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生产与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出版
“文学事实”是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从事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言说文学，不仅仅是指涉具有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自身，而主要是面对处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构成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作为某种社会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文学事实。“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而作为“文学事实”的文学出版，罗贝尔·埃斯卡皮认为，有三个重要形态：书籍、读物、文学。[26]因此，研究作为读物的文学书籍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进而研究文学与图书出版的关系，研究图书出版对于文学生存、发展、变化的意义、作用、影响，便构成文学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对此，西方以罗贝尔·埃斯卡皮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学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阐述：
一、文学是一种社会交际文化，在传播中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在印刷文化时代，文学只有通过出版，借助图书载体，才得以传播、流通和被消费。[27]德国文学社会学家科尔方斯·西尔伯曼认为：“印刷品，不管哪种，作为内容载体均在大众媒介之列，另一方面，它的效果是以交际过程这一基础为先决条件的。”[28]就文学而言，首先是作家创作了作品，然后通过发表和出版，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上传播，其价值才有可能被社会和读者所认可。在文学社会学看来，所谓“文学”不存在于沙龙里的高谈阔论中和抽象的美学思辨中，而只存在于具体的在社会上传播、流通的文化产品中。“通过印刷，文本成为无法变化的物品，它有了一个所有者，一个署名和一种价值，它被出售，被标价，被贬值，变成推销品。”[29]而将抽象的文学和作家的精神劳动转变为具体的文化产品则依靠发表和出版。正是从此意义上，罗贝尔·埃斯卡皮说：“没有发表，也就不能说有文学。”[30]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的兴起，在对作为交际文化的文学传播、流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历史上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过程时，生产的经济中枢就从作家移到印刷者，然后移到书商，最后稳定在出版商上。”[31]
二、文学出版赋予了抽象美学意义上的“文学”三个重要形态：书籍、读物、文学。文学社会学是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作出此种划分的。一般来说，文化生产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生产阶段、流通阶段和消费阶段；五个环节，即酝酿环节、创作环节、物化（制作）环节、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生产阶段包括前三个环节。其中第一、二个环节属于精神生产过程，第三个环节是物质生产（制作）环节，即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产品，经过一定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相结合的生产阶段，依托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作家创作的文学书稿，经过出版部门编审人员的加工提炼，再经过印刷工人的排版、印刷、装订成册，使之取得物质外壳，并大规模地再生产，从而进入流通领域，供应图书市场的需要。正是文学出版机制的建立，使这一环节得以正常的运行，而由此区分了作家酝酿、创作过程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和被物化的精神产品——文学书籍。文学书籍一旦进入流通、消费环节，就成为读物。换言之，出版者将“文学”物化成文学书籍，就是要使其成为满足文学消费需求的读物，无论是文学的精神生产还是物化生产，都只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因此，罗贝尔·埃斯卡皮说：“要搞清读物——文学之间的关系，不能依靠形式上的分类或物质上的系统分类，只有从作者——读者交流的本质上，才能说清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凡是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作工具的作品即为文学；凡非功能性，即满足文化需要而非实用需要的读物即为文学。”因为，“文学作品也会有非文学的用途，文学消费与文学阅读并不是一码事。人们买一本书，可以不是为了看，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人们看一本书，也可以带着其他目的，而不是为了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或者提高文化素养。”[32]从这些论述可以见出：正是由于出版，连接了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而在这种连接中，文学形成了书籍、读物与文学三种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抽象理论的关系，而是一种受文学消费制约的常常困扰着作家和出版部门的“文学事实”。
三、关于出版职能，罗贝尔·埃斯卡皮认为，主要是挑选、生产和发行。“出版的惟一问题在于将个人的行为引向集体生活”[33]，因而这三项职能都应符合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某种关系，由此产生了作者们心目中的读者与出版商所设想的读者大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文学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作者、出版商、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作家而言，在文学活动之始，就存在着一个读者——对话者。“把作家同可能存在的读者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化修养上的共同性，认识上的共同性以及语言上的共同性。”[34]但是，“在这个读者——对话者跟出版这部著作的读者对象之间，可能有极大的距离。”[35]因为，“从商品角度着眼，惟一真正的读者是书籍购买者。”[36]而这正是出版的发行角度。出版商所设想的读者必须是处于“文学事实”中的读者，即文学消费者，罗贝尔·埃斯卡皮据此将抽象的理论上的文学读者具体划分为“借阅者”、“购买者”和“消费者”。从文学事实出发，文学出版者既要着眼于作为文学鉴赏者的读者，考虑文学出版物的美学价值；又要着眼于作为文学消费者的读者，考虑文学出版物的消费价值。作家与具体的读者（消费者）往往只着重于一个方面，而出版者追求的是两种价值的统一。当出版者要从呈交到他面前的大量作品中挑拣出最符合出版意图的作品时，他“一方面包括对可能存在的读者大众想看的书和将要购买的书作出事实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包括对可能成为读者大众欣赏趣味的东西作出价值判断”。[37]因此，“他试图以读者大众的名义对作者们施加影响，又以作者的面目对读者大众施加影响”。[38]处于文学价值与图书消费价值、作家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文学出版者往往扮演着一个两难的角色。
