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
1954年那场由毛泽东发起的关于古典名著《红楼梦》“批俞评红”的运动，其缘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是由“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为导火索的？为什么将批判的锋芒既指向了作为权威作家的俞平伯，又指向了文坛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刊物的《文艺报》及其领导冯雪峰？其间的复杂历史纠葛与一封问询信有多大的关系，这场运动与后来红学发展的关系等，都是需要重新定位与评述的。
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一篇以“揭秘”1954年红学大批判“缘起”为题的文章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发表后，引发了争议，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李希凡于2012年4月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予以答辩，初步澄清了问题。那么， 1954年“批俞评红”运动的“缘起”究竟为何，其中除了当事人的陈述，还有需要“揭秘”的秘密吗？实际上，“小人物”李希凡那封给《文艺报》的问询信有无，虽然曾经属于重点调查的对象，但对毛泽东要发起一场以批判胡适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无关。从微观说，1954年红学运动的缘起，今天也和历史上已经调查处理过此事的结论一样，断定任何一方言辞不实，即认为发信人李希凡撒谎或接受者杨志一（《文艺报》负责通讯的工作人员）蓄意撒谎，在技术细节上都无法推定、都欠妥帖，任何推定都将是不明智的臆断。时间到了当下，重返历史现场，也无须伤害其中任何一方。这里，与其发问一个历史细节，不如看清整个画面，了解真正的“缘起”。而这，无关“揭秘”。王学典文章表面看来置疑的是一封信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对那场思想文化运动闹剧化之后，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
1954年，注定是红学发展需要不断回首瞻顾的一年。
将近60年过去，一些前尘往事，仿佛隔了一层不太透明的花玻璃，变成了万花筒，在不同的角度上、视角里，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姿态。
人们要问，“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为什么会如此幸运？他们小小的蝴蝶翅膀是如何掀起一场思想风暴的？这场波及全国的思想风暴为什么会起于“青萍之末”——对一部古典作品的学术研究会触及深远，回声不断？
认为个中有阴谋的猜测一直不断。海外的说法更可笑，有说法是毛泽东安排了小人物文章的发表，文章也不是小人物写的，一切都是事先布好的局，目的是向国内知识分子发起围攻，排除异己，攻城拔寨。
还有种种猜测，这些猜测都试图使1954年这场“评红批胡”的运动传奇化，以惊人视听，增广闻达。
为了还原这次运动，还是让我们再来一次历史梳理。
1954年，新中国刚刚成立5年不到。而前一年1953年，虽然朝鲜战争停战，但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的分化和对立更加鲜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通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这只是一方面的胜利。除了武装的大军，还有文化的大军，文化上的斗争还刚刚开始。
文化上的斗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中央媒体是共产党担任领导的，或者说担任领导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来自于革命营垒内部，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不得力。
不得力的原因，是此前的几次文化批评的草草收场。两部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刚出来上演时国内舆论一片叫好声，而毛泽东则认为，理论界糊涂得可以！《清宫秘史》写清代末年皇室内部光绪和慈禧的矛盾，把光绪当作是改革派寄予变革与新生的期望，这是因为看不到光绪和慈禧实际上是一体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腐朽统治阶级的代表，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生！《武训传》则写的办义学的故事，真实历史人物武训出身贫寒，靠行乞筹钱办学，穷人子弟靠读书博取功名，这种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实际上包含着对封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顶礼膜拜，在毛泽东看来是投降主义的。武训，卑躬屈膝，自我丑化，摇尾乞怜，这与毛泽东所想象的“文学新人”截然不同。
毛泽东所想象的文学新人是什么？
