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上，一段被割裂的年代，老师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时，我相信没有人不会怀疑我们所接受的东西真正的价值和真实。高中时，选择读文科之前，我问政治老师：我们哲学都学些什么呢？要不要读一读尼采、叔本华或是康德？老师笑了笑说，不用，读课本就够了。原来学文科也不是那么困难，学文科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文科生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像理科生追求一道数学题的解一样执拗，最后还不得不将自己淹没在教条的废墟里。在高中的课本里，“光荣革命”被一笔带过，教辅书上的语气是：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更配不上光荣的名号。而法国大革命被大书特书，在弥漫着浓烟的巴士底狱前，前仆后继的起义者不惜以弱小的生命为代价，宗教般的狂热焚烧在那片焦土之上，高耸的墙壁显出让人热血沸腾的悲壮。我们咀嚼着他人咀嚼过的历史，还似在品咂着芬芳。读大学之后，听闻一位博士生导师招收了一位高中成绩并不太好的学生。面试的时候，他问她，你都读过什么书？知道什么文学批评的理论？她说，我喜欢苏珊·桑塔格，但我只读了个皮毛。他再深究，她便一概不知了。后来她幸运地入选。老师的理由让人大跌眼镜。他说，我不希望他们有太过坚实的知识储备，因为很多储备都需要由我们洗涤成一张白纸，才好让他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她就是一张白纸，已经是可以做学问的人了。得知理由的那一刻，灰飞烟灭之感从心底漫漾而生。
那现实呢？当一个岛屿上发生争端的时候，我宿舍临近的那条街上，一清早便涌满了挑着红色大横幅的民众，喊着让人冲动却也费解的口号，砸烂了沿街自家人开的商铺，那些警察就握着电棍在人群中，冷眼旁观。于是不得不学会沉默和同样的冷眼旁观，因为怕太过爱国和不爱国一样，成了罪过。
我父辈的那个年代会不会好些呢？他们似乎是更晚地接受了让自己感到悲伤的人生事实。的确，他们自己也常常怀疑我们为什么不愁吃穿却很少快乐。每天清晨，他们居住的大院里的广播里都会传出让人斗志昂扬的歌声和广播员清脆的读着新闻的嗓音。他们几乎贫穷到一无所有，却没有为一件即将到来的事情感到过发愁。母亲从小喜欢跳舞，可是因为跳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常被他们的父辈视作不务正业而未能如愿。但她如今依旧喜欢把他们那个年代的舞蹈跳给我看。边唱边跳：“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新缮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母亲说，其实她当时不过15岁，根本不了解歌词的内容，只是有人带着唱，她就乐颠颠地跟上。她还记得刘少奇被打倒的时候她被学校抽去做一个展览的解说员，她一边背着最高指示，一边发自内心地义愤填膺。和她一起的同学也无不如此。只是没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被要求这样做，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做可以受到赞扬。这和汉娜·阿伦特的逻辑实在太过相似，让人不由得怀疑历史的巧合和人思维上无法克服的懒惰。
那个年代其实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整个公社都被哭喊声淹没。追悼会上，众人泪流满面、哭天抢地。父亲回忆起来，说他当时实在不敢相信：毛主席怎么会死掉？他不是“万寿无疆”么？可是他真的死了，他们因为内心无法弥补的创伤和对外界的不信任加剧而痛哭流涕。我的母亲在人群中却哭不出来。她看见前方一个男生的头发上因为哭得太过用力而沾满了汗珠而笑出了声。她用力憋住，因为她不想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那是那个时代最为耻辱的事情。所以母亲不得不装出哭的样子，不停颤抖着，甚至看起来可以比别人“哭”得更用力。母亲当时和我现在差不多大，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觉悟，也不懂得她所接受的东西的真真假假，她只是安安全全地做她自己，在时代裹挟沙石而去的洪流中，在不可理解的生命之中。正如同辛波斯卡《乌托邦》一诗中写的那样：“正确的回答清除了岛上的荆棘/美好的思想在这里生根开花……如果有什么怀疑/风也会把它吹散……右边有一个洞穴/洞里藏着人生的真谛，左边一个池塘/塘里睡着一个真诚的信仰，水上还漂浮着永恒的真理，谷地上也高悬着不可动摇的决心……”我相信乌托邦的虚幻无物、荒诞乖谬，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境况究竟有多少好转。
