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共向模式的基本立论，共向模式是一个测量（measurement）模式，测量的是人与人之间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彼此了解的程度，以及沟通前后态度上的差异。
根据Chaflee＆McLeod，谐和不能算是一种共向的概念，因为它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个人私下想法的比对，但有意思的是，它必须在有两人以上时才会存在，是一种个人内在的变项（Variable）；而其他变项，则一如上图箭头所显示，一定会牵涉到对方。据研究，这些变项会互相牵引改变，如果一致很低，而谐和很高，则正确一定很低。
如果一致和谐和都很高（或都很低），则正确一定高。如果一致维持不变且很高，则只要正确提高，谐和就会随之变低。
chaflee＆McLeod认为，沟通或传播的目的，常在求一致的提高，即求对方和自己的想法趋于一致，也就是说服成功。但是每人生长背景与经历不同，看法也很难完全相同，因此一味追求一致并不智，而应追求正确才对，正确高表示彼此之间够了解、也尊敬对方的看法，求同但存异，这才是人们该追求的目标。
Laing，Phillipson＆Lee（1966）更直言正确就是了解。但Stamm＆Pearce（1971）则另有看法，他们认为谐和变项不假外求，可白求而得，因此该是此一模式最主要的概念。撇开人际沟通不谈，Chalfee＆McLeod认为大众传播应追求正确与了解（或谓共识）的提高，而不必介意谐和或一致是否够高，因为这样才是多元社会的表征。Grunig＆Stamm（1973）也曾针对华盛顿近郊的公益组织和其贫困服务对象做过共向测量，结果也获致同样的结论，即追求正确与了解，才是沟通或传播最实际的指标，因为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背景的人，看法永远不会相同，不必奢求一致。
Wackman（1973）曾把共向模式应用到人际关系上，结果发现人际沟通的目的或功效，通常只是资讯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而非说服。但多沟通的结果，不管是否说服了，正确倒是都发生了。而正确之所以提高，就是资讯交换之故。
共向模式用于测量非常简单、清楚、好用，尤其当它被援用于共属于一个大前提、相关的双方，如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新闻记者与公关人员，编辑与读者或企业与特定群众间时，通过对共同事物X（如媒体、新闻内容或核能发电等任一议题）的看法，很容易测量出彼此的态度，己方在对方心目中之观感，以及是否有共识。共向模式可说是一个常青的模式，正因为它适用于测量，所以任何时空下都适用，尤其在今日注重建立关系的年代，共向模式很可以用来测量组织和其利益关系人之间的种种，作为现况的描摹或改进的参考。
但McLeod＆Chaffee（1973）也指出共向模式只适用于自然形成的群体（natural groupings），如家庭、同侪、因工作而隶属的团体等，而不适用于一般在做市调或民调时常用的抽样方法形成的团体。
此外，Newcomb的A—B—X模式似乎显示A和B在各方面是对等的，然而这样的情形在真实情况下微乎其微。但如果A、B双方因工作或其他因素对共同事物X确实都有想法及反应时，则基本上都适用共向模式。
20世纪90年代，关系理论盛行，Broom＆Dozier（1990）建议以共向模式来测量组织和群众间之关系，但他俩只建议针对一致和正确两个面向进行测量。
第11节 消息来源vs.新闻人员
消息来源（常常是公关人员）与新闻人员（媒体、记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相关研究，很早就是新闻传播研究的一环。有关这个议题的研究，在年代上都比较早，当时公关研究尚不成气候，也没有人以公关为出发点（当时多从新闻的出发点）探讨类似的问题，可是今日就不同了。由于此一议题与公共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具有时代性，因此，作者特地从新闻传播领域，将此一论述“借调”过来，纳入公关理论第一个十年的范围一并讨论。
前文提到Newcomb 1953年的A—B—X共同取向模式和后来McLeod＆Chaffee的共向模式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传播模式也和A—B—X模式有关，那就是Westley＆Maclean模式（1957）。Westley在密西根大学读书时，原是Newcomb的高足，受到老师的启发，日后提出受到A—B—X模式影响的Westley＆Maclean模式，可谓有迹可循。
在此省略Westley＆Maclean模式的细节及图说，因为那几乎是每一本传播理论书必备的内容。此处唯一要提的是westley＆Maclean模式里的A、B、C三部分：A代表传播者，即消息来源；B代表受众，即阅听人；C代表守门人，即新闻人员。C横亘在A与B之间，即传播者和守门人之间。Gieber＆Johnson（1961：289—297）曾以westley＆Maclean的原始架构，探讨报道市政厅新闻的记者和来源问之互动，但把B省略，仅以A和C呈现消息来源与新闻人员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消息来源与新闻人员彼此间虽互相需要，但关系却非一成不变，而系视情形而定。Gieber＆Johnson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归纳为三类：
在图3—5里，左边是最传统的模式，显示消息来源与媒体彼此独立，互不连属，虽偶有回馈（feedback），均属正式的联系，且二者的目的、角色与功能各自不同。在这个模式里，新闻人员仍是忠实的守门人，独立作业，消息来源对于新闻的最后形式与内容沾不上边、说不上话。在中间的模式里，A与C已开始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与重叠，两者有时也会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或目的而合作，彼此之问联系频繁，非正式的交流也增多。虽然如此，两者的利益仍不尽相符，各自至终仍以自身组织为依归。但在右边的模式里，A与C已完全重叠，此时记者已成为政治或其他系统的玩物，而消息来源也成了媒体的俘虏。右边模式是中问模式合理的推断与延伸，此时消息来源与媒体记者已成了“生命共同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