毛泽东不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胜利，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换汤不换药。毛泽东的浩茫思绪联系着整个中国历史。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生，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必须以一种全新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自己当国家的主人，自己是社会生活的主人公，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文学，也应当以这样的人物为主人公，塑造豪情激越、精神高昂、顶天立地的新人。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改变一个政权，而且要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这得从新文化的建设入手。
按照毛泽东的如此要求，文学的难度和高度可想而知。它要求艺术家必须有新的生活体验，写新的生活，塑造新生活中真实的主人公，他们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挑战出现了，但新的作品毕竟产生了，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底在《河南日报》发表以后受到关注，被《人民日报》转载，也引起了批评。至于李准后来创作的《李双双小传》，则可以说是达到社会主义“文学新人”的标准之一，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经典。
与《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对比，李准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新文学特点。主人公是生产生活第一线的“工农兵”，他们生龙活虎，信心满怀，他们是新生活的主人，他们创造着生活，他们在与旧的思想或旧的人物斗争着。小说中的主角不再是王公贵族，不再是屈辱的、苦难的、肮脏的、病夫般的中国人。这与毛泽东所要求的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暗相吻合。
密切关注“文化大军”队伍和文化状况的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情况看来是洞察秋毫的。李准的小说稚嫩，但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稚嫩，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在《文艺报》上转载了，还被特意加上“编者按”，说是“不太全面、不太成熟”。
毛泽东与“编者按”的意见几乎是对抗性的，你说“不成熟”，我说“成熟得很”。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李希凡、蓝翎领的观点呢？回头一看，不难明白。与前两次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文学批评不同，前面两次的批判是“自上而下”的，即文艺界一片叫好声，只是毛泽东看出了问题才布置下去要批判的！而对《红楼梦》的批判则是“自下而上”，由“两个小人物”将事情做起来了，毛泽东不仅是遇到了知音的问题，而是感到了群众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对行动起来的群众，非常重视，也视为是最可贵的。因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小人物”的观点，而与拒绝他们的《文艺报》分庭抗礼！
李希凡等批评俞平伯的主要观点，包括：（1）以现实主义“倾向性”的理论批判了俞平伯的自然主义的“怨而不怒”的艺术风格论；（2）以阶级斗争的叛逆主题说否定了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主要观念是“色空观”的定位；（3）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毛泽东的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相统一的原则，代替对《红楼梦》以“自叙传”为主的考证学研究。
这意味着一场学术变革。不再以自叙传为中心，不再以文献考证、版本校勘为双翼，而是以《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为中心，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封建的政治倾向为支点，重新定位《红楼梦》伟大的文学价值。
作为事主的俞平伯受到了冲击，他感到措手不及。如何完整地看待他呢？俞平伯是一个一直偏向左翼、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自己的诗歌由衷地歌颂了一个伟大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有必要提一下的是，他的得意弟子胡乔木、乔冠华（俗称“二乔”）此时都已居于共产党领导的高位，并在文化思想界起发言人的作用。在红学观点上，俞平伯也在进行着艰难的蜕壳，力图挣脱胡适“自叙传”的影响，摆脱自传说对红学的制约，重新省视《红楼梦》的伟大意义。从1951年到受批判前俞平伯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看，他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甚至由衷地说新历史阶段的《红楼梦》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而，这个惊人的变化，被一部未及彻底修改、急于填补文化空白的旧稿给遮蔽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剧烈动荡之后的和平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异常强劲，可以说是文化渴求。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只有《红楼梦辨》是一部系统的著作。为了满足、迎合社会需求，俞平伯没有来得及细改稿子，只是删掉了小说中的叙述与作者生平互为对照的时间年表和改换了其他部分的个别字句，即被付梓，进入社会。
