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教育厅交底后，十八岗农垦学校何处去？在学校的师生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东方红兵团这一派认为要坚定地相信省军管会领导，要尽快制止当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因为大多数同学两三个月回来一次，领了生活费和粮票就跑回家逍遥去了），全体师生应复课闹革命，等到运动后期“斗批改”阶段，学校问题自然会解决，一定要把十八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另一派“革造会”则认为省教育厅已经露出了底牌，证明我们这类农耕学校是用安置经费办的，根本不是学校，当时招生宣传是欺骗的，既然错了，就应该纠正，干脆将学校解散了，把户口关系再迁回原来的城市，另谋出路。绝大多数人赞同“革造会”的观点，“东方红”派成了少数派。我是坚定的东方红兵团派，坚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决不会丢下全省169个农垦学校师生的前途命运不管，我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自告奋勇担任一份油印小报《红缨枪》的主编，撰写关于学校前途大辩论的社论与双方观点交战的文章，并让我的好友庐江的喻东生做我的助手，他擅长丹青，铜板蜡纸刻得很好。这份十六开的油印小报，深受大家欢迎，不料办了两期就夭折了，是个短命鬼。
这已经是1967年的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但此时嘹亮的歌声没有了，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沉寂了。现在闹革命、大辩论、大批判是头等大事，人人精神苦闷，不少人靠读闲书，打扑克，东游西荡来消磨光阴，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男女开始谈情说爱，甚至闹出一些风流韵事的绯闻来。
到了4月底，省军管会对学校的前途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时从外地传来消息，去年年底停止的全国大串联又死灰复燃，但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各地学生都是去北京上访告状的。凌家湖分校的100多名中专班学生已经扒火车到了北京，并拍回“平安抵京”“毛主席将在5月1日再次接见红卫兵”的电报。4月26日，我们一行26人冲破学校领导劝阻，意气风发地出发了，步行90华里，于半夜在淮南线上的一个小站炉桥，我们迅捷地爬上一列煤车，顶着凉飕飕的夜风北上、北上！黎明时分，这趟车在徐州停下卸煤，我们在徐州铁路员工的帮助下，又爬上一列载满三轮摩托的火车往济南去。北方的4月夜露凉人，我们没出济南站，又爬上了一列载满矿砂北行的列车，寒风刺骨，我们只有伏卧在矿砂上。第三天凌晨，这趟车在京郊丰台站停下，我们相互打量，满脸、两只手都是污垢，北京市民惊愕地打量我们这些散兵游勇的狼狈不堪模样。我们列队去府右街的国务院接待站，当即安排住进位于东城区的国务院左家庄接待站，这里的伙食很差，每天的伙食费仅2角2分，每人每天发四个粗面馒头和几块咸菜萝卜。此时的北京城已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大中学生，都是来中央告状，反映并要求解决问题的。我们向中央“文革”接待室华东组反映学校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们把我们推到教育部和农垦部。5月5日，我和淮南的许汝沛同学作为代表去教育部上访，教育部中专司的一位干部接待我们，他言辞躲闪，一味推脱，连自己的观点都不敢表明。我们提出要见部级领导，他说部长们早都靠边站了，现在只有刘垲丰部长还在工作，他就住在教育部机关对面。根据此人的指点，我们去敲刘部长家的门。这是一座很讲究的老北京四合院，年届六旬的刘部长亲自来开门，让我们去他客厅里谈。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在教育界很有威望的老领导。我们向他反映了安徽省农垦学校的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这类学校将何去何从？中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耐心地听我们的介绍，对如何解决农垦学校的问题，他一时也无法回答，却详尽地向我们介绍了党的安置工作、方针与政策，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说：“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现在正在批判。