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老院长宋云溪做了股骨头置换术，手术很成功，请上海的专家来做的，我们主任做的助手，我么，只能是打杂的了。因为他做过十几年的院长，所以，来探望他的人极多。上至省里的高官，下至平头百姓。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有送红包的，有送礼品的，有送人参等补品的，还有提着鸡鸭鱼的，不一而足。房间里的空地，被塞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清理一次，带回家，只留几束花。大量的水果，都被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们“战斗”掉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为他换药。换药以后，我会留一会儿，跟他聊几句，直到他开始输液，我才离开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手术以后，家属都各自上班了，老太太也不能一直陪着他，要回去做饭和送饭。我感觉到他很孤单，虽然来探望他的人很多，但毕竟，都是几句场面上的话。而且，都很忙，很快就走了。
大概是手术后的两周吧，我夜班。做好必须做的事情之后，我去宋院长的病房看他。刚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了极其开心的笑声，还不止一个人的笑，我觉得有点熟悉，从门上小窗看过去，我一下就目瞪口呆了。
病房里，宋院长半躺在床上，面朝里，手拉着另一个人的手。一起放声大笑的，是紧坐在床边，展示他百分之百笑容的老夏。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老夏笑得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舒展开了，嘴角笑得歪向一边，眼泪从眼眶里向下流，可以看得见口水都淌在了被子上，头呢，笑得直摇。
百分之百的笑容！
我不止目瞪口呆，简直要心跳呼吸停止了。
宋院长，宋云溪，怎么会和老夏连到一起的呢？
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正犹豫着该不该进去，宋院长倒看到我了，忙叫我：“于医生进来吧，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
我只得推门，面露窘态，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破坏了他们相处的气氛。但两个老人丝毫没在意，仍旧拉着手，宋院长对老夏说：“小于医生，你不认识吧？我的直接领导，人不错，肯吃苦，谦虚，基本功扎实，有前途。”
老夏先笑，想一想，笑得更畅快了，好一会儿工夫才答话：“老兄啊，告诉你吧，我早认识了，你说得不错，是个好小伙子。这一期医院的医讯，有篇文章叫《医术与医德》，你写的吧，我看了，观点很新颖，文笔也不错，古人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一样有意义。好好努力，你可以写出更好的文章。”
医院团委办了份内部刊物，叫《医讯》，主要是刊登医院的近期动态、好人好事以及表扬信等。为了保证刊物的定期发行，医院要求每个科室指定一个通讯员，每月至少写两篇稿子。我是外科被指定的通讯员。因为实在没东西写，我就写了一篇杂感，谈谈我自己对于医德和医术辩证关系的认识。其实，这样的刊物发到科室，谁也不会正眼多看的，没想到，老夏竟然看到了，我觉得很震惊。难道他一直在关注着我？
我已经忘记了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也忘了跟他们说的话。那一刻，我一直被两位老人的笑容和从容所感动，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友谊，以及每个人经受的种种考验，和那考验之后的心得体会。电光石火间，我明白我找到了老夏过去经历和生平的路径，而那路径也不仅仅只跟老夏有关。它和我们过去的岁月更迭，关系更大。
宋云溪宋院长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只要一得空就去他的房间，是我提出来要听老夏的故事。我把我已经知道和看到的老夏的事情，都告诉了宋院长。我明确表示了兴趣，宋院长并不推辞，他以为，让我知道那一切，也算是他们那代人对后人的交代。我在那时，也没想到，会有写老夏的这一天。老夏，也并不只是他自己了。