俞平伯的矛盾与变化，批评者——小人物是否洞烛幽微？俞平伯的左翼倾向，毛泽东是否体察到了？然而，历史再次以粗线条，完成了一次风卷残云、剑扫烽烟。对于俞平伯个人来说，从整体上看，俞平伯划不到对立阵营中去。
毛泽东也是《红楼梦》的爱好者，或者说是痴迷者。从毛泽东能在不同场合信口、脱口说出《红楼梦》中人物的对话和叙述的句子看，他对《红楼梦》的熟悉达到了出神入化、为我所用的地步，《红楼梦》中的一些情景、人物经常成为他类比当下情景和人物的例子，这有助于人们更深刻、更形象地理解他所说的对象。那么，关于《红楼梦》的整个观点呢？毛泽东显然不会同意自传说——只是从个人身世来理解一部伟大作品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以考证学为主要方法研究《红楼梦》，将《红楼梦》变成某些传统趣味的延续。把《红楼梦》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从历史发展规律和革命的意义上理解大家族的悲剧命运，李希凡等所定位的现实主义（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引申出来），才能开辟这条通途。
1954年上半年在杭州时，毛泽东还在与身边的服务人员谈论着《红楼梦》。这些谈论，一如既往，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眼界和角度。毛泽东从历史学角度，认为其中包含着深奥的历史知识，需要多读几遍（至少五遍）才能读懂，要读出其中爱情描写掩盖下的阶级斗争来。毛泽东不认为这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在“谁解其中味”的慨叹中，包含着作者对于后来人读懂小说的深深期待和深切呼唤！毛泽东自认为他是曹雪芹的知音之一。但是，毛泽东没有可能去撰写一部论红著作，或者为学术界“论红”、“研红”写出指导意见，但他在寻找着破土而出的“苗头”。
李希凡、蓝翎等的文章，作为弱小的“苗头”，毛泽东寄予了希望并期待着！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下，他们获得了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这也是李希凡等一生感念毛泽东的缘由之一。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注，李希凡、蓝翎和白盾等这些“苗子”会不会被冷藏、弃置？答案不言自明。李希凡、蓝翎的稿子投书到《文史哲》被当作校友的稿子，1954年第9期发表出来，而白盾也是批评俞平伯投寄给《文艺报》的稿子，在1954年毛泽东干预之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收到了《文艺报》的退稿信。白盾能收到退稿信，而李希凡没有得到回音，原因就是李希凡不是投稿，只是去信问询能不能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显然，《文艺报》对批判俞平伯毫无兴趣！或者说，《文艺报》相关方面更了解俞平伯——全方位的俞平伯。
有人说，《文艺报》不发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是冯雪峰慑于二乔（胡乔木、乔冠华）的地位，不敢轻举妄动！这，又误解了冯雪峰；当然，这也是对一生坚持真理、秉性耿直的冯雪峰的侮辱！因为，不要说“二乔”的党内地位不一定高于冯雪峰，即便是高于冯雪峰，按冯雪峰的脾气也是要言发由衷、言为心声的。
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家，作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不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吗？为什么偏偏不喜欢李、蓝、白等用现实主义观点看《红楼梦》的文章呢？
冯雪峰担任主编，《文艺报》颇有点“犯颜直谏”的意味。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后，《文艺报》居然发表（李琮）文章说这篇小说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当然这是切实而深入的文艺批评，并非乱扣帽子。其实，这才是冯雪峰的心声。冯雪峰对紧跟时事、图解政策、即学即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直持抗拒的态度，冯雪峰一直不愿意助长教条主义、投机主义的文风。他甚至在年度总结中，对当前文艺极度不满，说如此的收获乏善可陈，与时代的要求不相称，文艺界应当反思对文艺的领导。
