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夏即使在自己屋里，也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根根见底。他拖过藤椅，继续织他的毛衣。我坐在一旁的木凳上，端着他泡给我的热茶，东张西望，忽然发现，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
老夏突然问我：“医院宣传橱窗里的字，你写的？”
我先是一愣，后来才想起来他问的什么。
十一国庆，医院要出一期宣传栏，我写了幅字，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用的是行楷。应该说花了点工夫的，可惜进了橱窗，除了博得几句好之外，没人真正地给过我发自内心的赞扬。我没想到，老夏居然也看到了。
我局促地点点头：“是我写的。”
老夏说了：“整幅字的风格可以，布局不是十分妥当，结句的字写得无力，大概是什么事情催促的。”
我惊呆了。
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那天在宿舍，我正在紧张地结句，一个宿舍的几个同事，催着要打牌，我没办法，只得草草收了。写完后看看，确实不够完满，因为时间紧，也就交了上去。
没想到被老夏看出来了！
老夏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摹过几张帖，后来么，不说了。”说完，他又哼起了那句戏词。
这回的音调里，含着无奈了。同样的一句戏词，在他的嘴里，居然有多种多样的含意，真是不可思议。
我已经不再惊奇了，因为，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在他的身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我想问他的是：“天这么冷，你怎么还在屋里洗澡呢？冻坏了怎么办？”
老夏说了：“你不知道，做我这行的，去浴室洗澡，别人要嗔怪的。再说了，我是要天天洗的，上浴室也太费钱了。”
“天天洗澡？”我隐隐地知道些什么，却又不是十分清楚。
老夏说：“做我这行的，要自觉。天天洗个澡也不为难，别让人说闲话。”
我看他织毛衣的神态，像在含笑面对着自己的儿女一般，忍不住又要问了：“看你织毛衣的样子，就像我的母亲。你怎么学会的？”
老夏头也不抬：“不要学的，当你觉得生活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的。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这是我第二次听他说这句话。
等于没说，我再转移话题：“你女儿多大了？在哪里啊？我从来没见过么？”
说到他女儿，老夏的脸，又展示了他惯有的百分之七十五的笑容了：“她在读书，苏州大学，师范，本科啊，还有两年毕业。高考的时候说做老师不好，嫌苦，我帮她报的师范。天地君亲师，做老师怎么不好啊？”
老夏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不像他惯常的为人态度。
我说：“你织的毛衣，她肯穿？”
老夏更得意了：“我都是按照最流行的样式织的，一般的人还织不出来呢。这几年流行宽松的棒针衫，你看我手上的，就是的，宽宽大大的，我女儿个子高，皮肤白，套在身上，更好看了。”
他又哼起了戏词，这回是加了速度了，变得欢快了，像刘德华的歌曲《忘情水》的前奏了。
我还想再说几句，朋友叫我去帮忙了，我只得跟老夏道别。
那两个晚上，只要一得空，我就到老夏屋里去待着，有时闲聊几句，有时就坐会儿，也不说话。我已经很熟悉他所有的外在的举动和言行习惯。但他的内心，我深入不进去，即使在医院，也没人知道他的从前。他的来历和经历，对大家都是一个谜。也许，了解这一切的人都不在了。毕竟，老夏已经七十多了。
从那以后，我和老夏就算熟悉了。老夏除了“主持”太平间的工作，还有一项兼职，就是不定期地到每个科室，收集装药品的纸盒和纸板卖到废品站，卖到的钱要交给医院后勤，到年底按照比例给予提成。因为他的烟瘾极大，所以他每次来，我就把平时注意收集的散烟，用病历纸包好，送给他。他照例是用嘴指指自己的口袋，我替他放进去，他从不用手接别人的东西。因为，他除了替死者穿衣服以外，做其他的事情和跟人打交道，都戴着一副薄薄的塑料手套。他的那双手，似乎是专为死者而裸露的。当然，在他自己的屋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譬如，为女儿织毛衣时，他的手也是赤裸的。有时，我也跟他开玩笑，问他忙不忙啊？他说忙，我就说，那么钱多得用不完了？他马上说，用得完，用得完。他会接着叨叨地说他一天的开销。我有一次故意问他，收不收徒弟啊，我说我做他的徒弟吧。我那时一个月才拿三百多块钱，还不如他给死者穿一次衣服呢。我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之后，他立刻就严肃起来，说钱再多，不能代表你活得有尊严，人在世界上，被人尊敬是最大的幸福。我被他一说，从此以后就再不敢说笑了。
