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多，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静了半天，才拿出那只信封，慢慢地打开它。先跳入眼帘的，是一本书，大十六开本的书，上面是一行黄色的行楷：“红色娘子军”。下面是一幅彩色的照片，《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跳芭蕾的一个造型，我不能准确地说出造型的名字。但在我的记忆里，是有过的。翻开它，里面全是黑白的剧照，下面配着文字说明，其实就是一本电影连环画。纸质陈旧泛黄，但张张纸都平平整整，没有皱折，甚至没有压拓过的痕迹。我看看封底，说明是七〇年出版的，二十多年了。在书的中间夹着几张纸，是那种旧的草纸，发黄发黑，摸上去都刺手。我打开第一张，纸的抬头正中，赫然写着四个字：“我的检查”。
字既小又潦草，是用钢笔写的，又涂又改的草稿。因为年代实在太久远了，很多字都看不清楚。我站了起来，把纸顶到灯下，一字一字地读了起来。
1940年6月，上海××大学毕业。证明人：周泽民。
1940年7月，回苏南县××区，办育人学校。证明人：汤承业。
1942年2月，该时，留教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汪记），由茅福根、钱云珠二人介绍。证明人：谢民声。
1949年5月，因病离开育人学校。证明人：汤承业。
1950年至今，一直在县医院做勤杂员。证明人：宋云溪。
……
下面又是一段涂改的文字，用的是另一种颜色的钢笔：
……我保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衷心拥护对我的一切批判，心甘情愿地作为反面教材，每天都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抹身、穿衣、化妆，不让每一个战士死不得其所，绝不让反动分子有可乘之机，污蔑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开会准时到场，不迟到，不早退。做到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工作不推诿，不松懈，有质有量……
下面又是很大的涂改，再也没有了。
没有时间，没有落款。
另外的几张纸，内容大同小异，应该全是他正式检查的草稿，居然被保存到今天。
我放下纸，一下就坐到了椅子上，心情垂落得更低。我想象不出，老夏写这些检查时的心情，我真的想象不出。我在那一刻，脑子里，只冒出了老夏常说的一句话，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原来这话里，包含着他的一生里无数的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屈辱、名誉的污蔑和自尊的摧残啊。包含着他再生之后对人生无奈的化解之道，对生活艰难的坦然，以及对害人之道的豁达。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把书和纸像原来一样，不露痕迹地放好，塞进了信封，放到了我的枕头下面。我还没想好我能把它们放在哪里。
但是，那以后的几周里，在我脑海里，老夏卑躬屈膝和奴颜媚笑的形象，一直不能抹去。他以往留给我的骄傲正直、坦荡无私和见识卓越，跟现在的形象，相距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混为一谈。我的心中，就好像有两个老夏，一个高大伟岸，一个卑微渺小；一个光明磊落，一个谎言无耻；一个桀骜不驯，一个卑躬屈膝；我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呢？我在两难的思考和选择中，度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时间。
应该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了，天气到了秋冬交替的时候，那天中午，我吃完饭，在抽屉里找自己的照片，要交几张做工作牌。在无序的翻动中，我发现了一盒磁带，已经有些灰在上面了，是程砚秋的《窦娥冤》。我一见之下，猛拍自己的头，大叫一声，啊呀！我答应去看老夏的，居然忘了，耽搁一个多月了。这下要被老夏骂了！
我在街上跑了半天，也想不起来老夏喜欢吃什么点心。我问自己，为什么和老夏交往了三年多，他的口味和嗜好也不知道？为什么答应去看他的，居然会耽搁一个多月？老夏在自己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地位呢？他过去的所作所为，难道真的对目前的交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吗？妨碍还是做作？敬畏还是敬仰？我说不清楚。
