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黎锦熙、吕叔湘、王力等主要是讨论现代汉语语气词的。虽然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却颇有借鉴之处，他们的某些观点也为后人所接受。如黎锦熙正式使用了“助词”这一名称，并定义为：“是用来帮助词和语句，以表示说话时之神情、态度的。”[25]吕叔湘分析语气词则主要从表达的角度入手，注意不同语句之间的细微差别。兹举一例，如“‘不可擅伤罪人，你我是要耽不是的。’这一类句子也是确认语气，但确认的作用是由‘是’字发挥的，‘的’字只是和‘是’字相应的一个语尾。但如省去‘是’字，只留‘的’字，这个‘的’字就不妨当语气词看了。如‘我原不要带的，姨奶奶不依么’”[26]。王力对语气的分类极细，共4大类12小类：确定语气（决定、表明、夸张）、不定语气（疑问、反诘、假设、揣测）、意志语气（祈使、催促、忍受）、感叹语气（不平、论理）。[27]这种分类当然还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无疑可以看作是对语气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一个标志。
另外，杨伯峻讨论了一些文言语气词的发展变化，也算是历时研究的一个起步。[28]杨先生对虚词颇有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古汉语虚词》[29]和《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30]，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语气词的发展演变，只是杨先生长于训诂，对某些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显得不够精炼。
这一时期的论文不多，共20来篇[31]。最早的要算是黎锦熙的《惊叹句的助词》[32]，文中的观点又见于他同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此处不赘。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两篇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33]和《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34]。《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开辟了标准语和方言、文言结合起来研究的新路子，具有奠基性。文中进行了三处方言十个语助词的比较研究，论证严密，结论可信。如“le”在北京话中可作语气词和动态助词，都写作“了”，似没有区别，但是在苏州话和常州话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语音也不同，赵元任从而指出语气词的“了”和动态助词的“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则开辟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新领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文章指出语气词“在”不再具有动词“存在”的意思，大致和现在的“呢”相当，另有“在里”之完备形式。唐人多言“在”，宋人多言“里”，后作“哩”，现在的“呢”即“哩”字之变形。“著”在唐宋话本、公文、曲词里表示命令语气，跟“者”“咱”相通，宋元俗语里作“则个”。吕先生的观点后人有一些修正，如“在里”是不是“在”和“里”之完备形式及具体时间等，不过吕先生的研究路子及学风一直为后代学者所秉承。
纵观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研究，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评价：理论探讨不够，描写很不充分。这一时期的语法书更多是为教学所需而编的教材，受体例的限制，对语气词的分析也主要是分类描写，不够深入。研究的领域不广，如各语气词的功能分布、发展演变、各时期的语气词系统等都不是很清楚。特别是近代汉语部分，可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语气词研究成就不大，是与这一时期整个语法学的发展步伐较缓慢相一致的。从《马氏文通》以来，很多学者致力于语法研究是模仿还是创新的讨论，对语言事实反而关注不够；加之社会不稳定，研究力量不足等都影响了语言研究的大发展。不过，这些前辈的摸索、尝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成果和经验为后人所借鉴吸收，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语气词研究的兴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气词研究[35]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气词研究成绩巨大，这体现在几个方面：①成果数量多。据我们初步统计，论文300余篇，这中间相当一部分非常优秀，或注重语言事实的揭示，或侧重理论的阐释；专著8部，这还不包括一些涉及语气词的其他语法著作。②研究队伍比前一时期壮大得多，很多在语气词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如胡竹安、江蓝生、曹广顺、孙锡信、吴福祥、杨永龙等。③研究领域比以前有很大拓展。从时间的角度看，汉语史每个时段的语气词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溯源的研究尤其显著（包括两方面：语气词的形成；语气义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代的词汇兴替等）；从地域的角度看，大多数方言的语气词都有了较好的描写；有些还注意方言史的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大多数语气词的语法和语用功能都有了较准确的揭示。在理论和方法上也不乏称道之处，学者们不断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经验、理论等，同时充分结合汉语事实，对某些语言现象的解释尤有说服力。另外，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相关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如语气副词（或称情态副词）、助动词等与语气词的关系、功能分布、隐现条件等，以及语气词的韵律特点、与语调的关系等。
以下我们分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气词研究（主要是先秦至唐五代，宋代以后的略有涉及）作一番梳理和评介。
（一）先秦至西汉语气词的研究
首先简单谈谈语气词的起源。在《今文尚书》和《诗经》等最早的传世文献里，都已经有了语气词。那么语气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换句话说，现今发现的最古的文字资料殷墟卜辞里是否有语气词？
李学勤首先认为卜辞中“拟（抑）”和“执”是语气词[36]，后来裘锡圭支持李的说法，并认为句末的“抑”和“执”如果不看作语气词，辞义绝大多数讲不通，而看作语气词就文从字顺了[37]。裘锡圭的学生沈培[38]、张玉金[39]也相继赞同裘锡圭的观点；杨逢彬更认为卜辞中有四个语气词：惠、隹、抑、执[40]。
反对者主要有陈炜湛[41]、朱歧祥[42]等。他们认为句末的“抑”和“执”大部分都是名词或动词，而不是语气词；特别是朱歧祥还认为“抑”应释为“奴”，为名词。