用安置经费来办学校是不对的，但安置工作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从1962年起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安置办公室，因为安置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由于粮食与就业的困难，城市人口只能减少不能增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至今连初中教育都没有普及，每年必然有许多城镇学生不能升学和就业，因此必须向农村和边疆地区转移。开始是动员到国营农场，但国营农场是国家投资建设的，经济效益普遍不好，国营农场也安排不了这么多人。以后又提出插队、插社的办法，但这样做也有缺点，就是城市青年不习惯农村的环境，往往连自己最起码的生活也解决不了，以后又发展到组织城市青年集体下乡，还安排十万青年去新疆支边。北京、天津动员青年去内蒙古、宁夏，可问题也不少。现在看来最成功的经验是江西共大，将大批城市青年安置到下面创建垦殖场，一个省是一个总校，各个地区是办分校。前几年建校条件很艰苦，如国家向江西省投资了700多万元，现在他们的粮食全部自给自足，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这些青年学生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因为都是就地务农，或从事农村工作，所以毛主席也很赞同这个办法，并建议各省都试办一些，这是解决城市青年出路问题的一个百年大计。所以你们安徽省一下子办了169所农垦学校，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办的。你们现在要依靠省军管会，抓革命、促生产，相信到运动后期，也会按江西共大的模式办，但你们学校招生没说清是安置，说成是上学是不对的。”
刘部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的心里，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但他的话又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剂：这就是半耕半读教育制度的实质！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老部长的话把一切都戳穿了，这已是不可改变的现实。我们还追究谁的责任，还谈什么学校的前途？！我们一下子被震醒了！刘部长的话还没讲完，又进来三位客人，他们是“文革”前选派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留学生，是向刘部长汇报留学生如何在驻外使馆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我们来找刘部长是为生存，是为一份能糊口的饭碗，而他们三位是事关世界革命的大事，高贵与卑贱，何等泾渭分明！我们陷入一种难言的尴尬，只能向刘部长告辞了。我们离去时的脚步是那么沉重，我们仰望北京5月湛蓝的天空，满街飘飞的柳絮，我觉得这里的春天是不属于我们的，我愤愤地对许汝沛说：“我们明天就离开北京，把刘部长讲的事情告诉大家。”5月6日我们就离京南下，由于首都接待站的证明，我们返城的火车票是免费的，凭证明上车。车过泰安，我一个人下车，随几个南下的北大学生去登临泰山，从山脚下的岱庙差不多花了五个钟头攀登上南天门，在天街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凌晨我租了件棉大衣在极顶观茫茫云海，一轮红彤彤的太阳金灿灿地跃出浩瀚的海面，在赞叹大千世界无穷面前，我觉得人生与人世间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我在泰山极顶的“一览众山小”和“齐鲁青未了”的碑刻前留影，遥望苍茫大地，深感人生道路艰辛，路却又在自己的脚下，顿有一种任其风浪大只能往前走的大彻大悟。我用口袋仅剩的一点钱，中午花了2角钱买了两张煎饼裹着腌香椿果腹，匆匆下山，赶上下午津浦线南下的火车。
5月9日，我们又回到十八岗，这时学校何去何从两派之争还在继续，我和许汝沛把访教育部刘垲丰部长的谈话的全部内容，用大字报张贴出来，在全校师生中引起极大的不满和愤怒，更多的是悲观，失望的阴影几乎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有亡校的可能，中央的态度是明朗的：半耕半读教育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培养成社会主义新式农民，这是安置工作的实质，这个大方向是不容改变的，我们的前途只可能是就地成为农场工人。但荒凉的十八岗连水都没有，怎么能办农场？我的眼前是一片云雾。
经过两派组织协商，决定派几个代表和两个校领导再去合肥的省军管会反映问题。在我们殷切的期待中，两天以后（5月15日）他们就回来了，省军管会的答复是将派安徽支左的60军来校军管，完成斗批改。第三天，一辆军用吉普开进十八岗的岗头，几位军队干部找我们两派组织头头了解我校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及两派组织观点的分歧，并告知即将对我校实行军管。
