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疑问句尾“为”字，在十年动乱前也有零星的讨论。《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发表了朱韵申的《关于疑问句尾“为”》，提出了“为”字动词说；1980年第5期又特意刊登了一组四篇关于“为”字的讨论文章，如洪成玉、廖祖桂的《句末的“为”应该是语气词》、王克仲的《略说疑问句尾“为”字的词性》、徐福汀的《“何以……为”试析》、廖振佑的《也谈疑问句尾的“为”》等，他们提出了一些形式标准，如，一些句子去掉“为”就不成句、有无“为”字句子的语气不一样等，反驳朱运申的观点，坚持“为”字语气词说。从那以后，“为”字语气词的观点慢慢为大家所接受。《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发表了张儒的《也说疑问句尾“为”》，2003年第5期又发表了贾齐华的《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贾文对“为”字进行了溯源，讨论了“为”从动词到语气词的语法化环境及过程：“何以……为”句式中的“何”和“为”原本是动宾组“何为”的分拆，“为”是动词，后来随着“何以……为”内部构成成分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何+动+为”句式，“为”的词性也随之发生了从动词到介词的演变，并最终虚化为语气词，这是“何”与“为”的远距离间隔、“何”的表义功能多样性、“为”的特定位置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同年还有龙国富的论述[58]。从对“为”字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成果数量不是很多，但较有深度，对问题的讨论也常常能触及问题的本质。研究者素养的提高是一个主要原因，新的理论、方法的引入为古汉语语气词的研究提供了活力。不过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研究也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共时描写分析的文章多，而历时分析、解释的文章较少；虽然某些共时角度的文章中间也不乏历时考察，但像贾齐华《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这样深入探讨语气词来源、演变途径的文章却不多。
历史语法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吴福祥从一般历史句法学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汉语语法演变的描写，揭示汉语语法演变的机制、动因和规律，所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最终还是应该以语法演变的研究为重点。”[59]从这一角度来看，上古汉语语气词的研究特别是历时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一些语气词的来源以及形成的机制和动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有关发展演变的规律也亟须总结。
（二）东汉魏晋南北朝语气词的研究
以前学界对这一时段的语气词关注较少，成果也不多。依个人管见，大概有以下原因：绝大多数中土文献仍以文言为主，语气词也直承先秦、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变化不大；白话里出现了几个新语气词，但是新的语气词系统这时还没有形成。正因为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缺乏鲜明的个性，所以往往难以引起研究者的热情。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利用佛经材料来研究中古汉语的语气词，发掘出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都有较高价值。如朱庆之对汉文佛典里的语气词“那”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中古的语气词“那”其实是“耶”的异文，“那”是唐代以后才有的疑问语气词[60]。不过朱文后，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柳士镇[61]、方一新、王云路[62]、曹广顺[63]、蒋宗许[64]等仍认为语气词“那”起源于中古，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特别是蒋宗许《语气词“那”考索》指出：语气词“那”产生于汉魏口语之中，应用于对面陈说的场合里；在句尾表惊叹或疑问；表疑问时，一般是无疑而问，以疑问的形式印证自己的识断和推测。刘坚等还认为“那”是“尔”到“呢”的中间形式之一[65]。
