晚会上，我尽情地抒发了一个青年对革命的向往，对思想改造的认识，对未来的憧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发言竟几次被掌声打断。此刻，我理解了指导员的良苦用心。
在军大的日子
学校学生大约有两千多人，分四个大队，其中四大队是女生大队，其他三个大队是男生队。我分在三大队十八中队三区队十二班。每个中队有中队长和指导员，都是东北人，南下后从野战军派到学校来的，他们只是管理。讲课单独有军事和政治教官。我当时表现尚好，还当上了班长。现只记得余忠华、陈复、何心威的名字。在军大开始说学一年，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实际正式学习只有十个月。
由于军大培训的目的是培养部队的文化教员，所以学习内容以政治为主，兼学军事。军事训练的内容不是重点，但作为一个军人还是要学。平时不发枪，有时上军事课用枪时，去仓库领，学完后送回。当时使用的枪都是缴纳国民党军队的日本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一个星期六天有两天是军事训练课，政治课四天。军事课是学队列操，学器械操，如单扛、双扛、木马等。学步兵的跳越障碍，匍步前进，手枪、步枪射击等，约半个月打一次靶。有时还练习野外行军，背着背包走几十里，进行野炊、搭帐篷等。最难忘的是在大队第一次长行军，一天走九十多里，由早上5点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年纪小，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一次长行军中，指导员突然走过来，端着由老乡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副中队长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有一次是夜行军，走了50多里路，开始真吃不消。也有极少数人吃不了苦，开小差走了的。
学习政治课，先搞阶级诉苦，文工团演白毛女、刘胡兰等剧，目的是提高阶级觉悟。刚开学先要查思想，主要是检查端正参军动机。光这个问题就搞了一个星期，每个人先要自己检查为什么入伍。大家都是老老实实亮思想包袱。有的说参军是想升官发财，有的是想找饭碗，有的是为了躲避家庭婚姻，有的是为了读书，等等，思想动机五花八门。我参军的动机是为了前途，离开家庭环境，到外面去干一番事业，能出人头地。自己讲完后，大家来分析批判，提高认识。最后要把思想统一到参军是为了革命，为了解放全中国上来，要树立革命人生观。然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等。我是在这里第一次接受革命教育。老师讲社会发展史时，主要讲人类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一开始就讲人是由猴子变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猴子变人，听后感到很新鲜，很好玩。这主要是讲劳动不但创造了世界，还创造了人类。讲完后大家讨论。有一次讨论题目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英雄。大家争论不休，发言很热闹。总之，当时一切都是很新鲜的。这些课都是由学校的教育长讲大课，回来大讨论。上课时没有桌椅，每人发一条小板凳。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1937年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他在1934年发表了《大众哲学》一书，该书深入浅出，以举例的形式说明哲学原理，是一本启蒙的哲学教材，讲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我受到了启蒙教育。我在军大学习时感到哲学课说的就是生活。例如，辩证法就是联系与发展，核心就是唯物、唯心、矛盾。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有许多事情弄不清，只要按照哲学理论来解释，什么问题都会清楚，因此，我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
在军大的生活艰苦、紧张，又有意义。开始都不习惯。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竞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平常每天早上起床后30分钟跑步是必须的，洗漱、就餐、出操、集合、训练、就寝等都是按照军人的要求进行，与原来在家的生活完全不同，刚进军队有很多不习惯。每人发一个搪瓷碗吃饭用、发一个草绿色军用水壶和搪瓷杯喝水用。吃的东西很差，因全国还没有解放，困难很多。炒菜经常是大铁锅炒大白菜，没有肉，每个班在一起蹲在地上吃，没有桌椅，用一个大铁盆盛一盆菜。饭是用一个大木桶装。完全是供给制的军事化生活。在军大一年一人只发两身单军衣，一套棉衣，两件白色棉布衬衣，两条短裤。两双大头布鞋，有些布鞋是人民群众支前送给解放军的。两双布袜，一床棉被。坏了都是自己去缝补。每人都有打了补丁的鞋子、袜子，补了又补的军衣和军裤。发的物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绑带，每天早上要打在腿上走路。由于我打不紧，打好后走不远就散了，如果遇到行军，绑带一散，就跟不上了，所以，我讨厌打绑带，后来只有专门去练一段时间才能打紧。另外，每人发一条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白毛巾。每个月没有工资，只发几元钱津贴费供买肥皂、牙刷、牙膏等。当时也根本不想钱的事。每天除了出操就是上课，我在革命的熔炉中得到了锻炼，因而也决定了我的未来。
我当时年纪很小，参军只有十六岁，军大毕业也只有十七岁，对许多事情还不了解。到1950年7月毕业。当时江西省军大又叫中南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总校在武汉。我们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在毕业前夕，野战军各部队到学校接收学员，我被分到第4军，地点在广州市。
到44军进驻广州
1950年7月，我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被分配到4军军直，地点在广州市。
1949年10月14日18时，四野的43军、4军，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解放广州。战斗胜利结束后，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还兼任广东军区司令员。1949年10月14日，广州刚解放时，一度为中央直辖市。1950年改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1954年划归广东省领导，改为省辖市。
广州刚解放时，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逃跑了，但残余势力仍很多。我从1950年7月来到广州后，土匪、敌特破坏仍十分猖狂，投毒、暗杀、绑架、打黑枪、放信号弹等事件经常发生，特别在晚上。市内社会秩序比较乱，交通不畅。1949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从广州败退前夕，提出“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口号，妄图把广州城变为废墟。国民党政府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用军用黄色炸药100箱，于14日下午5时30分炸毁海珠桥，造成市民死伤400~500人，炸沉民船100多艘，震毁房屋数百间，受灾居民3000多人。到1950年10月，海珠桥才修复通车。1950年，台湾的国民党飞机还轰炸了广州的黄沙火车站。所以，广州当时实行军事管制，由驻军和地方政府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44军驻防在广州。该军有军直属队，130、131、132三个师。我被分配到军直属队。
开始在军直文教集训队(地点在广州师大附中，这些学校都没有上课)学习一个月，在集训队约有一百多人，其中有从北京南下工作团来的，也有刚从军大毕业来的。到部队后要先学军史，进行光荣传统教育，参观军史展览室。
集训队开学前，邢队长说：“军政委吴富善要来看望大家。吴富善政委是参加了长征的老红军，不仅是四十四军政治委员，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工作很忙，他能亲自看望大家是不容易的，说明四十四军的领导很重视你们的到来。”(1955年吴富善被授予中将军衔)。
有一天晚上9点钟时，军政委吴富善来到了军直属集训队，看望刚来44军的全体知识分子。他先给我们作了个自我介绍。他说：“我是江西省吉安县人。1927年参加本地工人运动，193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文化很低，没有上过学，几十年来我深感文化的重要性。我代表军领导欢迎你们这批人来到44军工作，你们是部队中的知识分子，你们的到来为部队输入了新鲜血液，为部队的文化教育增添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