除了这三种模式，历来文献对这两者间的关系，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两者问呈一种敌对的关系（adversaries）。这是一种源自古典民主理论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媒体是第四权，扮演监督企业和政府的角色（Graber，1984）。第二类则纯粹从形容的角度出发，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利的交换关系，双方各有所需，也各取所需（BlIamler＆Gurevitch，1981）。但Swanson（1988）则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找出很多支持（以及否定）的例证，并不足以解释真相，因为消息来源和新闻媒体之间，不管是敌对还是交换，都不是一成不变（static），而是随时变换的。因此，Berkowitz（1992）认为Briddle＆Thomas（1966，转引自Berkowitz，1992）的角色（role）理论，比较能够适切地形容实情，即这两者都不过是认真扮演社会所期待的角色，如果把他们放在一个共享某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就更能凸显两者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期待以及何以致此的原因。这或者也就是所谓“人在江湖”的无奈吧！
在同一研究中，Gieber＆Johnson还发现消息来源最希望和媒体同化（assimilation），虽不尽然信任记者，对媒体存疑，但有时反而会对记者多说，以便纳为己友；也有时通过媒体制造舆论，测试民意。
更多的时候，消息来源求助于记者，征求意见以及民瘼。至于记者，常发现自己处于两难之间，一方面认为自己应服务全民、保护大众，一方面又慑于消息来源对“共识”的需求。虽然自己常以大众为参考架构，却又与消息来源走得很近，并且两者在“政府”等议题上，还可能有同样的价值观。研究显示，市政记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消息来源的助手，Cater（转引自Gieber＆Johnson，1961）也认为在华盛顿，记者已经同化到只是“分发”（distributive）新闻的地步。
McQuail（1987）也提到消息来源和媒体之间未必是一种“对称”的关系，有时两者实力悬殊，使得消息来源享有极大的媒体近用权。
研究显示，记者喜爱引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的话语或观点（Tuchman，1978；Smith，1993；Soley，1992），一来可以沾光，二来记者本身也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英国社会学家Schlesinger（1989，1990，转引自孙秀蕙，1997：268—269）提到消息来源常因下列三项原因，取得近用媒体资源的优势与权力。
1.组织制度化程度。包括组织的管理是否完善，长期累积的资源丰厚与否，以及所占的社会位置等。
2.财物基础。是否有能力提供媒体资讯津贴，以便影响报道内容。
3.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最早由法国社会家Pierre Bourdieu所提出，指消息来源之专业性、权威感及可信度，如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等。
Gans（1979）曾分析美国两大电视网及两家新闻杂志，结果发现其中主要消息来源都是知名之士，各占两大电视网消息来源的71％和两家新闻杂志的76％。一般认为，新闻内容中以男性、政府官员以及固定组织的消息来源所占比例较高，在新闻的处理上，可从报道量、显著度、引述方式、立场偏向及呈现位置来观察（臧国仁，1995）。但根据郑瑞城（1991）的研究，在台湾解严以后，威权解体，消息来源近用媒体的差异也日渐缩小。根据胡晋翔（1994），消息来源使用媒体的策略有六：善用媒体间之竞争环境、利用资讯津贴协助降低媒体成本、善用媒体问意见领袖及讯息共享现象、制造具新闻价值之事件、以正义与道德的诉求博取媒体认同、使用专家撰稿。
罗文辉（1995）曾延用Trowler（1988）所提的三种模式：操纵（manipulative）、霸权（hegemonic）及多元（pluralist）来解释媒体的偏向（bias）现象。操纵论者认为权贵人士不仅拥有媒体、控制媒体，更倚此从事社会控制。霸权论者认为媒体无形中常受宰制阶级（dominant class）观点影响，所以对特定的消息来源有偏好。而多元论者则接受媒体的偏向，认为这是媒体满足阅听大众需求与品位必然的结果。
有关消息来源与记者之间的“爱恨情仇”，历来有不少探讨。
Shoemakm（1991）认为消息来源常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新闻，隐瞒于己不利的新闻，因此，又有人说真实的社会意义，是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同建构的结果，而非新闻媒体单方所能控制（Gandy，1982；Sctllesinger，1989，1990）。Gans（1979：116）曾形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跳探戈”，因为彼此都想向对方迈步探索，但Gans认为多一半的时候，仍以消息来源带领舞步的时候居多。TurOW（1989）则形容两者为一种共生（symbiotic）关系，而Wolfsfeld（1991）却认为两者是一种竞争性共生的模式（COnlpetitive symbiosis），彼此利用，相互依赖。消息来源和新闻人员彼此间固定的接触，会促成双方产生某种个人认同（personalidentification），Gandy（1982：13）则认为新闻人员从这种关系中受益良多。Turk（1986）更直指带领（lead）记者的多为代表组织或企业利益的公关人员，即消息来源，他们企图通过影响媒体影响民意，也因此，新闻人员往往是消息来源的重要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