此外，如高列过探讨了佛经中的疑问句语气词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疑问句语气词的不同，指出了佛经语言的特殊性。[66]蒋冀骋、龙国富则研究了中古译经中尝试态助词“看”的产生与发展演变。[67]关于语气词“看”的研究，起始于陆俭明[68]，结果引起了一些学者探源的兴趣，如劳宁的《语助词“看”的形成时代》[69]、心叔的《关于语助词“看”的形成》[70]、蔡镜浩的《重谈语助词“看”的起源》[71]、吴福祥《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72]等，他们把语助词“看”的形成往前推直至中古，资料可信，并对“看”的形成过程作了具体描绘。如吴福祥在《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中说道：“‘看’由动词到尝试态助词的演变是从词义变化开始的，由表示视觉动作的‘瞻视’扩大使用范围，抽象成一切用感观测试的动作，这种词义变化促使‘看’的组合关系、语法功能发生相应变化。”再如梁银峰对表事态和祈使语气“来”的研究[73]等。
中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国富的专著《姚秦译经助词研究》，该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讨论语气词（包括事态助词和尝试态助词）。书中指出姚秦译经的语气词有三个特点：①语法功能专业化；②新兴语气词出现；③语气词的数量大大减少。该书注重姚秦译经语气词的语法功能、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机制，虽然某些地方不乏粗糙处，却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助词研究的专著。该书有两大优点：①材料新。专门以佛经材料为语料进行语法研究的专著寥寥可数；佛经材料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口语程度较高，还夹杂有方言等因素；另一方面在翻译时必然受梵文影响，可看作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研究佛经的助词确实能看到很多新的语言现象，如书中对“看”“为”“时”等的分析。②较好地利用了语法化、认知语法等理论，该书属于专书语法研究，却不局限于姚秦译经，能够上联秦汉、下推隋唐，对助词的发展演变研究较有说服力。历时语法的研究重在探讨语法现象发展演变的规律，该书有些结论可以商榷，不过从本书可以看到龙国富在这方面的努力。
此外如语气词“也”，在上古汉语中主要表静态的肯定和判断，但是到中古时期，又可以用来表动态的判断和说明，与“矣”有点相似。关于“也”的这一特点，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探讨，最近陈前瑞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74]，我们后面还有介绍，此处不赘。
（三）唐五代语气词的研究
在汉语史分期中，唐代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时期，或划入近代汉语，或归入中古汉语。有争议源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承上启下，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下面的综述中，我们不拘泥于汉语史的分期，凡是有关唐五代语气词的，都将择重点进行介绍、分析。
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共研究了“了”“来”“去”“生”四个事态助词和“聻”“那”“在”“里”四个语气词[75]。曹的研究非常务实，材料选取得当，加上能够有意识地联系整个语气词系统来考察，结论大多可信。曹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注意语法格式。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消亡都是在一个个语法槽里完成的，单个、静止地看一个语气词，有时会得出一些错误或片面的结论，从语法格式来考察语气词，就较有说服力。惜乎本书只是一部分语气词的研究，从书中亦不能看到近代汉语语气词的全貌。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是一本探讨近代汉语语气词源流方面的书。该书分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对近代汉语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消亡作了较好的概述，并且常常能上溯上古、中古。该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从该书大致可窥近代汉语语气词的全貌。不过，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分析语气词时，附加了很多句式义在上面，结果导致概括的语气词的语气义过多，随举一例：“与此同时，‘者’的用法也相对集中了，‘者’可用于表示命令、要求、吩咐、商酌、希望、声明、申诉等多种语气。”[76]“者”的用法集中了却仍然有这样多的语气，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种概括的准确性。另外，对语气词衍生与演变的机制揭示不够。
罗骥《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属于断代语气词研究，主要描写北宋的语气词，不过也常常联系唐代。[77]能将断代描写与溯源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也算本书的优点，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历时研究价值。