我按照夏收给我的地址，一路走来，是在县城的最南面，城乡夹居的地方了。房子是以前的农民建的，现在地没了，靠租房的钱维持生活。周围的卫生条件很差，生活环境也不好，三不管的地方，天将黑不黑的时候，一盏路灯也没看见。脚下的路也不好，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还会踩到水塘，路的两边，偶尔还看到种着菜的小块的田。我拎着一兜水果，走得直喘气，边走边想，这是什么地方啊，能住人吗？老夏，那么爱干净的人，能住得惯吗？我越走越急，为自己的疏忽和粗心懊恼不已。
老夏的房子不在路边，在第二排的第三家，是一间小平房，夹在两栋楼房的中间，大概是原来做厨房用的，主人分开租的。我敲敲门，里面传来老夏的声音：“谁啊？推吧，没关。”
我推开门，没点灯，看不清人在哪里，影影绰绰中，可以看到房间和医院的那间面积差不多，格局都一样的，原来放在哪里的东西还放在原地，依然没有电视。就是原来放着藤椅靠里的地方，多了一样东西，煤球炉。跟原来比，也少了一样东西——对面的墙上，没有窗户。也就是说，这间房，除了一扇门，是没有窗户的。
大概老夏听出来是我的声音，他立刻打开灯，从床上爬了起来，爬得急了点，我们一下就撞到了一起。我一见之下，心猛地落到了最底层，连带着我整个的人，都要跌倒一般。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老夏的相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头发全白，皱纹更深，整个脸被皱纹牵着，缩小了一圈，干瘪得无法相认，如果笑的话，怕是只能展示百分之五十的笑了。整个人似乎也小了一圈，就像服用了利尿剂的病人。他看到我，努力想展示他的笑，可惜，我看到的笑，真的比哭还难看，是哭，是哭了。
炉上的水壶，发出“呜呜”的叫声，水开了，老夏停止了短暂的哭泣，忙着给我端座倒茶，忙碌中，又恢复了以往的利落和爽快，那个坚毅和骄傲的老夏又出现了。我看他靠墙放着四五个水瓶，问他，他说：“这地方偏，天天在家洗澡，没地方打水了，要自己烧的。天冷，水要多才暖和，所以多买了几个水瓶，先烧滚灌好，洗的时候放在盆边倒倒，很方便的。你知道吗，我一说，女儿就去买来了，都是她买的啊。”
我问他女儿呢？
他说：“她啊，住校的，刚工作就做了班主任，忙得不得了。不过再忙，一个礼拜都要来两三趟的。告诉你啊，谈了男朋友了，也是老师，一个学校的，我还没看到过呢，只是听别人说起。”
他忙着灌开水，再换煤球，再灌满水壶，坐在炉上。换煤球的时候，一阵煤气吹来，我呛得连咳了一阵，我说，你闻不到吗？他说：“习惯了，不大闻到。反正过一阵就没有了。”
我要帮他的忙，他连连推辞：“你坐你坐，你不知道，人是要动的啊，尤其是老年人，我现在就是无事可做，真的很难过的。这样的清福我享不起啊。早晚要歇死的。”
他照例坐在正中的藤椅上，我坐在一旁的木凳上，像往常一样，聊的内容，无非是字啊，画啊，谁谁的文章如何啊，我新近买的书啊，还要照例地唱几句程派的戏词，终归唱不全。全是远远的事情，和我们的物质生活全无关系，越是贴近的事和物，我们越没有兴趣。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我们谈到过海德格尔，谈到了他**时，似有附逆的行为，有说是，有说否，莫衷一是。当时的很多读书人，正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双方都有自己的证据和理由。老夏说，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生活目标，和常人怎么去比较呢？最后，他仍是那句话，他说：“也许啊，也许，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冬天很快就来了。
从那天起，我基本是每月去两次，有时么聊聊，有时就坐坐，什么话也不说。我烦的时候想去，开心的时候想去。老夏的小屋，成了我洗涤心灵尘垢的乐园。
一天中午，我正在科室值班，电话响了，是内科的值班医生打来的，要我速去内科，有事情找我。我以为是会诊，也没十分地在意，想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再去，电话又来了，催促我，说是宋云溪老院长找我的，要我快点。我一听电话，马上就飞奔到了内科，也就是从二楼跑到五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