在冯雪峰的眼光里，李、蓝、白的文章确实属于“幼稚”，不属于投机，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小儿科，只是应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已，这大概够不上冯雪峰所要求的批评的“格”。《文艺报》给白盾（《〈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此文后来刊登在1954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上）的退稿信，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优点多于缺点，无须批评，读者自会分清，等等，显示了冯雪峰领导下的《文艺报》对那时红学的态度。也许，冯雪峰还认为，支持或发表李、蓝的文章，容易助长教条主义的毛病。而李、蓝高昂的论战姿态，也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横扫一切的误解，造成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冯雪峰为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充分显现了他的态度，“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够周密、不够全面”等，如此定位，此前所发生的拒之门外之事件在所难免。不要说是在古典文学领域了，即便是在更敏感、更具当下性的当代创作领域，冯雪峰都秉持着与当时许多文艺界领导人不同的观点。
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当时不在少数。当时，李、蓝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何其芳也持“不够成熟”的观点予以支持。这种秉持“不成熟”的观点在以后的发展中，还会再次表现出来。当然，这些观点李、蓝当时是不知道的，他们对大主编冯雪峰亲自修改他们的文章和纠正错别字、标点符号，感到受宠若惊，更感到冯雪峰值得尊敬！如此，李、蓝就更无理由编造“问询信”为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罗织罪名了！
对一篇文章产生“异见”，属于文学批评范围内正常的争论和认识差异。但是，报纸是阵地，《文艺报》是文艺界的主阵地，不让马克思主义的“苗子”成长，一开始就要求他是成熟的，这在毛泽东看来很奇怪！和名人权威相比，他们是不成熟；但就他们所坚持的主要观点看，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很成熟”。
李希凡发没有发过那封“问询信”，刻意追究，只能落实到事务工作是否细致负责的责任上。据说《文艺报》在被批判时对这件事调查过，但因涉及很多技术细节，轻言任何一种结果，或者根据一方之词妄断，都将是不负责任的，因此追究责任也是不明智的。李希凡说发出过，而接受者杨志一说没有收到过，如此争论必然分散批评的焦点，这显然也不是冯雪峰领导上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毛泽东批评文艺界的主要目的。毛泽东需要的不是《文艺报》严明内部纪律和工作秩序，整顿来信登记制度，而是要迅即将批判矛头对准学术上流行的胡适唯心主义——红学上执著于事件比附的“考证论”。所以，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并不再从一封信入手，或者说忽略了“问询信”的问题。
今天看来，在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毛泽东、冯雪峰、李希凡没有对立，没有分歧，但在如何运用适当策略，使马克思主义迅速走向前台上，是和缓地对待“权威”还是言辞激烈地对待权威，毛、冯、李立场各异。换言之，毛泽东希望吹响激越人心的冲锋号，李希凡则急于在敌对的碉堡上插红旗，冯雪峰则在阵地上说他作为共产党人占领着阵地、掌控着阵地呢！他们三个人在一个营垒内部，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严重偏差。
毛泽东的那封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矛头主要是对准党内的，是党内占着阵地的人，对准的是党对文艺领导的不力状态。1953年，毛泽东即批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在文艺斗争中政治上不展开。现在毛泽东旧事重提，《清宫秘史》、《武训传》批判得不彻底，直到这次《红楼梦》事件，充分暴露了问题的严重。这就是只知道团结“大人物”，阻拦“小人物”；对“权威”有求必应，对“小人物”摆出“老爷态度”。为了加强批判的力度，毛泽东在不断地提高着调门。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文章发表之后，自己批阅该文时干脆说冯雪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敏感而是“反马克思主义”了。这导致1958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和开除党籍。
那么，李希凡、蓝翎的投稿是文化投机吗？
李、蓝在山东大学时，都是文艺理论课的爱好者，该课程的主讲教师是吕荧。吕荧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在课堂上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艺现象，这与李、蓝形成了共鸣，他们也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接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潜心阅读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试图运用它来重新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包括他们所喜爱的古典小说。山东大学当时形成了一种求新求变的气氛，让积极分子李、蓝也跃跃欲试。
