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批准了吴健彰的申请。不久，吴健彰回乡广置田地，安享晚年。在他的老家广东香山翠微村，有一条两米多宽、长约三公里的石板路，就是吴健彰告老还乡之后为家乡老百姓修建的。据翠微村《吴氏族谱》记载，吴健彰回家乡后重修族谱，广置义田，捐地225亩“恤孤寡”，闻讯河南遭受灾荒后，捐出二万二千两白银济赈灾民。在当地村民们的眼里，吴健彰是个造福桑梓的大善人。
同治五年（1866），吴健彰在家乡病逝，终年75岁。
儿孙从此不为官
历任上海道台的官员中，有一位名叫聂缉椝，名头也不一般。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光绪二年（1876），聂缉椝与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结婚，成为曾家府第的幺女婿。聂缉椝光绪十六年（1890）出任上海道台，在任上大有作为，后来升任浙江巡抚，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
在清代，聂氏家族是湖南衡山的一个望族。三代进士，两代翰林，方圆数百里内名声远播。聂缉椝的父亲名叫聂亦峰，年轻时在广东新宁县当县官。这个县有个村子名叫西村，只有两大姓：余姓和李姓。余姓只有一万人，李姓有两万多人，但是余姓人家富裕，出了不少举人、贡生；李姓穷困，只知道耕田种地。每次两大姓争执扯皮，都是余姓人家占上风，打官司也多是余胜李败。
李姓人家中有个人名叫李鸿钧，在省城开糖作坊赚了钱，花钱买了个武科举人的头一名招牌。李氏家族从来没有科举上的荣光，这回弄了个武举人的头衔，被认为是为族争光，于是大开祠堂，盛设仪仗，敲锣打鼓，迎接武举人李鸿钧回乡。不料，途经村中余姓的地皮时，遭余姓人家的嫉恨，竟要将武举人李鸿钧拖出轿子，要称一称这位贵人有几斤几两。余姓人家拉来一只狗作为秤砣，将李鸿钧高高挂在一个木架子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加以羞辱。
李姓人家本来准备迎候本宗族的荣光，却遭遇了奇耻大辱，一时间群情激愤，拿起刀枪棍棒冲将过来，酿成了空前惨烈的一场大械斗。据记载，余姓死者七百余人，李姓死者一千二百多人，尸横河岸，血腥遍地。
如此大的死伤数目，惊动了省城官府。余姓人家深谙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各家各户集资30万元，积极到省城官场走动。两江总督瑞麟手下有个门丁名叫诸天章，接受了这笔贿赂款后，反告武举人李鸿钧谋反，派出水师统领黄某和新宁县官聂亦峰，率部队前往围剿李姓。眼看着一场更大的惨剧即将发生，聂亦峰竟然抗命不从。两江总督瑞麟先后五次下达围剿命令，都被小县官聂亦峰挡回去了。聂亦峰宁愿被罢官，也不愿意亲手去制造这起冤案。这个事件后来传到曾府，曾国藩听后大为动容，于是决定将他最心疼的小女儿曾纪芬许配聂家。这桩婚事的青年男主角，就是后来成为上海道台的聂缉椝。
曾国藩去世后，其胞弟曾国荃对聂缉椝呵护有加，先后几次向朝廷举荐这位侄女婿。不久，聂缉椝升任江南机器厂总办。聂缉椝果然不负期望，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将一个亏空二十多万两银子的企业救活，而且盈利颇丰。曾国荃本来就喜欢曾家这位女婿，又见他如此有能耐，更是平添了几分偏爱。光绪十六年（1890），曾国荃再次向朝廷保荐聂缉椝出任上海道台。
清廷有“亲不保亲”的明文规定。按说曾国荃保荐侄女婿聂缉椝是违规的，可是当慈禧太后知悉聂缉椝是个能人，短短几年时间就将原先亏损的江南机器厂盘活了，不禁大为感叹。大清王朝能干事的人才确实太少了，慈禧太后破了回例，批准了曾国荃的保荐。
聂缉椝在上海道台任上干了四年，成绩斐然。
之后，聂缉椝被李鸿章派往上海实业界，规划修筑浦滩马路，参与改造官商合办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聂缉椝与上海机器织布局渊源深厚，创办之初即得股票450股，折合银两5.4万，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上海机器织布局是由原上海道台龚照瑗创办的，得到了李鸿章的幕后支持和关照。但是该企业自创办后连年亏损，最后到了连工资也发不出来的地步，李鸿章为之很伤脑筋。
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更是把这家现代企业推入了绝境。李鸿章当机立断，派遣聂缉椝去收拾残局。在当时的官场，聂缉椝有着“才大心细，精明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上佳评语。在政官两界的多年历练中，尤其是在与洋人洋商、现代商业打交道的过程中，聂缉椝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保守的中国官员，他身上具备了从事现代商业的各种有利条件。
