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兔死狐悲，杜重威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河中后，时为河中节度使的李守贞当时就坐不住了。他心想，他乃中渡叛国的帮凶，汉人对他也恨之入骨，汉朝廷又怎会放过他呢？因而，他每日里忧惧不已。赵思绾叛乱的消息传到他耳中后，他的心思就动开了：这些年来，靠着从杨光远手里夺得的巨额财富，他对士卒经常大加奖赐，深得士卒之心，在军中威望一直很高；汉朝廷刚刚建成，新天子又年少初立，朝中的执政大臣不过是一些后进之辈，他一旦起事，朝廷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于是，他一面加紧招纳亡命之徒，蓄养敢死之士，修建城防堑壕，缮治战甲兵器；一面遣密使前往辽国，以蜡丸书与契丹相交。
不想，李守贞的密使被边吏捕获，并被押到大梁。然而，朝廷虽然拿到他与辽人结交的证据，但因对他有所顾忌，不但没有对他问罪，反而一直姑息安抚。如此一来，李守贞对朝廷就更加轻视，反倒变本加厉、更加猖狂了。
浚仪人赵修己善于术数，李守贞镇守滑州之时，慕名将其聘为司户参军，自那之后，赵修己就一直跟随他。李守贞知道赵修己善于听音识吉凶祸福，便请他到家中为家人听音。
赵修己到李府后，李守贞让自己的夫人、儿子、女儿、儿媳皆到赵修己跟前说话，但赵修己一直没有吭声，而且脸露忧色。不想，李守贞之子李崇训的夫人刚一开口，赵修己就忍不住惊呼道：“此乃天下之母也！”
李守贞一听，心想：“我儿媳犹为天下之母，我取天下又有何疑？”
李守贞的这位儿媳，也就是李崇训之妻符氏，乃符彦卿之女，闺字玉娘。
不过，赵修己对李守贞说道：“令公儿媳固然贵不可言，令公却毫无人主之音。”劝他不要造反，并说道，“时命不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此后，又多次切谏，但李守贞主意已定，根本听不进去。赵修己无奈，只好诈称有病，辞职回老家去了。
僧人总伦以术数献媚于李守贞，言称他命中注定为天子，李守贞信以为真。为了收服众心，他特意召集众将佐饮酒，并在酒宴之上手持弓箭，指着《舐掌虎图》说道：“我若有非常之福，当一箭射中虎舌。”果然，一箭射出，正中虎舌，左右皆向其称贺，李守贞也因此更加自负了。
恰在此时，赵思绾遣人为李守贞送来一件黄袍，说是在长安旧宫偶然所得，请其起兵举事。李守贞大喜，自认为天人相合，大事必成，遂自称秦王，以判官靖余、孙愿为丞相，以从事刘芮为枢密使，以总伦为国师，并加封赵思绾为晋昌节度使。
同州节度使张彦威一直对李守贞心存疑忌，因而，李守贞的一举一动，他都及时地奏告朝廷，并请朝廷早做防备。朝廷见李守贞反状已露，遂命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率其所部戍守同州。
陕州节度使赵晖一接到改任他为凤翔节度使的诏命，即率军离开陕州，前往凤翔赴任。李守贞闻讯，当即遣其骁将王继勋率兵占领潼关，以阻止赵晖西进。赵晖闻报大怒，当即率军猛攻潼关。潼关守关将士此时尚不愿与朝廷为敌，大都不肯卖力，因而，赵晖轻而易举地就把潼关攻占了。
王景崇接到朝命后，不但找各种借口不离开凤翔前往邠州赴任，而且以征讨赵思绾的名义征召邠州兵前往凤翔。暗地里，他又致书蜀凤州刺史徐彦，请求互通贸易。蜀主孟昶当时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连忙命徐彦回书招降。王景崇接到书信，当即遣使请求归附蜀国，孟昶遂将凤翔改为岐阳军，以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与此同时，王景崇又密与李守贞来往，并接受了李守贞任命的官爵。如此一来，他已“脚踏三只船”，心中顿觉踏实不少。
