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东北的气温一般会降至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升旗校会照例进行，一般会改在教室里。学校通过广播调动全校同学参加。每到星期一早上，整个学校响起国歌的旋律，我们起立歌唱，然后坐下，在每个环节的间隙麻木地鼓掌。只有被评了“红旗班”的时候除外，当念到我们班的时候，每个同学包括老师都禁不住欢呼起来。那种欢腾的景象成了我记忆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日后我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看见过，有时候我也成了当中欢腾雀跃的一员。为此，我感到羞愧。
小学时每个班级都有一张“小红花榜”。考试得了100分，或是课堂上表现得好（即：不说话、不调皮、不捣蛋），或是不小心捡到其他同学的物品归还，或是在课间主动拿着人手一块的小抹布把讲台前的瓷砖擦干净的时候，你的名字上方就会出现一朵小红花。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它存在的意义，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全部意义。我们假装捡起同桌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橡皮上报老师，赢得一朵小红花；我们学会举报那些课间在教室里说话的同学，赢得一朵小红花；我们甚至为了赢得一百分在交换批改别人试卷的时候，用橡皮擦除原来的正确答案，写上错误的答案再用红笔打一个大大的叉……凡此种种，都是由那张红花榜引起的，却似乎从未因那张红花榜做一个了结。直到有一天，不知道谁在放学之后潜入教室，用讲桌上的小红花印章和红色的印泥在那个榜单上即印下了很多小红花。之前的格局被打乱，原来坐拥小红花的人突然没了优势，之前的弱势者也赢得了傲视群雄的机会。结果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引起了全班师生的恐慌。因为没人记得曾经的记录，老师也不能单凭每个孩子的嘴就将其恢复原状，于是一段时间内废掉了红花榜。我们于是不再捡起同桌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不再积极地向老师打小报告，更不会篡改别人的答案，我们规规矩矩地做回了自己。
援引徐贲在《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中提及美国学校教育问题时的举例。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在2009年9月，因为宣布要对全国中小学生发表新学年致辞而引起公众的恐慌。几个州的学校都发出抵制，老师们甚至建议让奥巴马先行录制讲话内容，让老师和家长们听过之后再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让孩子们听。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有人甚至指责他在搞“个人崇拜”。最后迫于各方压力，白宫不得不提前在网上公布了演讲全文。事实证明，奥巴马不过是想借此告诫全美的中小学生，要珍惜时光，用功读书，为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担负起受教育的责任。然而所有企图抗争的人都在害怕一件事情，就是上层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会对孩子们的思想进行侵蚀和荼毒。思想自由的基石就这样在无形之中为孩子们搭建起来，他们日后的每一步都无不受到其恩泽，或者至少是帮助。
我们从小被要求在课堂上闭嘴、双手背后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写完作业不能吃饭、在走廊里不能跑不能跳不能闹不能开口说话，我们甚至为了一次公开课一次次地演练，举左手是不会回答问题的人、举右手是会回答的人，我们回答问题的顺序都已经被安排好，需要的只是表演。那是一场很累的表演，作为孩子的我们都已经厌倦，却因为老师和校长的笑逐颜开不得不配合。最为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无意间发现同班同学的家长偷偷向老师手里塞东西，第二天，这个同学当上了班长，这个同学犯的错误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同学成了孩子王。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生活在谎言中。
姐姐家的孩子八岁，小学二年级。一日班主任老师给她打电话让她给孩子订午餐。价格七元和10元不等。她为儿子订了10元的午餐。后来才知道，十元的午餐比七元的午餐多了一盒酸奶和一个苹果。儿子因此特别开心，说，妈妈，班级里只有三个同学订了七元的。姐姐忧心忡忡地说，你说那三个孩子看着旁边的孩子喝酸奶吃苹果的时候得多难受，毕竟还是孩子。她庆幸给自己的孩子订了10元的午餐。更值得庆幸的是，学校的午餐有明确的标价，可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判断，谁谁谁的家长到底给了老师几元的“午餐”。
那个时候选班级干部都要全体同学进行投票。可是我们写下的名字，都在老师一个人的手里。甚至没有唱票的过程，班级干部的名单就已经定了下来。不服气的人可以举手，但是没人看得到；后来举手的同学都收到了批评，就再也没人敢举手。下课之后，大家趁着老师不在，偷偷摸摸地到班级后面的垃圾桶里翻出我们珍贵的选票，悄悄地统计，发现结果大相径庭。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不相信公平的存在。