聂缉椝将上海机器织布局改名为华新纺织新局（若干年后，又由他的儿子聂云台改名为恒丰纱厂），上海滩有名的这家现代企业，此后一直陪伴着聂家，随其升降沉浮。
恒丰纱厂坐落在黄浦江畔，离这家现代企业不远的地方，是上海滩人人皆知的聂家花园。聂家后人回忆，“聂家花园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纫机的裁缝间……”在那座美丽的迷宫里，住着聂家一二百口老小，全靠恒丰纱厂为衣食父母。聂家当家做主的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她的记性相当好，记得大家族里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当哪个子孙要过生日了，她就会在佣人的搀扶下，上楼打开一个个箱子，挑选合适的生日礼物。
聂家花园的西北部，有聂家捐献的一块地皮，后来被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在那里盖了一所学校，命名为缉椝中学，那幢漂亮的教学小洋楼至今还在，龚学平、周慕尧、包信宝……还有台湾的李敖，都曾经在那里念过书。
聂氏家族在上海滩的发迹，与聂缉椝有很大关系。
然而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聂缉椝却遭遇到了一次来自于官场的大拦截。那次挫败对聂缉椝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以后，聂缉椝立下家训：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得做官。
事情发生在聂缉椝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成功改造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聂缉椝更是成了李鸿章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1893年，聂缉椝调任浙江按察使兼任杭州洋务总局督办；1896年，任江苏布政使；1899年，任江苏巡抚；1900年，任湖北巡抚；1902年，任安徽巡抚；1903年，任浙江巡抚。
就在他担任浙江巡抚的那一年，浙江铜元局出了一个大纰漏。
浙江铜元局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址在杭州城东，报国寺旧军械局内。第一任总办名叫刘更新，陕西人，为人冷酷苛刻，管理上也是出了名的凶狠暴戾。每次到铜元局里上班，袍褂一脱，换了便衣，提着一条皮鞭，亲自到机声轧轧的厂子里督工。做工的工人们听说总办来了，一个个都鸦雀无声，低下头去工作。偶尔有人交头接耳嘀咕的或者手脚不大灵便的被刘更新看见了，抡起皮鞭就是一下，轻者一道紫痕，重者皮开肉绽。
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仅仅靠严酷是不够的。事实上，浙江铜元局在总办刘更新的管理下，也确实存在着诸多漏洞，盈利能力也不算强。话说当时的浙江铜元局，其规模之大、造帀能力之强，在全国均列首位。所造铜帀不仅流通省内，而且大量倾销外地。与此同时，各省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抵制外地铜元流入本地。这样一来，清政府明文规定：“各省所铸铜帀，应令先为本省发行，不得大宗贩运出省。”如此规定对于像浙江这样的省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铜元出省受阻，本省铜元充斥市场，泛滥成灾，浙江铜元局遂将一个分厂关闭。尽管如此，仍然不能阻止难堪的困局。铜元制造越来越多，钱价大落，官民交困。在政商两界的共同呼吁下，清廷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定铜元制造数额，归并部分厂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聂缉椝从安徽巡抚位置调任浙江巡抚。聂缉椝到浙江省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铜元局调查研究，想解决铜元局面临的难题。
聂缉椝是办商务的一把好手，他告诉总办刘更新，已经在官场中疏通好了关系，清廷允许浙江铜元局新造铜元，同时已经在上海选定了成色上佳的两万斤黄铜，过几天就能运到杭州，材料充足之后，就能加紧造帀。
对于浙江铜元局来说，这本来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总办刘更新并不这么看，他听到聂缉椝说要在上海采购黄铜，认为采购原材料本来是铜元局的事，聂巡抚以权谋私，剥夺了他这个总办的权利，心里很不高兴。
刘更新暗地派人去打听黄铜的价格，听说上海比浙江的价格低，他才没有大发作。但是心底里仍然对聂缉椝心生疑窦，他要寻找一个机会，在关键时刻给聂巡抚致命一击。