上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文章不是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讨论语气词起源的文章外，较有代表性的有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43]、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44]、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45]、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46]、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体文献在语气词运用上的差异》[47]、赵振兴、顾丹霞《〈周易大传〉语气词的语用功能考察》[48]、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49]、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50]等，另外有一组探讨语气词连用的文章和一组讨论疑问句尾“为”字的文章。
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以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为基础，讨论语气词的产生和发展，得出的结论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①商代还未有语气词，语气词是从西周开始产生的；②语气词的产生是由少到多的，有的声音与用字同地域有关系，有的则与地域关系不大；有的经历长时间声音有所变化，有的则变化不大。③语气词的每一次发展并有了文字记录，都刚好在偏旁的每一次发展时或稍后一点，说明语气词的发展，同文字表现能力发展有关；④今天所见的《易》《书》《诗》中的许多语气词，不见于商、周、春秋的古文字材料，看来都可能是春秋末经战国、秦、汉，不断在传授、解说、修改、润色中掺进去的。裘燮君受张振林的影响，考察了先秦一些不同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他把材料分为记事性诗体类、歌体类、记事体类、诰命、誓词体类、议论体类、史传体类，认为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具有不划一现象。
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肯定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有多大还需要深入探讨。另外，语气词的使用还受作者（撰写者）风格的影响。最近，孟子敏撰文从话语功能的角度把句子分为交流句与非交流句，他认为非交流句不带语气，所以也很少使用语气词；交流句才带语气词。[51]孟氏的论证过程和观点当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也特意撰文作了批评，但是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也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并对语气词逐个作了分析，比较准确；特别是对“耳”和“尔”的分析值得我们注意。大多学者把“耳”和“尔”的语气功能看作是同一的，即限制语气，郭锡良却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尔”和“焉”都是表示提示语气，不过“焉”提示的是事实，而“尔”提示的是情状，至于“耳”却是“而已”的合音，表限制。这篇文章最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提出了语气词的单功能说：“汉语的语气词是单功能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的。一个语气词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所表示的语气可能有某些变化，但是它所表达的基本语气应该是固定的。”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赞同郭锡良的观点，同时认为先秦也是一个历时过程，其间语气词“新的功能逐渐出现，旧的功能逐渐转移、消弱或消亡，新旧交织，并都在文献中留下痕迹，层层积累，不同层面的单功能往往经由其历时性积淀而显出多功能特征”。
单功能说到底具有多大解释力还需要证明，目前很多学者仍然持的是多功能说。句子的语气固然不能看作是语气词的功能语气，但是汉语的词汇绝大多数都是多义的，用法一般也不限于一种，语气词意义虚无，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语气和情绪，那么语气词的语气义是否就是单一的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对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作了深入考察，结论较可信，论文成果后来在他的专著《今文〈尚书〉语法研究》[52]里也有所体现。整个西周金文里只有四例“哉（才）”，也未见其他语气词，而到了今文《尚书》里，“哉”达到了100余例，并出现了“也”等其他语气词；所以考察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就显得颇有价值。当然钱宗武的分析也有值得再探讨之处，如他认为“焉”字都是语气词，实则如“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尚书·金滕》）句中的“焉”仍是指示代词。赵振兴、顾丹霞《〈周易大传〉语气词的语用功能考察》则尝试从语用的角度来分析《周易大传》里的语气词，不失为一种思路，不过他们认为兼词“焉”源于语气词“焉”，似值得商榷。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对语气词“云”的衍生过程和机制论述颇为精当。
此外如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53]对上古以来的语气词也逐个作了分析，较准确；对某些语气词还指出了来源，只是限于体例而没有具体去分析。
有关语气词连用的一组文章包括：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54]、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55]、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56]、时兵、白兆麟《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57]等。
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指出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经历了由产生、发展、高潮、衰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有关，也与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有关。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则对语气词的组合层次、规律进行了探讨，指出不同语气的语气词连用时，一般是陈述语气词放在疑问语气词或感叹语气词之前，疑问语气词放在感叹语气词之前。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进一步总结了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的位序：焉〉而已〉耳〉也〉矣〉乎〉邪/与〉哉/夫；陈述语气词〉疑问语气词〉反问/感叹语气词。并认为有几个制约因素：层次制约、语义制约、句类转换制约。时兵、白兆麟《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在文中提出古汉语助词合用的三条原则：①传信助词合用是由弱至强的连锁排列；②非同型语气词合用是由易至难的排列；③处于同义层次的语气词不能合用。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主要是探讨语气词“已”的来源的，但是他也对先秦语气词连用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朱承平认为的语气词连用规律的一些例外其实不是例外，先秦除了语气词连用外，另有一类复合语气词（二音节或三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