了解上述观点，对于我们透视新时期的文学出版现状，并剖析其中存在的种种矛盾，找出症结所在，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的。
二、新时期文学出版现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2009年对于我国出版界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这一年确定为新闻出版的改革主题年。自4月1日总署制定下达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后，出版界的体制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力度最大的是出版社的“转制”，即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当年，中央社完成集体转制，地方出版社先后也都完成了企业转制，出版体制改革还包括国家出版社与民营资本的“公私合营”，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北京共和联动公司注册成立合资公司；多家出版部门兼并重组，打破地域和部门限制，打破条块分割，培育资产和资源集中度高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成为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等等。[39]所有这些出版改革的指向都是十分明确的：即出版是一种文化产业，必须走市场化的路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出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出版业的改革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启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文化改革步伐的加快，2009年的改革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考察当代的文学出版，必须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中。换言之，新时期文学出版现状具有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他时期的新的特征、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其与文学的关系，其对于文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影响，也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是由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变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有两个最直接的变化因素：
一是图书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出版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产生了文化市场，图书市场就是文化市场的一种。图书市场是图书的作者和出版者之间以及出版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换活动的场所，是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满足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场所，主要有：书稿市场、出版管理市场、印刷市场、发行市场与零售市场。正是图书市场的形成，使文学出版部门由过去单一的文学书籍的生产部门到受图书消费市场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基本上没有形成图书市场，文学图书的出版往往只从文学自身考虑，而很少关注读者大众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形成了商业意义上的图书市场，而且有了巨大的发展。仅以1978～1988年10年间为例，全国出版社由200多家增加到500多家，发行渠道由原来的出版社与国营新华书店之间的单一渠道到多渠道。1988年全国各类图书发行网点已达11.2万多处，其中国营书店1.2万多处，供销社售书点5.4万多处，其他集体书店4千多处，个体书点（摊）2.5万多处，其他社会力量售书点1万多处。全国发行图书62.16亿册，比1978年的33.74亿册增长近一倍。[40]图书市场的发展，出版发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出版社由单纯出版型向出版经营型转化，编辑部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出版社的每个编辑都面临着选题竞争、市场观念、读者需求、做畅销书等问题。发现、选择、组织书稿就成为编辑部的重要课题，一个个市场热点，就成为出版社之间竞争的焦点，书稿的交易关系也由此形成。
二是图书市场中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文学消费者的日益缩小，文学图书发行渠道的狭窄与发行量的萎缩。据陈丽在《困境与突围——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海作家情况的调查》[41]一文中报告：
出版社的转轨、发行渠道的狭窄、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阅读时间的减少……诸般原因，使得严肃文学作品的发行量呈大幅度滑坡趋势。王安忆：80年代印数几万册，现最多几千；叶辛：80年代初，发行量最高达100多万册，现二、三千册；王小鹰：《你为谁辩护》3万册，现在出版的《我们曾经相爱》订数不足1千册；陆星儿：原来一般七八万，现三四千。他们都是早就成名的一级二级作家，尽管接纳他们的杂志社、出版社相对较多，但也感到出书的艰难。至于名气不大的作家、诗人，境况就更差了。一作家说：过去是出版社向我们要稿：“有哦？有哦？”现在是我们问他们：“要哦？要哦？”小说的出版，尽管艰难，还能给人以一线希望，而诗歌的创作（古典意义上的纯文学），境况则更惨，诗人们不仅需要自己买书号或给出版社拉赞助，还得自己包销大部分诗集，他们还没有从筹资的困顿中走出来，就又要对着一大堆无法推销的书发愁了。
其实，何止是在上海，是青年作家、诗人，就是那些闻名全国的老作家也受到读者冷遇。徐迟在90年代写了两本书：一部是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出版），一部是由他自己编辑的《徐迟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前者印数2千册，后者则只有1千册。晚年的徐迟曾悲哀地说：我的书已经没人看了。他在去世前甚至对人说过这样的话：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总结出三个错误的选择，其中之一是不该选择文学。[42]
上述因素导致文学出版部门近年来在出版理念、出版方式、出版对象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主导趋势是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图书市场的需求中把握、定位出版，走商业化出版的路线，由此形成了对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复杂影响的种种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