那时候每个班都要选出一两个人做“值周生”。其主要工作就是戴着红色的“值周生”袖标，在学校走廊的角落里站着监督经过的同学。有说话的、跑跳的、打闹的或者不规矩的通通记在本子上，然后找那个同学所在班级的班主任签字。每周一的升旗校会上，这些名字就会被朗读出来，人尽皆知。值周生的权力极大，但凡经过的低年级同学都心存畏惧。因为一个不那么正常的笑容都容易让人记住名字，这时候挣扎和哀求是无力的。只能等着班主任老师的又一轮批评的轰炸。当然和所有权力一样，也有值周生擅自利用袖标带给他的荣耀欺负别人的情况，他们常露出不可一世的姿态，接受路过的学生唯唯诺诺的顶礼膜拜。最为不解的是我们不允许在上下楼的时候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难道是因为害怕扶手被一只只小手弄脏？清理起来麻烦？我们不得而知，也无处可问。只记得戴着袖标的值周生站在拥堵的楼梯口，眼睛紧盯着橙黄色的楼梯扶手，见到一只手伸过来就做出挺身而出的姿势，极为吓人。可怕的是，当我也被选为值周生的时候，我内心又开始涌动着无法遏止的虚荣，然后开始做同样的勾当。至今想来那情形似乎是同戴着袖标的红卫兵野蛮地砸烂一件件宝物一样，都是把原本不属于你的权力拿来挥霍和残害，是不可原谅的。
有一天，我走在学校走廊里。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孩从后面跑过来，重重地撞在我身上。我喊了一句，你干吗？他做了个鬼脸跑开了。墙角的值周生闻声赶过来，说：你刚刚说话了？我讲明情况，她不相信。我看一眼旁边的同学，想听他们为我辩解，因为当时他们都在场。可是没人敢开口。因为一旦辩解无效同样会被记下名字，交由班主任处理。所以身边的人都选择沉默。因此我的名字被记在本子上。
临近毕业的时候，校长要考评每位班主任五年来的表现。就到每个班级下发问卷，让孩子们填写意见和建议。一个因为调皮经常受到老师严厉批评的男生在意见一栏写下了真实的感受，想要老师多宽容些，可不可以不那么严厉。最后他的问卷被老师擅自收走，这个同学大概伤透了老师的心，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批评，罪过是“没良心”。整个班级安静得像凌晨的港口，只有老师说话的声音呼啸而过，似轮船长久的汽笛。
那时候，我还不懂良心的含义。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不相信正义。
日后我看到有个三岁的孩子被车来回碾压而无人施救，看见晕倒的老人无人搀扶，得知一个想要为全村人讨个公道的村长被活生生地碾压在赶来拆迁的推土机下。听说一辆那么长的车偏偏被雷电击中、又偏偏被强行掩埋和催促通车时，我看见一张张麻木的脸，也听见那背后压抑着的呼喊。我都会不由得想起童年时那一张张保持缄默的嘴和畏惧的神色。都会想起从垃圾箱里飘出的一页页选票和那些偷偷塞到老师手中的礼物。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育挺身而出，没有被告知我们其实和千千万万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这片土地之外的人一样，应当拥有光明正大地讲话、做事、辩解和反驳的权利。同样我们也没机会怀疑这样活着有什么不妥。
《肖申克的救赎》里，黑人瑞德在40年的牢狱生涯结束之后，依旧改不掉“报告长官”的习惯，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喊一声“报告长官”，不然尿不出来。台词说：“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大多数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前我们还小，同那些年幼的东西一样，是稚嫩的、不成熟的。如今我们已经成长，尽管很曲折，但至少我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那些错误和罪过，我想要虔诚地向天地忏悔，以保证未来坚忍的前行。但无论如何，请理解，我并不曾放弃过热爱她，也没有一丝一毫怨恨。就如同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在《故乡之歌》中描写的那样：“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她也像自身的过失那么深沉，她便是我们无法忘记的祖国！”
写到这里，接到一条短信：让我们写下能够代表“共同价值观”的核心词，写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实践活动，写下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要求能体现引导人们去努力的行动趋向性内涵。
我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价值观的话，我赞同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她轻视那些不干他们真正想干的事情的人。她认定，大多数人，除非他们很穷，都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她而言，保障高于自由的生活是一种可悲的选择。那是奴性的。
保障高于自由的生活，是一种可悲的奴性的选择。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