从李、蓝两人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生活回顾看，当时的情况也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命运并不因为执政党是共产党而幸运。他们的老师吕荧就是一例。吕荧讲课，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文艺现象，由于过多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被认为是脱离实践，脱离当前的政治政策，贵古贱今，这种观点还被《文艺报》1951年11月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在专栏中反映出来，批判吕荧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吕荧在校内受到不公正待遇。这导致吕荧最终愤而停课辞职。吕荧的曲折道路，隐藏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中国的命运。李、蓝、白盾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后来在文艺界都有类似的讽刺性的曲折命运。李希凡在20世纪80年代纪念吕荧的文章中，反思道：“根据我的体会，那时在文艺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当时整个学术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还刚刚开始），而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观，还在继续传播。”[1]
当然，在山东大学的生活中也有受到鼓励的方面。在古代文学的考试中，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驳流行于红学中的自传说观点，甚至和老师的部分观点产生了分歧和老师进行了争辩，这还得到了任课教师的好评。冯沅君给了他91分，如此高分，对于学生来说该是多大的鼓励！蓝翎怀着充分的信心，一心要拿着新武器在文学疆场上扬鞭奋蹄、驰骋千里。
这个机会在他们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即来临了。俞平伯的红学著作发行广泛，影响深远，古代文学也正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但俞平伯的色空论主要观念说，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论战的靶子一下子被竖立了起来。他们的青春锐气对准的正是学界“权威”！
李、蓝的文章发表后，先说是拿到《人民日报》转载，后来是《文艺报》给予转载。尽管加了“编者按”，但由此为他们带来的殊荣，两个小人物还是感到惊奇，感到不可思议。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观点居然在毛泽东的视线里，此前，俞平伯被印刷6次、印数达25000册的《红楼梦研究》也在他的视线里。他们怀揣的只是成功的文学梦，而被托举到的却是20余年的介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高位——人民日报社，这里紧靠党中央，既有高处不胜寒的严正肃然，也有赢得鲜花与掌声的无上骄傲和光荣。
毛泽东要通过大众介入的大批判运动解决指导思想问题，但也变成了对学术问题的解决。前者通过更换文艺界领导人达到了，但后者实际上没有做到，因为通过“大批判”解决不了学术问题。据说由批俞平伯到批胡适前后9个月，发表了129篇文章。李希凡、蓝翎后来被加码，文章被催生，越来越失去自控力、言不由衷，在这场运动中后期撰写的文章乃授意应制，生气渐少，棍棒影动。这使这场以学术批评开始的正常争鸣，变成了泥沙俱下的激流险滩，严肃的学术探讨具有了大众喧哗的闹剧性；俞平伯一个回合的答辩都没有，体现不出学术讨论的平等性质。李、蓝自学术始，以政治批判终，文风也跋扈起来，首尾断作难以自我说明的判然两截。1957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这话当时虽然李希凡并不知情，但政治，已将文学青年李希凡绑在了红旗猎猎、黑白分明的战车上，拉拖曳拽，时而波峰时而谷底，对他来说，不知是耶非耶，荣耶辱耶，福耶祸耶。运动结束后，以后来定性始初，令人百口莫辩。但人们最看重效果。后来，我们在许多场合看到，李希凡一再地解释他们初始的自发性质和学术目的，但总被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包括那封投向《文艺报》的“问询信”，是否存在。
俞平伯接受了观点上放弃自传说、色空论的矫正，这促进、加速了他的观点“质变”，彻底从考证派变成文学本位派，但对运动中罗织罪名、恶语相加、群言围攻却一直耿耿于怀。错与非错，一言难尽。后来在各种场合被反复追问，人们力图挖出“异闻”，特别希望被访者诉苦，这使俞平伯极其反感，到了“倦说”（历历前尘吾倦说）的地步。俞平伯出于对现实中国的热爱，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没有在新时期翻身以后以“还乡团”的心态秋后算账，添油加醋，或反攻倒算，或叫屈连连！
下面一段记述很有价值，还是与大家分享一下吧！
俞平伯1980年在“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曾对记者的穷追不舍说：
“有什么好谈的？我犯过错误。毛主席批评了我，文艺界批判了我。我的问题谁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书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
“那次运动不是没道理的，但是过了头。”
什么过了头？
“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俞平伯“不愿意再往下说”。[2]