时间又过去三天，在瓢泼大雨中，从炉桥驰来的班车上冲下来一个同学，他刚从合肥回来，他是赶来报信的。5月19日安徽省军管会做出一个决定，全省农垦学校下属四种情况之一均可以退户口返城：（1）身体有残疾者；（2）患有传染病者；（3）年龄大文化不及高小者；（4）真正不愿上学者。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消息使局势发生峰回路转的突变，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乎为每一个人退户口敞开了大门。开始不少人还不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校领导接到定远县委的电话，他们正式向学校下达了省军管会的上述指示。
荒凉沉寂的十八岗又再次沸腾了，留在学校里的大多数人急于要退户口，打回老家去，但一些比我们年龄大有点社会阅历的同学觉得这是戏中有戏。他们分析，既然什么人都可以退户口，说明下乡插队和办农场的可能性没有了，大浪淘沙，坚持留下来的都是意志坚定的不当逃兵、经得住考验的学生，办成学校的可能性加大了。
当年，我刚19岁，单纯天真，决没有他们这些复杂的想法，我可不愿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你们愿意留下来各自请便吧。我只有一个想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以免夜长梦多，上面的政策说变就变。我立刻做了两件事，一是写信给妈妈，征求她的意见；二是给那些长期滞留在芜湖等地的同学写信，让他们赶快回来，以决定是否退户口。我很快收到母亲来信，她让我退户口，越快越好。6月下旬，各地同学陆续返校，几天之内，全校大中专4000多学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并领取了一点路费。
6月2日，我们背着行李搭乘一辆拖拉机去炉桥。掐指一算，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总共只劳动生活了16个月，可就好像过了漫长的好几个年头。再见了十八岗！我们青年时代的生活起点！再见了十八岗，我们青春的风雨驿站！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十八岗的真实状况：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定远县100万人口，饿死了54万人。十八岗村有600多户人口只剩下了60多户，在我们居住的校园内有许多大土堆，下面就埋着很多饿死的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坚持到最后才离开的同学回忆说，1968年十八岗下了一个多月的雨，从房子地下泛起一股恶臭。当地农民说，那就是多年前的尸臭，当年饿死一个人，谁把尸体背到大坑里掩埋，就奖给谁一碗玉米糊糊。1965年华东社教工作组打算按计划把定远建成第一个农业机械化县，所以办了这所农垦学校，以培养农技人才，谁知“文革”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泡汤了。
我们像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一样重返江城芜湖。母亲见我归来笑逐颜开：“儿子终于回来了。”派出所根据上面的政策立马给我们上了户口。
新的苦恼与烦愁又接踵而来，我没有工作，又成了一名待业的社会青年，苍茫世界竟没有我混一口饭吃的碗，如果不退学，每月还有13元的生活费，现在是身无分文。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陷入武斗，学校停办，工厂停办，连农民都进城参加武斗了，而且是为一个崇高的革命信念——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浴血奋战，谁来关心我们是否有口饭吃？
我和施大光、陶淮生、汪诗伟等每天去芜湖市军管会磨嘴皮，像是上班一样，几个军管干部，特别是郭处长和那个山西人牛替生股长，见我们一个个风华正茂、知书达理，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我们软磨硬泡了一个多月，他们终于为我们六个人找了一份工作。1967年冬天，芜湖两派武斗激烈，几乎所有工厂都停办，连生产蜂窝煤的小厂也停工了，居民买不到煤，煮饭烧水取暖都成了问题，市煤建公司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映到市军管会，牛股长说你们六个人和那几个天天要工作的民办幼儿园的阿姨去打蜂窝煤吧。虽然又脏又累，但好歹能挣点钱糊口，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于是和那几个阿姨在已关闭的吉和街半亩园办起了一个小煤厂。施大光能说会道当了头头，只管进煤，检查蜂窝煤的质量；陶淮生身材魁梧力气大，负责用一把大锹，在煤粉中掺水与黄土搅拌。我们一人一个蜂窝煤铁模子，一把木锤，用最原始的方法砸制蜂窝煤，劳动强度大，又脏又累，一天干下来手脚酸痛，连鼻孔里都是煤渣，但我们很满足，终于靠卖苦力，能有一口饭吃了！与此同时，我们借来几辆板车，冒着大街上两派武斗的枪林弹雨，将蜂窝煤送到一户户人家。他们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