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行为的培养要从小处着手，注意“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好的行为看起来虽然很小，但不能因为它小而不屑于做；坏的行为虽然也很小，亦不可因为它小而去做。要分清好恶，防微杜渐，决不可忽视细微而导致大祸。《梁书·傅昭传》上说，傅昭为官清廉，为人谨慎，有一次，儿媳妇把别人送来的牛肉献给傅昭。傅昭为此把儿子叫来教训说：“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为官者不可收受别人的贿赂。在傅昭看来，吃掉别人送来的牛肉虽然是小事，但在实质上仍属犯法行为；牛肉为礼，并非明目张胆的贿赂行为，如果告发送礼人则有碍情面，小题大做，因此食不可，告亦不可。傅昭把这件事拿来告诫儿子，在于希望儿子懂得不能收受贿赂：即使是很小的东西，都是一种不良的行为，以后要加以注意。他的用心就是从小处着眼，培养儿子正确的行为准则。
从小处着眼，培养孩子美好的品德和行为，才能让孩子识大体，成大事。宋太祖赵匡胤也曾以小事教育子女从小懂得节俭，有一次，永庆公主穿一件华丽的贴绣铺翠的短袄，兴致勃勃地人宫觐见父皇。不承想宋太祖一见她这身衣眼就很不高兴，命她立即脱下来，以后不许再穿。
公主不服气，说：“一件短袄用得了多少翠羽？有什么要紧？”宋太祖训斥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身为公主，穿这样的衣服，必然要引起宫里宫外许多人的仿效。翠羽价格昂贵，这样一来，你知道要浪费多少钱财啊！按说你的地位和生活已经够优越了，理应珍惜你的幸福，为什么偏偏要带头铺张？”公主没法，只好把翠羽短袄脱下来，但她并未服气，过了一会，又试探着对父皇说：“父皇，您做皇帝也很久了，出来进去的老是用那么一顶轿子，也该用黄金装饰装饰了吧？”太祖说：“我是一国之主，掌管全国财政，就是把宫殿用黄金装饰起来也能办到，何况一顶轿子！可是，古人说：‘让一人治理天下，不能让天下供奉一人。’如果我一个奢侈，必定有更多的人跟着奢侈。到那时，全国的老百姓就会怨恨我，反对我，对我议论纷纷。你说我怎能带这个头呢？”永庆公主终于明白太祖要她脱下翠羽短袄的用心，慌忙叩头谢罪。宋太祖以皇帝之尊，不让女儿穿华丽的衣服，就是从女儿的穿着上看出她奢侈铺张的心态，因此晓之以理，及时制止，使公主能从这件小事上懂得节俭的大道理，可见宋太祖着重从小处着眼培养孩子正确行为的用心。
从小处着眼，持之以恒地加以教育和培养，才能成就大器。因此，家长务必不可忽视轻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使孩子从小在小事情上就能有个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是培养孩子行为的重要谋略。
宽而严正
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深情地回忆道：“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是一个破落的官家的女儿，十五岁就嫁到了郭家，她没有进过学堂，但由于家庭的影响和天资聪颖，识得一些字，并能背诵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她对儿子要求很严，时常教他们朗诵一些诗，并要求他们背诵，对儿子进行文学的启蒙教育，使郭沫若小小年纪就已经是“肚内有文章”的“翩翩少年郎”了。郭母不但在学问上促子成材，而且在思想品德修养上也从不放松。有一次，母亲病了，郭沫若从大人那里听说芭蕉花可以治好这种病，就和二哥潜入天后宫的园内偷摘了一朵。母亲知道后大怒，令儿子跪下，训斥说：“如此不争气，为娘倒不如死了好！”这件事给郭沫若以很大的震动。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严师慈母的悉心培养下，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人品上都成为一代宗师。
宽而严正是古人衡量大人物的一个条件，特别是为政者，如果不宽，人民就会在战战兢兢的环境中生存，百业难以兴旺，思想难以解放，会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社会氛围；如果不严正，国家的法规难以执行，人民无视法纪，会出现社会治安混乱、群雄并起的分裂局面，国家也难以发展。因此，宽而严正的统治者是较为理想的，能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法规制度，在宽松和谐的环境下发展，如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是宽而严正的结果。
宽而严正又是儿童行为教育的谋略，古人说“三岁定八十”，虽然有些偏颇，但仍有其道理。三岁的儿童是个似懂非懂的年龄，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却无分辨是非的能力，有很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但同时又极富破坏性，这时期的教育会清晰地记录在大脑中，无法抹掉，成为他日后思想的一部分。家长必须针对这时儿童的心理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教育，过宽则易导致孩子的优越感，过严则会产生自卑感，优越感和自卑感的过分膨胀都不利于今后的行为发展，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会出现心理障碍。
很多家长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往往是严正有过而宽容不足，对孩子制定高远的目标严加训练，而忘记了儿童所能承受的能力，结果是适得其反，或者带来一些负效果。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从小就喜爱绘画。
对艺术充满高度的热情。但是，他的父亲却反对他想成为艺术家的愿望，父亲是佛罗伦萨警务署署长，平日极力劝导五位儿子将来进入实业界当银行家。然而，米开朗基罗总是坚持己见，因此常遭受父亲鞭笞。父亲本希望借着体罚让米开朗基罗自动放弃当艺术家的决心，然而，米开朗基罗非常固执坚决不肯放弃。当时父亲懊恼极了，愤怒地赶他到乡下去住。
米开朗基罗被送到乡下石匠家，由那儿的妇女照顾。长大后的米开朗基罗回忆说：“我在工作房里沉浸在小木槌及凿子的高度热爱中。”
他喜爱随手涂鸦，以至于在石匠家的墙面上涂遍了千奇百怪的图画。
因此，父亲被这种热忱所感动，开始渐渐让步，不得不接受米开朗基罗的要求，送他至佛罗伦萨拜大画家吉尔兰达尤为师学画，此时的米开朗基罗年仅13岁。
米开朗基罗就是这样一位不遵从父命，按照自己意趣开创光明前程的伟大人物。他的父亲可算是严正了，对他加以鞭笞，甚至送到乡下去，希望借此艰苦条件能使他有所改变。这是许多为父母者喜欢采用的教育方式，以自己的愿望来强加于子女，尽管出发点是善良的，却忽视了子女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自身体验和兴趣，其教育的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好在米开朗基罗的父亲最终仍能意识到自己严正的失败，而给孩子以宽容的态度，并创造宽松的环境，这就是父亲的进步了，因而也缔造了一代大师。