俞平伯没有对毛泽东、何其芳、李希凡等有怨言，尽管他被当作是红学中胡适派代表是冤枉的，但对于既往历史和汹涌的波涛，他看到的是“人心似水，民动为烟”，当静处之，任其纷扰。“缘起”既非阴谋，也不是虚构！刻意求深的人，不愿意去研究真实的历史关系，而是着意于是非恩怨的挑拨和张扬，这令俞平伯无比失望！毕竟，那场运动也与后来的“文革”不同。毛泽东指示对待俞平伯要“团结”，承认他有“真才实学”。1956年，在何其芳的主持下，俞平伯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当时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这与俞平伯挨批前一个多月被毛泽东提议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占浙江名额）一样，说明了早期思想斗争“对事不对人”的基本政策。
认为李希凡等“不成熟”，在当时何其芳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之一。1956年，何其芳撰写了数万字的《论红楼梦》，他既要继承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艺术感受，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地阐释《红楼梦》。在何其芳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他分析作家的阶级意识十分慎重，他较少用典型、阶级性、世界观等概念，而使用了共名、阶级反叛、文化传统等字眼，力图尽照搬马克思文论词句的痕迹，试图达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水平，即在灵魂上的马克思主义，羚羊挂角，盐入水中，不露声色。冯雪峰、胡风等一贯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一直是被他所警惕的。对于李希凡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主要思想是色空论观点的批判，何其芳也是有所保留的。何其芳认为，色空观虽然不是《红楼梦》的主要思想，但这在《红楼梦》确实是存在的。他还认为，将曹雪芹说成是市民阶级的代表，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所引述思想出处的上下文意思！这对于纠正当时马克思主义方法一统天下所出现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是十分有益的。如果说，1954年红学运动有什么成果，那么，何其芳的这篇经典长论，也应该是这场运动催生的。
有些人认为1954年那场红学运动，李希凡、蓝翎、白盾等都是被利用的工具，在今天看来其写作毫无学术价值。此论又犯了“否定一切”、不尊重历史的错误！如果真的如此，看来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指责，就毫无道理了；俞平伯的观点也无须修正和提高了！胡适的考证红学依然可以以压倒的优势只研究版本和家世问题了，红学可以止步于作者个人身世和家世的考证与《红楼梦》故事之间关系的比附、印证上了。事实并非如此，新红学派的自传说、“色空”主题说、“二美合一”说、“怨而不怒”的风格论，都是应该被质疑的，或被否定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学术研究的“分内事”，各种意见的充分展开，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进步。这在红学史上，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缺少的一笔！
那场运动的“缘起”，至少三个方面的描述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文化领域的文学批评演化为最高领导人主持下的文化战线的思想斗争，已经上升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性和前沿性。第二，《文艺报》负责人作为当时文艺界的代表，被毛泽东定性为“对资产阶级投降”，而受到撤职的严重处分。其“贵族老爷”的态度，主要指的是对“自下而上”的群众评红力量不敏锐、不扶持！这里的主要错误是斗争策略的、思想方法的，而不是事务性的收发登记问题。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提问询信的问题，加重了语气，展开了气势，实质上针对的是文艺界的“政治上不展开”。通过改变领导人可以实现指导思想的扭转和提高，但将冯雪峰甚至和丁玲一起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则是错得离谱，犯了残酷斗争的错误。毛泽东想以此展开更迅猛、更彻底的思想批判运动，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即使是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周扬等都没有跟上他的步伐，遑论有什么可观的实效。第三，红学中“自传说”的难以为继，必然表现为红学发展的自我否定和革命。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典型论必然在红学中应运而生，取代陷入“范式危机”、“技术崩溃”、缺乏视野、“总不长进”的“自传说”。如果没有1954年“接力性”的对于红学的“大批判”、“大继承”，那么红学在20世纪后半期就难以为继其“显学”地位。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0日，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李希凡：《苦乐人生的轨迹》，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2]王湜华：《红学才子俞平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