老夏的祖籍是本地人，到老夏这辈，他的父亲，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银行家了。老夏名叫远志，读书时代一帆风顺，大学毕业就定了亲。本来是可以出国去继续做学问的，不知道是否受了陶行知的影响，一心一意要回家乡办教育。在上海，因为是同乡，两家人互有来往的。他比宋院长早回家乡两年，是一九四〇年左右的事情。现在城南的育人学校，就是老夏最早的教育基地。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夏自己出钱出力办的。当时在县城，绝对是一件轰动的大事。据说，为了回家乡办教育，定的那门亲就没成，退了。也有人说，他们是结了婚的，有子女的，现在还在上海。老夏回了家乡，遭了变故之后，就离了，是解放后才离的婚，是老夏主动的。具体怎么样，连同时代的宋院长也不清楚。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老夏解放后没结婚，没有过伴，一直是孤身一人，这里面当然还有原因的。解放那年，老夏突然被查出参加过国民党，一下就被从自己办的学校踢了出来，踢他的人，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位老师。老夏失业了，上海回不去，银行早就被封了，父辈们也先后辞世，存活的几位兄妹逃到了国外，一个家从此就散了。
因为没了职业，老夏一解放就穷困潦倒，不名一文。当时的宋院长正是大红的时候，政治气氛也没后来那么严峻，他自己做的主，把老夏招到医院，做了一名勤杂工。扫地，抹窗，挑粪桶，挑水，所有的脏活，都是他一个人做，算是临时工，那时还没有“主持”太平间的工作。
我问宋院长，老夏参加国民党是怎么回事情？
宋院长说，据他的了解，当时的苏南是汪精卫的地盘，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效忠，要求当时所有有单位的知识分子，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是集体加入。把表发到单位，由单位的某几个积极分子作为介绍人，填个表上报，登记一下，就算是国民党的党员了，根本不要考验和宣誓的。当时的教育系统基本全部都是如此参加的。推算一下，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的事情。那年，宋院长刚从上海回来。谁也没料到，一解放这张表就成为参加了国民党的证据，一直压在了他们的头上，很多人为此一直没有能翻身。到了“文革”，又被拉出来斗得要死。宋院长说，“文革”一来，他自己挨斗，老夏也挨斗，两人常常并排站着，所有的酷刑都经历过。在“文革”早期，因为武斗得厉害，常常有大批的死人拉到医院。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了，老夏常常是白天挨斗，晚上就被拉去，为死人抹身，穿衣，整容。渐渐地，老夏被批斗的时间少了，在太平间的时间多了，再后来，人们就渐渐忘了老夏的来历，他在医院的身份就被定位了，一直至今。
有一个疑问随之而来，他的女儿是怎么回事啊？
宋院长说了，是养女啊。一九七〇年，外地的夫妻俩路过此地，车祸，都走了，老夏为他们穿的衣服。留下个小女孩，一岁多，看着可怜，就收下了，起个名字，叫夏收。
那他老哼的那句戏词，有什么来历吗？
宋院长笑了，你倒仔细啊。在上海，年轻的时候，家里有钱啊，赶时髦啊，都玩票的，他喜欢程派，扮过花旦，唱过《六月雪》的。
原来如此！
不是我想的那样，因为有天大的冤屈，才常常哼的。
他没平反吗？
宋院长一下就严肃起来了，他长叹一声，解释道，老夏的问题不是“文革”的事情，而且他确实参加过国民党，所以，不存在平反的问题。还有，他解放后就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也就谈不上经济赔偿。
我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随着答案的渐渐明了，有一个很严厉的声音，从很深的心底发出，在质问我自己：你对老夏的关心，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很多问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稍加思考就可以有答案的。譬如他一直没有老伴，跟女儿年龄的差距又那么大，那么女儿肯定不是亲生的。譬如他的不幸是在解放后发生的，一定有某种政治的原因，我却从来没从别的角度想过。自以为，是出于对真相的执着，只关注他的过去，却对他的生活现状视而不见。他现在如何的生活，如何的思想，我一点儿不知道。那么，对于他过去的浅薄的关注和由好奇出发的关心，说白了，很大程度上，是猎奇的心理在作怪。他现在做的和说的，他现在想的和需要的，其实比他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更加重要。也许因为年轻，我们往往喜欢借助过去，某个人，某件事，来装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并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炫耀的资本。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在那以后的小半年里，只要有时间，我就去老夏的小屋，跟他学京戏，学书法，学写文章。我也学会了他唱的那句戏词，还有许多程派的段子。他的腹笥极丰，我也喜欢看野书杂书，能谈的内容很多。只是我几次问到他个人的情况，他都回避不答。在外人面前，我从不谈起老夏。那时我住医院，是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宿舍的人都奇怪我的行踪，怎么和一个给死人穿衣服的老头打得火热。连我们科主任都过问到了此事，说要注意言行，免得影响前途。