在学业教育上要注意宽而严正的策略，在思想品德行为教育上也要讲究宽而严正。毛岸英是毛主席的爱子，向来深得父亲的厚爱。毛岸英与刘思齐结识相爱以后，1948年8月的一天，热恋中的岸英与思齐准备结婚，来到毛主席的住处，征求他的意见。主席听了他们的想法后，笑着说：“你们俩都同意，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呢？我同意。可你们结婚后可不能耽误了工作和学习哟。”谈着谈着，毛主席又问起思齐是哪年生的，当得知她比岸英小八九岁，还不满十八岁时，不禁皱起眉头，他对思齐说：“你还不到十八周年，着什么急呢？反正我同意你们的婚事，等过几个月满十八岁再结婚吧。等一等怎么样？”
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先后颁布了地区性婚姻条例，如《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明文规定了女子结婚年龄须满十八周岁。听父亲一说，岸英和思齐交换了一下眼色，表示同意晚些时候再结婚。可二人离开不一会儿，岸英又转了回来，对主席说：“爸爸，我都26岁了，谈恋爱花费不少精力，所以我们都想早点结婚，好专心致志地工作和学习，就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并说，“思齐反正就差几个月，很快就到了，您就答应了吧。”岸英软磨着，主席见岸英不听，就发起脾气来，大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能胡来，不管你怎么说，思齐不满十八岁，就是不能结婚。”后来，在主席的教育下，岸英思齐思想上通了，表示等全国胜利后再结婚，主席听了非常高兴，对岸英说：“这样才对嘛！这样你就是个模范守法者，而不是个违法者了。”
在岸英与思齐的婚姻问题上，主席是严肃认真的，他不干涉而是支持他们的自由婚恋，但坚持原则，不允许不足十八岁的思齐与岸英立刻结婚，在原则性问题上，就是亲子也不让步，决不以亲情违法纪，做个好的带头人。这种宽而严正的做法正是培养孩子好行为的典范。
好汉做事好汉当
古人所谓“好汉”，是指任侠尚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多指勇于承担责任、有胆识、有作为之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即是取于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言而有信，有责任心的人。
《韩诗外传·卷九》有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故事，故事叙述了孟母教子的一个片断：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日：“东家杀豚何为？”
母日：“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日：“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有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母教子曾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给后世教育以很多启迪。这则故事也说明了孟母非常重视儿子操行的教育，而且以身作则，言而有信，当她意识到自己讲了假话后，立即买来猪肉给儿子吃以实践她的承诺，表示对儿子讲信义。这种言而有信、富于责任感的行为是值得家长们学习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一方面是指家长的教育行为，另一方面指家长对孩子的行为要求。为人父母者，首先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要给孩子造成有欺骗之感，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辊，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就好比车没有横木，必定寸步难行。作为家长，在孩子面前更要讲信用，决不能因为他们年幼，就随便食言，言而无信。没了信用，也就没了威信，孩子就不会尊重，不会听从他们了，而且孩子还会由信而无信发展到爱撒谎、甚至搞欺骗的地步。因此，为人父母者要十分谨慎，自已的承诺要实现，自己做的事要敢于承当，在孩子面前树立“好汉”的形象。
同时，对孩子的行为教育也要十分留意，培养孩子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豪气，不要有包庇、纵容坏的行为，让孩子养成为自己负责任的品格。有些家长常常喜欢承包孩子的一切，从生活琐事到生活目标，都是父母决定，久而久之，孩子便养成了懒惰、依赖性强的心理，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比如，有些高干家庭出身的孩子，常常表现出高人一等、无视法纪的行为，这是由于他们的家长常常为子女搞特殊、开脱责任，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这些孩子便形成了自己是“优等民”的优越感，更加放纵、无度，由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培养孩子有责任心、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谋略，古人为了实践这一教导，为正家规国法，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首领腹醇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腹薄说：“您的年纪很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我已命令执法吏不要杀您的儿子了。您这次就听我的吧。”腹醇回答说：“墨家学派的法规规定：‘杀人者要偿命，伤人者要处刑。’为的是禁止杀人和伤人。禁止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公义。大王虽然为我施恩，使执法吏不杀我儿子，但我不能不执行墨家的法规。”他谢绝惠王的好意，而到底杀了儿子。
腹薄戮子以奉法体现了他不徇私护子过的品德操行，其精神实质上要使世人明白“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管你是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任，自己是自己的上帝。
因此，家长从小培养孩子这种负责任、独立独行的品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家里即使父母可以袒护孩子的过失，为他的罪责开脱，但父母总不能呵护他一世，社会、法律是平等而严酷的，只有自己品行端正，才可以立足社会，树立“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观念，才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