那年的年底，有一回他来科室，做完事情后也不走。我知道他有话说，就靠过去问他，他神情很萎靡，说话也叨叨得不清楚，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原来，他织好毛衣，亲自去了趟苏州，送到了学校，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看老夏的年龄，以为是她的爷爷，就问她父亲是做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女儿寒假回来就发火了，埋怨他不该去的。毛衣也没穿就带了回来。
我看着老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笑。我能明白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但我不能明说，只得劝解了几句，说女儿的年龄还小，还没到知父母恩的年纪，大些就好了。老夏总算是有点精神了，走了。
第一年的轮转结束后，我就分到了外科，做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外科医生。我的初恋也是那一年开始的，她就在外科，是护士。那时的狂热，现在想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那一年流行姜育恒的歌，有一首《跟往事干杯》特别的火。当时还没有碟，听歌只有磁带。有一天中午，我和护士恋人，去县城最大的音响商店买姜育恒的磁带。一进商店，我为一种特别熟悉的旋律而震惊，那是夹杂在巨大的流行音乐里的一丝天籁。我侧着耳朵，向旋律传来的方向移去，护士恋人不知所措地跟着我移步，到了京剧磁带的柜台。是柜台里的收录机在放京剧的唱段，而放的这一段，恰好是我听老夏哼过无数遍的那句戏词，一句唱完，整整两分钟的时间。我忙问店员，放的是什么，那店员见我一个毛头小伙子问这样的问题颇感意外，在他的思维习惯里，京剧一定是老人的爱好。但他马上很热情地回答了我：“这是程砚秋的《窦娥冤》，这可是他的名段啊。”
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盒磁带，然后就想立刻回宿舍去听。护士恋人不高兴了，我也确实只顾了磁带，而忘了她的存在；连忙道歉，再去买姜育恒的磁带，已经没有了。只得怏怏地一起回医院。一路上，我的心全部放在了《窦娥冤》上，也学着哼了起来，《跟往事干杯》居然真成了往事，我和护士恋人的故事，从那天起就无疾而终了。
那天回到宿舍，我不顾一切地拆开磁带，塞进我的收录机里，一阵熟悉的旋律从带着沙声的音箱里传出，我静坐细听，前面还有几句道白，一声“妈妈容禀”叫得我心里一颤，然后就是那句戏词了：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惆怅……
原来最后两个字是惆怅。
我不懂京剧，更不懂什么流派，但我能懂音乐和它要表达的含义。这短短的两分钟里，曲折蜿蜒、抑扬顿挫的曲调，配合声情并茂的唱词，把心中无数的冤屈、不满和愤恨都一起宣泄得恰到好处。
我马上就有了疑问，难道说老夏的心里有着极大的冤屈和愤恨吗？但我没有答案，至少那时根本就没有寻找答案的途径，只是在此后，听到老夏哼哼着走路或者抽烟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心里一次次地想，从哪里能得到答案呢？
我分到外科，正是外科最缺人手的时候。每天一上班，先是没完没了地换药，然后是上台，开刀，或者是助手，或者是拉钩，主刀是轮不上的，最后关腹和缝皮是一定留给你的。手术结束了，你下台，回到科室，还要开医嘱。开完医嘱，还要写病历。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厨师的下手，除了上灶不是你，其他全是你。先是普外，再脑外，再胸外，再骨科。因为是我自己选择和向往的，我只能毫无怨言，埋头苦干。这样也好，每个专科都想要我，我自己选的是骨科。
我选择骨科的原因是，手术简单扼要，不拖泥带水，符合我的性格。那时县城很小，路窄车少，根本没想到，今天会发展成一个很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路宽了，车多了，交通事故频繁，让我们忙不胜忙。
很快就是这一年的冬天了，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简单的色彩和环境，让人的心也单调起来，行动和思维渐渐地自我禁锢了。在不知不觉中，我在医院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某天夜班，忙完所有的工作，我忽然想起，还是去年这个时候和老夏谈心的，不知道他跟女儿的矛盾化解了没有？他的女儿今年要毕业了吧。这样的天气，老夏还天天打水洗澡吗？我猛地想起，真的有很长时间没看到，不，是没想到老夏了。难道仅仅是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吗？还是因为俗务和凡事把我的好奇心和关爱心慢慢地消磨掉了？我没有答案。
春节后的一天，记忆里是正月初十左右，我白班，正忙着写病历，忽然走廊里呼啦啦来了一群人，人群里有医院的正副院长、总护士长、大外科主任和我们骨科的主任。我心里奇怪，这是做什么啊？一阵忙碌，人群都聚向了病区东面的一个房间，主班护士叫我了：“于医生，来病人了，45床。”
