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知为何,这也再难享受了,好像绝了迹。有一年鼓楼举办灯会,过元宵节,报上宣传,我特意赶去——一见之下,原来尽是些小电灯泡的玩意儿,用反光刺目的人造绸绢之类制的,一个转盘,坐立几个绢人子,单摆浮搁,了无意韵,但见电流通时,盘子转动,几个呆板的绢人就那么毫无意味地兜起圈子。我感到索然兴尽,后悔为这个挤车奔波一大阵子。以后也再没有看过。
在海外逛商店时,看见那琳琅满目的形形色色的蜡烛。他们吃晚饭,故意去电灯而点彩烛。圣诞节的烛光炫影,更不可缺少。这不禁又使我十分困惑:西方是电的世界,可是蜡烛仍然魅力未减。在北京,我想买支红烛点点,领略一丝诗词中引人入画的“绛蜡”、“兰膏”、“蜜炬”的意味,却无觅处。
此仅一例,已写了这么长,看来谈情趣也很麻烦,何况再论文人乎?
“对对子”的感触
三十年代之初,我才十多岁,小学尚未毕业,那年四哥读完了天津南开中学,上京投考清华大学,不幸因倾盆大雨误了场,使他一生抱憾。他当时回家就告诉我们:国文试题有对对子,出的是“孙行者”。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事我却忘不掉。今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上,我国一流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撰文论及我们的几部文学史的不足,应该重写,并连带说到学校语文课须教给学生对对子,学做中国传统的诗——这样才能亲切体会赏鉴古代文学杰作名篇的好处何在,才能有深切公允的评价。[11]我读了本刊讨论对对子的文章与季老的建议,心中着实有所感触。
寅恪先生和羡林先生是两位文史宗师,先后辉映。他们之所见略同,大约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应漠然置之而无所思考。寅恪先生已把对对子的意义揭示于人了,我非常赞同他的见解。因为对对子这种传统教学方式,并非只是科举的要求、文人的习气。它产生于中华汉字语文的极大特点,而绝不是人为的无聊的文字游戏(有人把它当作游戏,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我们的语文“天生”具有“对仗性”而且人人运用,天天实践,只是自己不意识自己是在对对子罢了。比如,你说俗话、谚语就离不开对对子。许多成语,其本身都是对子,若列举是举之不尽的。“半斤八两”、“大呼小叫”、“桃红柳绿”、“鸟语花香”、“黑灯瞎火”、“和风丽日”……你能举得完吗?只要你一想,便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每天说的读的听的记的,处处是对子!
“有理的五八,无理的四十”、“八月中秋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人是铁,饭是钢”、“脸上一团火,心里三把刀”……这些也是谁也举不完的。这都是群众百姓的创造,他们怎么了?难道能说他们患了“语文病”?再不然是受了文人墨客的“毒害”?
都不是的。这种喜欢对对子的现象,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汉字的极大特点特色:它单音,但又有声调的变化,现代已将当时复杂的声调简化为“四声”,而对对子的又把四声归纳为平仄[12]。如此简而又简了,可还有人嫌“麻烦”,认为什么都可以不懂也不讲,胡来乱来也是“语文”。那恐怕是不大对头了。
汉字的对仗,是“天生”的,不是人生扭硬造的。“天对地,雨对风,大野对长空。”这种“歌诀”式的“对子示范”,不但显示得清楚,相应的两个字不但义对、音也对,而且你念诵起来,其音调节奏非常之美!除了我们中华汉字语文,未必还有如此优美奇妙的“思想符号”了吧?
对此,岂能一不自知,二不自惜呢?
