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北岛因为长期疏离同时渴望回归而造成的恐惧感而言，波德莱尔的漂泊更加绵长和持久。在其《天鹅》一诗中，诗人运用一只逃出囚笼的天鹅作为流亡者的象征，感叹自己身在巴黎犹如流亡的悲凉心境。这里的流亡者的形象，由于对天鹅这一比喻的运用而变得更加逼真：“向那蓝得令人难受的、冷嘲的苍天/抬起渴望的头，伸长痉挛的脖子/仿佛向天主发出种种的责难！”[26]诗人怒吼着“巴黎在变”，他一边感叹“我的亲切的回忆比岩石还要沉重”，一边“被愿望不断折磨”。在另一首诗《七个老头子》的结尾，波德莱尔写道：“我的灵魂，像没有桅杆的旧驳船/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上颠簸摆动”。[27]事实上，波德莱尔并没有经历如北岛一样被迫流亡的政治风波，他建构在巴黎这座城上的种种关于“恶”的咏叹和体会大多指向19世纪中后期对于现代性这一问题的反叛上。作为一名彻底的反工业化的反叛者，波德莱尔的抑郁、痛苦、迷茫和类似流亡一样的破落感，都是反抗的一种方式。只是由于那个时代留下的材料过于有限，我们找不到波德莱尔类似于北岛解读自己这样明白的回答。
2.时间维度里的漂泊者
波德莱尔对时间有着极敏锐的嗅觉。他多次在诗文中感叹时间的变幻无常及带给他的失落、恐惧、折磨等多种感觉。如果真的是“绵延的现实化使人的魂摆脱了对时间的执迷”[28]，那么这种“现实化”似乎并未在波德莱尔身上起任何效用。或许这正说明了其对19世纪现实世界的有力反叛。《恶之花》的忠实读者普鲁斯特也曾写道：“波德莱尔的时间总是奇特地割裂开来；只有很少几次是展露出来的，它们是一些重要的日子……这些重要的日子便是时间得以完成的日子，它们是回忆的日子，而不为经验所标明。它们与其他的日子没有联系，卓然独立于时间之外。”[29]的确，波德莱尔惯于惊恐于时间的无情和岁月的老去，他的感叹多半是激烈的、绝望的、愤怒的甚至是孤独至死的。漂泊者在流浪的过程中感受时间的流逝、衰老和死亡的来临，感受独自一人无法抵抗的孤独感以及无法释怀的自闭症一样的绝望。本雅明说波德莱尔“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是稠人广座中的孤独”。[30]他的孤独的寄托有两件，一件是时间（在时间的流逝中体悟生与死的意味）；一件是空间（在城市的漫步者之中开辟自我思考的空间）。
波德莱尔对于时间的恐惧可以见诸以下诗文。比如《时钟》：“时钟！恐怖的、无情的、不详的神/它的指针威胁我们，说到：‘别遗忘！’/战栗的痛苦，就像射中靶子一样/很快就要射穿你充满恐怖的心。”[31]后文将时间称作“贪婪的赌徒”，“不用作弊而赢，每次都是这样”。在这里，时间是一个不详的神。它无法摆脱，如影随形，同人的生命交易，让人恐惧和焦虑。
《大敌》：“——啊，痛苦！啊，痛苦！时间侵蚀生命/隐匿的大敌在蚕食我们的心/用我们失去的鲜血把它养壮！”[32]在这里，时间是吞噬鲜血、消耗生命的敌人，激起了诗人的仇恨和恐怖。
《虚无的滋味》：“时间一刻不停地老在吞噬着我/仿佛大雪覆没一个冻僵的尸首/我从上空观看这圆滚滚的地球/我不再去寻找一个藏身的住所！”[33]不同于北岛不断找寻不断迷失的心灵历程，波德莱尔屡次放弃又捡拾起自己想要找到藏身之所的渴望。他对于带有魔法一样残酷的时间是恐惧的，恐惧到将自己视作其猎物，视作一具尸首。
《旅行》的结尾，诗人疯了一样怒吼着：“啊，死亡，啊，老船长，时间到了！快起锚！我们已倦于此邦，啊，死亡！开船航行！”[34]诗人似乎已经倦于流亡在这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度，转而将生命视作一次决绝的旅行，其目的地就是死亡；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时间。
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巴黎之梦》的写作布局相类似的，其散文诗《双重屋子》也描摹了诗人吸食毒品时产生的幻象以及在清醒过后的绝望感。他近乎神经质地写道：“啊！是啊！时间又出现了；现在时间又称王了……回忆，悔恨，痉挛，害怕，焦虑，噩梦，愤怒和神经官能症。”可以想象，在诗人吸食大麻之后，时间成为一种空缺，而诗人在这样的精神悠游中无比陶醉。但是在意识恢复之后，又是让他恐怖和躲藏不过的时间。他听见“秒钟正有力而庄严地敲着，而从钟锤上迸出的每一秒钟都在叫着：‘我就是生活，不堪忍受的生活，无法改变的生活！’”[35]诗人对于现实与幻象世界中时间有无之间巨大的差距感到失落和痛苦。而在另一篇文章《钟表》中，诗人又不得不承认时间的永恒性：“永远不变的时间，广阔、庄严、巨大如空间，不分为分，也不分为秒。”[36]在其《养生》一文中，波德莱尔说：“我们每一分钟都被时间的概念和感觉压垮。只有两种办法逃避这种噩梦——为了忘掉它：享乐和工作。享乐消耗我们，而工作使我们强健。”[37]
诗人挣扎于时间的永恒性同现实生命的短促之间的离散情绪（diaspora）之中，彷徨于精神幻象世界同现实残酷世界的两难处境（dilemma）之中。