另有很多论文我们不拟一一分析、评述，下面讨论几个研究较多的语气词，有关成果也有选择性地予以介绍。
关于语气词“吗”，学界有较多讨论。“吗”的来源大家一般都赞同王力的说法：无→麽→吗。[78]但是“无”在什么时候开始用作语气词，唐代中与“无”相似的“不”“否”是不是语气词？这些问题大家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伍华考察了《祖堂集》，认为“不”“无”“否”“摩”都是语气词[79]。孙锡信却认为只有“无”演变成了“麽”才完全成为语气词[80]。问题的关键在于句末“无”字的虚化程度。钟兆华从韵文用韵的角度入手，指出唐代韵文中疑问语气词“么1”属果摄，拟音为［muo］，也可用“磨”“摩”“末”等来表示，并认为“么1”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初唐。到宋代，从语气词“么1”分化出“么2”，语音发生了变化，为［ma］。“么1”与“么2”的读音及功能都不相同，［ma］的出现正是“吗”出现的基础[81]。吴福祥把句式的变化和词汇的虚化结合起来考察，认为“麽”的产生肇端于反复问句“VP-neg”式中否定词（neg）的虚化以及由此造成的“VP-neg”式的分化，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他认为东汉至宋的“VP-neg”式语义上应分为反复问句和非反复问句，前者的“neg”（不1）为否定词，后者的“neg”（不2）为语气词。“无”在六朝以后进入“VP-neg”式，“无”同样有两个，即“无1”（否定词）和“无2”（语气词）；唐初，“无2”蜕变为“麽”[82]。吴福祥的说法有较大解释力，不过有一点他没有论述清楚，如果在汉魏时期，“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陌上桑》）中，“不”已经虚化成疑问语气词，那么到南北朝时，否定词“无”怎么能够进入“VP-neg”这一格式？倒过来说，否定词“无”能够进入“VP-neg”这一格式，不正说明“VP-neg”中的“不”还是否定词吗？或许“不”的虚化程度还不够高，使用者还看作否定词吧，即存在形义矛盾？最近，杨永龙也对“吗”的形成作了理论的探讨，他认为从“无”到“吗”的这一语法化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无”的语义泛化（generalization），二是“VP无”句式的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83]。对于东汉以来句末的“不”，俞理明[84]、遇笑容、曹广顺[85]、龙国富[86]、朱冠明[87]等都有很好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鉴定语气词“不”与否定词“不”的方法。俞理明还认为“不”从副词向语气词的发展有限度，所以最后也没有完全发展为语气词，至于其中的内在原因他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
语气词“时”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艾皓德分析了“时”字的使用情况、语法功能及历史演变，肯定了“时”字的语气词用法，并认为主要见于元末明初，到了清代，“时”字慢慢实化了[88]。艾皓德的观察大致正确，但是我们认为清代“时”字慢慢实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对“时”字语法化过程论述最清楚的是江蓝生。她详细分析了时间词“时”和“後”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和内部机制。“时”语法化开始于唐代，大致途径为：①VP时≈VP，②VP时＝VP，③NP时＝NP。江蓝生同时指出在汉语假设助词系统发展的历史中，曾有时间词加入，并且这种“时间助词→假设助词”的演变还具有语言共性[89]。江蓝生对近代汉语语气词的研究颇有创获，结论大多可信。后来龙国富更将语气词“时”的产生提前到了魏晋[90]。
语气词“呢”的来源也讨论得比较多。吕叔湘认为“呢”即“哩”之变形，而“哩”又源于“在里”[91]。太田辰夫认为表示承前疑问、疑问强调的“呢”来源于五代的“聻”，“那”的一部分用法与“呢”相同[92]。王力认为“呢”的最初来源是“那”，另一来源是“哩”[93]。另外曹广顺[94]、江蓝生[95]等也对“呢”字及与“呢”相关的语气词作了研究。相对来说，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但是分歧不是很大，很多材料都是在互相论证、补充，后来杨永龙对“呢”字的研究作了归纳总结，认为：“特指问的‘聻’很可能就是六朝以前的‘尔’……历史上‘焉、底’都是既作疑问代词，又作指示代词，但‘这样’与‘怎么样’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是如何转换的，还须要进一步论证。”[96]
另外，如各方言的语气词研究成果也很多，据我们统计，有论文60余篇，专著1部[97]，此外还有一些各地方言语气词的论文集，还有很多成果散见于各方言语法专著。已有的研究方言语气词的论文，大多是从共时的角度进行描写、分析，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注意从历时的角度对方言的语气词进行探源、比较，甚至将方言与汉语史相结合，如梅祖麟、邢向东[98]等人，这就弥足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