其实，不仅王景崇如此，就连朝中的不少大臣也与李守贞暗地里结交，以留后路。
汉朝廷闻听李守贞已公然竖起反旗，这才奏请新天子刘承祐颁下诏书，削夺李守贞的所有官爵。
长安赵思绾、河中李守贞、凤翔王景崇的相继叛反，让朝廷上下、京城内外顿时乱成一锅粥。一时间，朝野之间、道路之上，各种传言甚嚣尘上。
农主
小皇帝刘承祐忧心忡忡，遂召四位托孤大臣商议对策。郭威安慰道：“陛下勿忧，三镇既想叛反，早晚都是免不了的。晚反不如早反，逆臣们趁着先帝大丧发难，必然不得人心，只要处置得当，平定三镇只是早晚的问题。”
史弘肇沉声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逆臣造反，出兵平叛就是了，何必忧烦？陛下给臣一张军令，不出三月，臣就会把三个逆臣的首级给陛下带来！”
史弘肇为人孤傲寡言，而且掌典着朝廷军权，新天子又对他格外信重，苏逢吉、杨邠本就对他心存疑忌，再加上史弘肇一直对文臣们颇为轻视，若再让他统兵平叛，一旦功成，他的威权就更大了，到那时，满朝之中恐怕就再没有人能制约他了。因而，史弘肇话音刚落，苏、杨二人就不约而同地说道：“史公乃先帝托孤重臣，怎可轻离朝廷？”
郭威也道：“二公所言极是，不如先遣三路军马分赴三镇，摸摸三镇的虚实再说！”
刘承祐也不想让史弘肇离开朝廷，遂依照郭威建议，派发了三路大军：第一路，以澶州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行营都部署，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充行营都虞候，率侍卫军兵发长安，讨伐赵思绾；第二路，以陕州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以奉国左厢都虞候刘词充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为兵马都监，出兵河中，讨伐李守贞；第三路，命赵晖、药元福、李彦从会军，共同讨伐王景崇。同时，又任命工部侍郎李谷充行营都转运使，负责三路军马的粮草转运。
朝命刚刚发出，北部边境突然传来好消息：孙方简遣使者到大梁，请求归降朝廷。
原来，辽人北归之时，耶律阮曾任命孙方简为定州节度使，后来，辽国境内屡屡发生叛乱，耶律阮一直忙着四处平叛，根本就无暇与中原相抗了。孙方简认为，定州紧邻着镇、魏，汉朝廷一旦稳定，必会出兵攻伐他，于是便率其部属三千多人退回狼山故寨，分兵控守要害。此时耶律郎五和麻答皆驻军于定州，闻听孙方简不辞而别，大为恼怒，屡屡出兵攻袭狼山故寨。孙方简见情势危急，只好遣使归降中原，请求朝廷出兵救援。
汉朝廷当即下诏恢复了孙方简的所有官职，并以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出兵北上，帮助孙方简经略定州。
消息传至定州，耶律郎五、麻答大惧，当即将定州焚掠一空，驱赶着城中之人北回辽国了。等孙方简听到消息率众赶到定州之时，定州已空无一人，满眼都是瓦砾与灰烬。
孙方简随即奏请以其弟孙行友为易州刺史，孙方遇为泰州刺史，以成鼎足之势，朝廷答应了他的奏请。自此之后，辽人每次入侵，孙氏兄弟都会相互接应，因此，辽人对孙氏兄弟是又恨又惧，但无可奈何。
至此，晋末被辽人攻占的州县，已全归汉朝廷所有。
麻答回国后，辽帝耶律阮对他失守中原大为不满，想要对其治罪。麻答不服，说道：“这能怪我吗？要不是先皇帝任用汉人为官，能有今天的恶果吗？”耶律阮一时难以辩驳，但最终还是把他鸩杀了。
此时，晋少帝石重贵与李太后正居住在辽阳以北二百里处，耶律阮命他们迁往辽阳暂住，石重贵甚为感激，连忙遣人向耶律阮致谢。耶律阮大为高兴，并命人按时提供一应用品。不久，耶律阮也抵达辽阳，石重贵与李太后、冯皇后连忙前往谒见。石重贵欲身穿素衣，头戴纱帽，耶律阮则准许他身穿常服相见。石重贵见到耶律阮后，趴在地上，连连向耶律阮认罪。耶律阮命左右将石重贵扶起，温言抚慰，并设宴款待。