相比之下，北岛对于时间的感受则更加玄幻和奇妙。不如波德莱尔对于时间的敏感度和恐惧意味浓重。我们以1988年其迁居美国之后的诗文为蓝本分析。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切皆处在变异之中，抓不住往事，留不住历史，甚至事物的意义也总在实现的时刻改变。”[38]在一次访谈中，北岛自己也承认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伟大的记忆’比‘历史的真相’可靠得多。我对‘北岛’倒是有时候有旁观者的感觉。”[39]简单说，就是北岛的时间是不断变换的，甚至有“刹那”的意味在。
比如，《工作》：“与它的影子竞赛/鸟变成了回声。”时间在北岛笔下是一场本体与本体映衬下的客体之间的竞赛，甚至两者可以倒置身份和地位，带有魔幻的色彩。
《休息》：“它在键盘上弹奏/白昼与黑夜/弹奏明天/那幸福的链条/死者挣脱的影子/锁住天空。”这里，时间是白昼与黑夜交替的掌控者，同时促成幸福来临、迎接死亡的到来。诗人没有如波德莱尔一样近乎疯狂地嘶吼时间的恐怖，而是选择四两拨千斤一般，运用“死者挣脱的影子”这一比喻，暗示时间的残酷。短小精悍的词句之间已然盈满了巍然的敬意。
《下一棵树》：“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道路通向历史以外/我们牵回往事/栓在下一棵树上。”这首诗，用“邮筒”和“信”两个漂泊不定的意象表达了对时间的不确定性和现实的变幻无常的慨叹。对往事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空无的期待也恰到好处地得到诠释。
相较于波德莱尔对于时间的强烈情绪，北岛在诗文中表达的多是伴随着岁月流逝而生成的对于时间的触觉。这种触觉不强烈、不彻底、甚至有一些迂回的味道。比如在其长文《他乡的天空》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同H君的午后小酌：“午后时光慢下来，甚至停顿了，杯中的残酒即证明……起身出门，时间又继续流动了。”[40]
如果说波德莱尔是从对时间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绝望中体会到身如飘萍的落寞感的话，北岛的中后期诗歌则是因为尝到了被驱逐的孤独感而产生了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怀和些许的迷茫。北岛并没有如波德莱尔那样露骨地表达对年华流逝的惊慌失措，而是用其惯用的优美的意象表达心底浅浅的骚动和焦虑。当然，这种骚动和焦虑是有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的，也为我们解读其诗文提供了一条不错的路径。
3.空间维度里的漂泊者
波德莱尔对于空间产生的诸如焦虑和失落等情愫主要是围绕巴黎这座城市展开的。巴黎对于波德莱尔而言是魅影是荒岛是残忍地将欢笑投掷于寄居者身上的地狱或是牢笼。在波德莱尔的诗句中，城市带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污浊城市的黑暗的海洋……离开！离开！这儿的泥浆是我们的眼泪！”（《忧伤与漂泊》）“把一片死气罩住多雾的市郊”、“当大地变成一座潮湿的牢房”（《忧郁》）、“空中飘过昏暗的愁云/罩住凄凉麻木的世界”（《巴黎之梦》）。在诗歌《黎明》中，诗人描写了卖笑的女人、女叫花子、产妇、垂死的病人、精疲力竭的浪子们几个形象，接着在结尾写道：“披着红绿衫的晨曦，战战兢兢/沿着冷落的塞纳河缓步前进/阴沉沉的巴黎，擦擦它的睡眼/拿起它的工具，像勤劳的老汉。”（《黎明》）读者没有从现代化给城市带来的发展中读到任何程度的欢愉，反而充斥着绝望、压抑、飘忽和游离等诸多情绪。这情绪的合集是波德莱尔对于城市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一次反叛。
正如前文对于“时间”子题的说明那样，这反叛的代价是诗人虽寄居在这座城市中，被动接受着城市呈现给他的一切，却在内心无比向往自己的青春时代和回忆中的牧歌式的年华，渴望逃离渴望重建。这一点通过其《巴黎风光》诗集中的《风景》一诗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当冬季带着单调的白雪来临/我将要关好百叶窗，拉好门帘/在黑夜中兴建起我妖精的宫殿。”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1857年。此时诗人对民主运动已经失去兴趣，因此转向了兴建“妖精的宫殿”。笔者以为，诗人期求通过自己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蕴含的思想内涵建立起反抗这座城市的城堡，并借以安放自己早已因为漂泊和孤独日益疲惫的身躯，以及流离失所的灵魂。这一点在其《孤独》一文中阐述得相当明白：“孤独只对于那些闲散和胡思乱想的灵魂才是危险的，他们在孤独中充满情欲和幻想。”在文章结尾，诗人写道：“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我们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41]