45床，就是病区最东面的房间，也是条件最好的房间，只安排了一张床，是为了县里的一些干部准备的。我心想，大概是县里某个领导断了筋骨了，不然，医院的那么多领导会巴巴地跑前跑后？
我来到病房，一帮人还在，我们的主任，正亲自为病人做体格检查。病人是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年龄大概七十以上，气色很好，红红润润的脸，长长的白眉，颌下无须，体型偏瘦，长手长脚，手指特别细长，平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脸色平静，看不出哪里的伤痛。我没敢说话，静静地看着主任做检查，从问话中得知，病人是右侧的股骨颈骨折，在自己家里摔的。
我知道股骨颈的骨折是非常疼痛的，而躺在床上的老人，却一脸的平静，看不出丝毫的痛苦，这让我不得不从心里感到敬佩。检查结束时，我听他们称他为宋院长，说马上就做牵引。说完，大家一起连同我都退了出来，只留下家属在房间里。
主任亲自安排手术和医嘱，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因为刚刚摔的，要做牵引，加上止血、消炎等处理之后，才能手术的。这一切，都是主任亲自动手的，我只是帮着递东西和搭牵引的支架。一旁的家属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看上去像是病人的爱人和女儿，似乎她们是内行，在指挥着我们主任做，主任只顾埋头做他的事情，大汗淋漓，一言不发，这在主任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这更让我奇怪。倒是病人自己开口了：“你们歇一歇，出去转转吧，我不要紧。”
等一切都做好了，病人的疼痛似乎缓解了许多，说话的声音高了点，他朝主任点点头：“王主任啊，别见怪啊。女人家，唉！”
我们主任很恭敬地俯过身去，轻声答道：“没关系，我能理解她们的心情，宋院长，您觉得好点了吗？”
老人家点点头：“好多了。你去忙别的事情吧。对不起啊，大过年的，让你们都不得安生。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会叫护士的。”
王主任把我往前一推：“宋院长，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去年刚分来的于医生，他值班，有事情你叫他好了。基本功不错，肯吃苦，是个做外科的料。”
老人跟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点头，笑了笑，他闭上了眼睛，我和主任悄悄地离开了病房。
在办公室里，我和主任对抽香烟，我写病历，他喝茶，他慢慢地告诉我关于病人的身份和经历。
病人名叫宋云溪，六十九岁，本县周桥人，父辈是大地主，他早年在上海的教会医院读书，学成之后，就回到了故乡。县医院的前身，就是他一手创办的教会医院。解放后，他做了县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斗后，关了几年。“文革”后，再次解放，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就离休了。他是外科医生，县城的第一例阑尾切除术，就是他做的。那时刚解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现在医院里的外科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我们主任的老师，就是宋院长一手带出来的，到我，已经四代了，虽然是虚拟的排名，却是真实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了老夏的形象。他们相同的年龄，却是极不相同的命运。
病历写完了，我归置好一切，回到办公室。主任还没走，他等我落座，递支烟给我，点上，抽了一口，说：“等忙过这一阵，你写个入党申请书交给我，你自己努力努力，我再帮你做做工作。小于啊，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医院大外科的意见，把你列为培养对象了，以后啊，你明白吗？”
我没明白。
我工作是做得不错，但那是我的专业啊，我是个医生，难道可以不钻研业务？我喜欢动手，不喜欢静坐，那是我的天性，只不过表现在一个做外科医生的人身上，正好符合了工作的特性。我喜欢看病人，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和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我喜欢和人的交流跟谈话，喜欢揣摩人的性格，可以很快地和人成功沟通，那也是我性格上的擅长，正好切合了医生的需要。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喜欢，为了工作，为了病人和自己的专业。我没有想过要入党！
我张张嘴，没来得及说话，主任走了。
我该怎么做呢？我问自己，显然，暂时没有答案。
我丢开烦恼，先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