爱国首先要爱自己的民族文化,而爱文化首先要爱自己的民族语文,爱语文则首先要明白它的优点美处何在。
“洪宪”点滴
“洪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个朝号与“年号”。到而今,除去几位耄耋“老朽”,大约知道它的人已然不多了。
“洪宪”是袁世凯的创造。袁氏乃清末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我的故乡向南走二三十里就是“小站”,产稻名驰寰宇——“小站练兵”,是讲民国史者所不能省略的一章。站本是“兵站”,有大小之分,小站也不止一个。但今日的“小站”,已成史地专名,不再具有泛义。
文人的习气,称袁世凯为“袁项城”,以籍贯为名号也。民间则呼为“袁大头”。
“袁大头”的绰号,取义似乎有二:其一是袁公生来头确很大。二是因为袁的头像铸入银圆,而当时流通过的银币[13]有三种:一是“洋钱”——此名也就兴于那时的外国所制的银币,上铸洋人之像。二是“龙洋”,此乃光绪年代“改良”所制银币,仍用大清国标团龙为记。三是“袁大头”,即此号之由来与盛行也。
袁公做了大总统,仍不惬怀,遂有称帝之雄心壮志。他的宏愿并不止于“想象”,而是“付诸实施”的。他终于“登基”[14]了。这个新朝,就是“洪宪”。
“余生也晚”,绝不能冒充“民国史家”,所知所闻,至为有限,本文所记,不是采自书册文献,也非“道听途说”,是几个点滴——却系亲切经历。
我二十二岁结婚,那时的中等人家嫁女还得讲“陪送”,即须陪上一批物品陈设,箱笼衣饰等俱全;我之岳家所“陪”的,中有一套茶具,托盘、壶、杯,杯是“盖碗”。这套佳瓷的每件之底圈上皆有朱笔书写(烧就)的四个字,曰“洪宪年制”。
我“认识”洪宪,是由此为始的。
我到京郊燕京大学读书时,与张伯驹先生因词学、“红学”而过从,以至结为深交。他居住校西的“承泽园”,康熙时果亲王之郊园也。入园所见,迎面是一座小楼,上层住的是画家秦仲文,下层则是袁大公子克文的居处(皆张先生供给生活)。袁克文时是独孤一人,满室是德文书,是位翻译家——如“洪宪”传位的话,他身为“太子”,当为第二代皇帝。我见他时,萧然一儒素也,很少下楼散步,难于觌面。
燕大遭日军封闭,抗战胜利后我方重返燕园。记得一位新生初到,身材魁梧,人皆指与我:“他是袁世凯的后人(但不详为哪一支)。”同学们传说:他在历史课堂上,当讲到袁氏史迹时,他站起来为“家祖”辩护,说与事实不符——因未亲闻,今已说之不清了。张先生与另一公子至交,即风流文采的袁寒云(他二人是当时“四公子”之两名流),著有《塞上草》词集,能串京戏,成为一绝。
张先生向我说过的袁氏逸闻只限两点:一是袁公姬妾多,案上一个瓷罐装的是鹿茸粉,他随时开罐抓一把粉吃……张先生幼时过年贺节到袁府行过礼,其余并不多有来往,故所知并不甚多。有一次与袁公之子开玩笑:“你是皇八子——幸亏令尊是皇帝,倘若原是封王,你岂非‘王八子’乎?”此张先生于五十年代到敝屋(东城无量大人胡同)亲口告诉我的,相与腾笑。
大约六十年代,当时北京旧书店十分丰富,常去之处熟识了,可到“内库”检书。一次,在隆福寺街修绠堂,在一堆残书中忽见老照片,看时确认是“洪宪”时众“大臣”陪祀天坛的摄影。我很惊奇,原来洪宪朝的君臣,服装是头戴“平天冠”,身着长袍,大掩襟,腰系丝绦,足蹬薄底官靴——是乃有意地“反清”,这打扮是要“恢复”“汉衣冠”也。
至今后悔——当时残物太多,收不胜收,也没那么多闲钱;如此珍罕之照片,不拿它当回事——其实店里若知我欲存,也就送我了(本无价目可言)。
讲历史是一件难事,我一向深知其中甘苦曲折、真伪风影,往往去事实远甚;妄论是不自揣量的。目下影视,“王朝”走红,历史学家一言不发,我岂敢多呼。聊记所知,略资谈笑而已。
注释
[1]界,古音jài。j、h二音常对转,如偈、喝二字之音即其理也。
[2]到元代,已无对峙交界,故忌“界河”之名,改称“海河”了。
[3]虚岁,当时的习惯说法,后文同此。
[4]这种土匪是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消灭的,所以华北沦陷时仍然肆虐于一方。
[5]管人的舍监。
[6]即不团作图形的发面馒头类。
[7]本名瀛,字紫登、子登,号爱庐、耐庐,工书能画,才气豪迈。
[8]科举时书生赴考的俗语。
[9]他已是教师,但与我是“同辈”,我隔六年才又回校“当学生”。
[10]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
[11]以上是大意,是我凭记忆的一种“转述”。
[12]阴、阳平是平声,上、去、入是仄声。
[13]银币重“七钱二分”。每枚叫作“壹圆”,俗语则谓之“一块钱”。
[14]基,是俗写,本应作“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