跟随在耶律阮帐下的晋朝大臣及教坊内人，一看见中原故主，皆不胜悲痛，呜咽不止，纷纷献上衣帛药物。不久，耶律阮离开辽阳，临走之时，向石重贵要走了十五名太监、十五名大臣，皇子石延煦也被他带走了。
耶律德光的妻兄禅奴，因长相丑陋，智力低弱，迟迟没有娶亲。耶律阮听说石重贵有一幼女，便为禅奴向石重贵求婚。石重贵不愿，只好以女儿年幼为由，婉言推辞。耶律阮竟然遣骑军硬是将石重贵的幼女夺过去，赐给了禅奴。
李太后、石重贵心痛欲绝，但又无可奈何。此后，又有辽人不断骚扰，耶律德光之子述律王夺走了石重贵的宠妃赵氏、聂氏。
李太后又亲自去见耶律阮，请求在汉人城寨旁边赐给他们一块土地，耶律阮答应了她，准许石重贵与李太后迁往建州居住。建州节度使赵延晖听说此事后，对石重贵一行以礼奉迎，并请石重贵居住于衙署之中。不久，他即奉辽帝之旨，在离建州城数十里的地方，划给石重贵五千多顷的土地。
至此，石重贵一行终于安定下来，建筑房舍，分地耕种。两年后，李太后病逝；十八年后，晋少帝石重贵也逝世了。
后人有诗叹道：
大眼不忍看国残，抗辽哪问时维艰。
辽主阳城奚车失，虏骑澶州腥血溅。
十万铁剑变虚话，三千江山成空叹。
还乡桥上极目望，农主何必泪涟涟。
长安、凤翔、河中三叛并举，声势日盛一日，而就在这非常之时，朝廷又发生了内讧：宰相与枢密使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李涛四位宰相，各举亲信，致使朝廷人满为患。杨邠担心官吏太多会虚耗国用，故而，经常将宰相所举奏的人选驳回，众宰相自然大为不满。李涛甚至想把杨邠、郭威两位枢密使外放出京，上疏奏道：“如今关西纷扰不宁，外御当为急务。二枢密使皆为先皇钦定的佐命功臣，官位虽然尊贵，但家里并不富裕，倒不如授给他们要害大镇。至于枢机之务，完全可以让逢吉、禹珪办理，他们跟随先帝多年，皆可委任。”
小皇帝刘承祐不明就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杨邠、郭威听说后，连忙求见李太后，泣诉道：“臣等跟从先帝起于艰难之中，如今，天子却听人之言，欲将我等抛弃于朝廷之外。何况，关西正有大事，臣等又怎么忍心自取安逸而不顾社稷呢？若臣等确实不能胜任，也须等先帝大葬完了再说啊！又何必这么着急就把臣等抛弃呢？”
李太后当即把刘承祐叫到跟前，大声呵斥道：“杨邠、郭威皆为国家勋旧之臣，先帝尚未安葬，你为何就急着要逐走他们？”
刘承祐嗫嚅道：“这……这都是宰相们的意思，我哪想赶他们走了？”
李太后随后又把四位宰相召到跟前，质问道：“为何要赶走二枢密使？是谁的主意？”
李涛倒是敢作敢当，朗声说道：“这个上疏，是微臣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太后大怒，当着他的面就让刘承祐罢免了他的宰相之位，让他回家反省。
刘承祐见太后为此事竟然生了这么大的气，便与左右商议，想更加重用两位枢密使，以向太后表明这确实不是他的意思。左右之人早就对二苏专权不满了，皆想趁机削夺二苏之权，重用杨邠、郭威。刘承祐遂让杨邠、郭威既为宰相又兼枢密使，李涛之位，则让三司使王章顶替。
自此，政事皆委托杨邠，军事则委托郭威、史弘肇，财政则委托王章，而原先的三位宰相——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则权力尽失，成了百无一是的摆设。
如此一来，杨邠反倒成了朝廷政事的真正决策者，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杨邠不同意，谁都不敢施行；任用官吏，若是杨邠不点头，哪怕是主簿、校尉之类的小官职，也休想任命。但是，杨邠权重事繁，经常无暇顾及，致使许多政事都被搁置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