果然还真的让刘更新逮住了一个机会。沪上黄铜运至杭州后，送往铜元局准备开铸铜帀，刘更新故意挑选了质量稍次的一块，偷偷藏于袖筒之内。到了抚院衙门参奏之日，刘更新便将那块黄铜带在身边，当着诸多官员的面取出，当众展览，话里含着讥讽的语气说：“聂巡抚对沪上感情深厚，连采购黄铜之类的事都要在上海办理。谁不知道聂巡抚有个能干的儿子叫聂云台，在上海实业界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将来黄铜还会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到杭州。不过呢，聂巡抚到上海采购黄铜我不反对，但是如果成色不足，都是像这样的滥货，今后造出的铜帀质量我可不敢保证……”
如此这般，伤人的话说了不少。风言风语传到了聂缉椝的耳朵里，心里气得不行。聂缉椝向上级打报告，撤了刘更新的职务，改派了安徽人朱幼鸿来担任铜元局的总办。
刘更新经此打击，心里的愤懑情绪可想而知。铜元局是个肥缺，购置黄铜等原材料是谋取私利的好机会，如今这个肥缺被聂缉椝剥夺了，他的利益受损，自然想去报复。刘更新的报复办法是花钱出气，他从积攒的家财中拿出了一大笔银两，到京城买通御史，狠狠参聂缉椝一本，替自己出口恶气。
历朝历代的御史，都是朝廷中比较正直的言官，弹劾官吏，纠正贪风，御史向来都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也有穷昏了头的少数御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接受了人家的贿赂后，帮助弹劾官场上的政敌。刘更新花钱找到的御史枪手名叫姚舒密，山东巨野人，出道后曾在山西任过主考官，刘更新就是在那时候同姚御史搭上关系的。
朝廷接到御史姚舒密的弹劾材料后，将案件交给湖北总督张之洞查办。查办的结果对聂缉椝十分不利，聂缉椝因此而丢掉了官帽子，前来接替刘更新铜元局总办一职的朱幼鸿，也跟着一起被贬官。
聂缉椝学养深厚，又在官场中浸染多年，早已看透了政坛的世态炎凉。经此一番打击后，他依然保持镇静，交卸了浙江巡抚的官职后，不愿在如画的江南再作停留，陪伴老母亲回到湖南衡山老家，要为太夫人养老送终。聂缉椝离开江南临行前，把几个儿女叫到跟前，留下了“聂家子孙不许做官”的一条家训。
顺便说一下聂缉椝之子聂云台的故事。聂云台是聂缉椝的第三个儿子，也是聂家子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少年时期，聂云台随父亲住上海，跟着外国人学习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现代学科，后赴美国留学，脑子里装满了新思想。原上海机器纺织局改组为恒丰纱厂后，由聂云台任纱厂总经理，1920年曾经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父亲聂缉椝病逝后，聂云台成了聂家的掌舵人，也是聂家的精神支柱。他牢记父亲的教诲，不允许任何一个聂家子孙从政做官。1926年，是聂云台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口。此前聂家企业已多年经营不善，聂云台感到疲惫不堪。这一年，他得了一场大病，拖了好几个月身体才慢慢康复。同样是这一年，多年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忽然撒手人寰，聂云台万念俱灰，遂感到人世万法如梦幻泡影，虚无缥缈。于是将家族企业交给六弟聂其焜打理，自己转而信奉佛教，皈依于如幻法师座下，闭门静思，潜心学佛。
从实业界的舞台中淡出，往日的商海风光转眼间变成了庙宇钟声。聂云台在晚年著有《保富法》一书，用佛学的观点阐释如何才能得到财富，如何才能保住财富。
书中写道：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显赫一时，现在多数已经凋零，家族没落了。有的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难得一两家了。
推心置腹的经验之谈，感人肺腑。
聂云台深有感触地说：“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结果却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不明白一个道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聂云台还说：“财富之来，不知不觉而来。财富之去，不知不觉而去。虽然用尽了计谋，也实在是白费心机呀！这个道理，其中的因果相当复杂，也不容易了解。倘若谁能看透，有真切的了解，他必定是具有大智慧的人。”
只有看透了世界上的繁华与苍凉，才能够有如此透彻的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