再说军训的时候，党员同学需要负担起师部站岗这一光荣任务。当时为数不多的党员胸前都佩戴着发下来的橘红色的胸牌，写着自己的名字。就像儿时的红领巾一样让人不那么自在骄傲无比。后来我被抽去给师部站岗。那天天气突变，傍晚时气温骤降。我和另一个孱弱的女生在几乎无人经过的师部门前一动不敢动站了3个多小时。下一班党员迈着正步敬着军礼过来接班的时候，我的双腿已经麻木。当晚我即发起高烧住了院，在医院度过了让人难熬的军训15天。我因此而躲过了南方室外将近四十度的高温，躲过了15分钟的午休来不及吃饭的空腹感，也错过了这群刚刚熬过高考的文文弱弱的孩子们在训练时晕倒的厄运；躲过了凌晨拉练射击时被走火的枪支夺走生命的劫难，也躲过了唱红歌唱到两眼直冒金星、夜晚忍受着蚊虫叮咬睡眠不足的眩晕感……这就是大学之初的军训。总之我因为忘记佩戴指甲大小的徽章而被勒令到寝室取，总之因为夜盲加路盲我不得不借一辆自行车在偌大的陌生的校园里疯子一样地拼命飞奔，总之在我好不容易找到那枚徽章的时候被告知其实是用不到的，只是一个可笑的教训，总之我因为发高烧被送到抢救室输氧，总之我熬过了不知道为什么而熬的军训，这也算是伟大的党对我的一个恩泽吧。
没有人不想入党。我的朋友当中有人决心今后从事艺术设计的行当，有的打算出国深造学习建筑，有的希望周游世界实现儿时迫切的梦想……他们或许没有这样的打算，或者说这种愿望并没有那么迫切。可是他们被叫去谈话，被要求上交入党申请书。日后听说一个辅导员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为啥不入党啊？于是那同学就乖乖地交了申请书。再后来，上面拨款给我们做活动，过党组织生活。可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活动，大家就提议用这笔经费去打高尔夫球。当然我们也去过嘉兴参观过纪念馆，不过都不如高尔夫球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打高尔夫球那天我没去，因为忙于写策划书，要拿到上面去审核通过才能参与评奖和拨款。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写好活动目的和活动总结就可以了。结果却是，有人通知我代表支部去领了一个的奖状，表彰我们支部活动做得好。
大概是习惯了规规矩矩被管着，才会在失去管制的时候如此惶恐难安。念小学的时候，每周一的升旗校会都是一场教育大会。我们穿上白色的上衣、深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鞋，佩戴着红领巾按时参加，会上不仅会表扬分担区（每个班级分得一块区域作为负责打扫的空间，每周学校例行检查，需要打扫干净才能评红旗班级，当然也不免出现不小心打扫了其他班分担区的尴尬情况）打扫得干净的班级，还会对拾金不昧的个人给予极高的评价。升旗校会在一个学期之中由每个班级主办一次，主题由学校拟定，演讲稿经过大队部审核，整个升旗仪式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彩排。终于轮到我们班了。我被选作护旗手（升旗手一般要班级干部才有机会），是四个护旗手当中的一个。操场上练了几天正步之后，却因为发育过早，个子太高，导致国旗的一角过高而被筛掉。后来被安排到国旗下的演讲，我负责写稿子和演讲。辛辛苦苦练了一周却在升旗当天被告知校领导要发表“重要讲话”，我的部分取消。校领导究竟讲了什么，我一概不知。我穿着特意买来的白衬衫和黑裤子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闷闷不乐。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记得星期一要穿白衬衫黑裤子。一个星期一，我穿了一件绿色的外衣就来上学了。走到学校发现整个操场的人都穿着白上衣，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内心开始慌乱起来。那时候在升旗仪式开始之前，每个班的班主任都要对学生的服装进行检查，包括白衬衫是不是特别白，发黄就不好了；红领巾是不是看起来崭新而整洁；至于白旅游鞋，有时候就没那么严格的要求，毕竟校领导站在二楼的广播室窗口，即便是老花眼也看不清哪个班级的小学生没有穿白色的旅游鞋。不过那些衬衫不够整洁、红领巾褶皱太多的自然就被调到队伍的最后面。前方的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穿着一身洁白的衬衫，裤子提得老高，胸前的红领巾大多整齐划一，高昂着头等待老师的表扬。那天我穿了一件十分显眼的绿色外衣混在队伍后面，看见老师走在前面检查时严厉的面孔，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突然我灵机一动，偶然发现衣服的内侧是白色的布料，就当机立断把衣服翻过来穿在身上。现在想来，那个透着大葱色的“白”衣服在人群中一定显得滑稽极了。我在老师灼热的目光下被打量了许久，然后用余光看着她走到下一个同学那里，才长吁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