又是一个夏天来到了。
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看到了老夏的女儿，夏收。亭亭玉立的姑娘，神情中带有落寞，看到我，不带感情地打个招呼，就回了小屋。她分回家乡的实验高中，做了一名语文老师。我想起了老夏的话，替她填的志愿，天地君亲师么。那么，这里面只怕是包含着老夏不为人知的苦心了。不知道我这回的猜测是否又错了。
记得是夏天将尽的时候，老夏托人带信，要我去他的小屋一趟。我奇怪啊，我前两天刚去过的啊。难道就在这两天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那天的天色不好，阴阴的一个傍晚，像要下雨的样子，风若有若无地刮着，浸人肌理。远远地看绿树，间插着黄黄的叶子在里面，虽然还顽固地附着在树枝上，但就要成为无数诗人可以吟唱和寄托惆怅的落叶了。季节在飘落中被告知，秋天，就要来了。
我刚走到老夏的门外，就见他的简单的家具都被搬到了屋外，正在装车，像是在搬家。我心里很是吃惊，就在前几天我来玩他也没说起啊，怎么两三天的工夫就决定搬家了？
老夏坐在那张惯坐的藤椅上，不是坐在小屋中间的灯下了，而是就坐在大门外，衣着单薄，表情苦闷，欲说还休，嘴里小声地嘟嘟着。风仍旧若有若无地刮着，浸人肌理的。他的女儿夏收正在指挥几个工人搬家，满头的汗珠，并不理睬他的表情。老夏看到我来了，一下就站了起来，没站稳，又跌坐在藤椅上，我忙跑过去，蹲下身来，靠着他，老夏的眼泪慢慢地漏了出来。
老夏擦去眼泪，很长时间，才恢复了既往的表情：“我不做了，退休了。”
“好啊！你本来年纪就大了，做这行当太吃苦了，早该退了。”我理智地回答他。
“就是啊，我都工作了，你么，钱也挣得够用了，还要做啊，一把老骨头做到死啊，我不是要被别人骂死了？高考的时候，我想考医学院，你帮我填的师范，我听了。现在，我既然做了老师，也要注意影响的吧。总不能让学生说，夏老师的爸爸是做……”女儿夏收一边帮着搬东西，一边说道。一阵风刮来，把夏收下面的话刮到另一边去了，谁也没听清楚。
“老人家，这是女儿孝顺你，帮你租个新房子，虽然是平房，环境比你的房子好得多啊，别的老人家修都修不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啊，把老人家不知道放在哪个角落里的。”帮着搬家的工人跟着附和道。
老夏被我们几个人一说，倒不好意思了，他从屁股下面，拿出一个信封，八开牛皮纸的，里面厚厚的。他递给我，说道：“你回去看看，这些东西，都是过时的了，也没人会感兴趣，本来早就该烧掉的，后来事情打打岔就忘了，一直存着，现在要我烧掉它们又舍不得了。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你这人心好，仁义，一直关心我，拿去看看吧，你喜欢写写，也许有用的。唉！都过去了啊！”
我接过信封，发现牛皮纸的外壳已经有几处破了，露出了里面的底色，是红色封面的书。我没敢猜测里面的内容，但我很清楚，那一定跟他的过去有关系。我站起身，怕问不清楚，特地向夏收要了地址，表示过几天就去看老夏。再跟老夏道个别，我怕我的眼泪会流出来，快快地离开了小屋。
我手拿信封，心里感觉它沉重无比，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我想象中的他过去的历史吗？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去看这里面的东西呢？我在初秋的傍晚，阴阴的天空下，承受着若有若无的风，思考着我的去路。
宿舍里肯定有人，而且是乱哄哄的，在那样的场合看这样的东西，显得十分的轻视和随意。不行！办公室也不行，有值班的医生，有来来往往的病人，一切都已经那么愁苦，在那样的场合看，显然是一种亵渎的行为。我决定，到周末回家再打开它。再封存几天，让我的好奇心再延长和保留一段时间，也许正可以让我进一步思考，关于他们那代人的存在，对我们目前的存在和未来的生活具有的警示意义。这也许才是我真正关心老夏，以及老夏们的意义所在。
那个周末，我回到了农村的家中。父母亲为我的回家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吵嚷得整个村上都知道我回了家。实际上，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的两年里，只要有可能，每个周末都是回家的。但我每次回家，父母亲都像是我久别回家一样热烈地招待，把我当作客人一样地招待。我说了无数遍，他们总也不听。因为，我是这个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亲的自豪和骄傲可以永远地维持着，而我的回家，似乎是给他们的骄傲在不断地加上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