这种由于“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而产生的痛苦同北岛的孤独和志向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处：“日复一日，苦难/正如伟大的事业般衰败/像一个小官僚/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进程》）北岛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人性扭曲、价值颠倒、真理藏匿并体味了肉体和灵魂流离失所的痛感之后，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42]正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提出的那样：“诗人的使命就是创造与实际制度绝对无关的一个世界或者秩序，一种关系体系。”[43]在这个意义上，北岛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秩序是理性的法庭，审判愚昧唤醒混沌。而波德莱尔更多的则是在现实虚无的时间之外开辟出一个独自享用的时间轴。
在本雅明的笔下，波德莱尔诗中的巴黎城得到了更加完备和深刻的解读。同是漂泊者的犹太哲学家本雅明对于空间的敏感度和波德莱尔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其《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一文中，本雅明写道：“他诗中的巴黎是一座沦陷的城市。与地下相比更似沉落到海底。……‘现代的’是他的诗的主要的重音。作为忧郁者，他碾碎了理想。”[44]本雅明所谓的“现代的”即其所担忧的文明社会的隐患和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无情的疏离以及人与城市的关系的紧张化（tension）。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写：“瓦雷里敏锐地看到了所谓的‘文明’的一组征兆。”接着他引用瓦雷里的文字：“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保存着的依赖他们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制磨平了。”[45]从这个意义上讲，波德莱尔作为漂泊者的空间敏感度是伴随着对现代化的恐惧和排斥而来的，带有反现代化的哲学意涵。
相比而言，北岛的这种空间观念更多的是自身对于故土的留恋。在诗歌《背景》中，北岛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重返故乡。”北岛自己对这两首诗这样解释：“其实这是个悖论。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是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但回家之路是没有的。这甚至说不上是失望，而是在人生荒谬前的迷惑与迷失。”[46]对北岛来说，回家成了一个虚无的话题，时时让他渴望又绝望，欣喜又痛苦。他不断在迁居中适应新的生活，也不断让自己的重心跟着漂移：“……你不是有课，要保持生活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不以场景变化为转移的，这是漂泊者的重心。”[47]诗人曾经因为自己亢奋的呐喊而赢得了振聋发聩的美名，而此时当诗人远离故土寻找“重心”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唯一的可能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找到内心最坚固的平衡点。于是他这样说：“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路上》）“我沿着气泡攀登……我沿着雷鸣的掌声攀登……我沿着陌生人的志向攀登……我沿着旋律攀登……”（《东方旅行者》）北岛虽在多年的磨砺中变得平静许多，可是他从未放弃一种他年轻时要追求的东西。他没有说明这种东西是什么，可是在他的诗句间，在他的散文中，他的迫切感如此进逼，让人压抑和企图爆发。这或许就是北岛的力量。北岛不再年轻，但是北岛从未放弃一种追求，即便是在漂泊的路上，也依旧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