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说的这位耄耋老人，是成都理工大学教授、著名科普作家、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81岁高龄的刘兴诗先生。我与刘兴诗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识，于今已逾二十个年头。二十多年来，我先后作为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与作为协会顾问的他频频晤面，也可以算得上老朋友了。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平平淡淡。据我回忆，与他唯一的一次超出“平淡”的接触，是十多年前，我作为选题策划人兼责任编辑，代表我所供职的四川科技出版社，邀他撰写《地球趣谈》一书。除此之外，每逢晤面，也就无非是握一下手，彼此道一声“您好”，正所谓“点头之交”，如此而已。尽管我与他过从不密、交往不深，未敢谬充知己，但相识经年，与他时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切磋创作经验，耳闻目睹之下，对他的为人为文还是略知一二的。在我看来，刘兴诗先生有不少过人之处值得赞许，而其中最值得赞许的，则是他治学上的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刘先生说过：“学术不能有半分半毫的错误，一定要严谨又严谨。”正因为他对学术问题持有这样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所以他不能容忍在科学问题上信口雌黄。例如，他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先生等，就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的所谓“第四纪冰川遗迹”所采取的打假行动，便是他以专业知识和实地考察为依据，还“广元地区不可能存在大陆冰川”，“所谓冰川遗迹其实就是壶穴坑”的真实，同违背科学的说法据理相争的典型事例。这表明，刘先生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和一个负责任的科普作家，他热爱科学，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科学。他的这种治学态度，是我们某些碍于情面，宁愿放任谬种流传，而不愿“得罪人”的“谦谦君子”难以比肩的。
其二是他求新的治学精神。在我看来，刘先生的治学精神，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勇于创新”。诚如著名科普作家董仁威先生在《刘兴诗评传》里所说的：“他不愿意躺在已有的成绩上一成不变，而喜欢不断抛弃过去，探索未来，改变创作方向，尝试新的路子。”我一向认为，创新是作家的灵魂、作品的灵魂。写作最忌“低水平重复”，无论重复别人，还是重复自己，都缺乏文化积累价值，不会产生好的作品。而刘先生则以锐意创新的治学精神，从事科幻作品、科普作品、科学童话的写作，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他的一些作品被列入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材、小学课本（包括台湾小学实验课本），一些作品被翻译为日、朝、英、法、俄等外国文字，一些作品被改编为话剧、广播剧、连环画，一些作品被日本、瑞士、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单位用作中文学习教材。尤其令人不能不钦羡的是，他的脍炙人口之作《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希望出版社出版），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和浓郁的趣味性，受到青少年的普遍欢迎，发行十数万册，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继《十万个为什么》之后的又一本名副其实的双效益科普图书。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举凡刘先生此前所创作的213件作品，无一不是其不断求新所取得的成果。
其三是他科学的治学方法。据我所知，刘先生在科幻创作上，一向持守“幻想从现实起飞”“幻想从切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上萌发”“科幻小说是科学研究的继续”的理念，反对闭门造车，胡思乱想；在科普创作上，他主张将科学知识明白无误地交付读者，反对脱离现实生活，反对故弄玄虚，反对给科普作品掺入各种道听途说、游谈无根的传闻；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他坚守“真、善、美”即“真的情感和知识、善的性灵和追求、美的意境和语言”的原则，力求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有所裨益，反对“玩噱头”式的纯娱乐性写作。正因为刘先生的科幻作品、科普作品、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态度之上，所以他的作品不但常常是科学主题和社会主题的有机结合，而且总是富含“科理”，充溢着研精阐微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以及准确无误的科学知识，读来启迪智慧，引人入胜。这就无怪乎《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能够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了。记得爱因斯坦说过：“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最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而刘兴诗先生则是习惯于“寻找最厚的地方”，“在最不容易钻透的地方”开钻。但也正是这种着眼“深处”的研究和着手“深处”的创作，让他收获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说到这里，不由忆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道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愚以为，我们所以应当学习刘兴诗先生，就因为他是“不畏劳苦”的人，是“到达光辉的顶点”的人，是治学有方的人，是“志在千里”的人，是老有所为的人。
（原载2012年6月19日四川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