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用风筝实验证明闪电的本质是电
18世纪中叶，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对彼时最新潮的事物——电力——产生了兴趣。1751年，富兰克林发表了关于使用金属杆在雷电天气里引电的理论。但是，在富兰克林测试自己的理论之前，法国人乔治-路易·德·布封伯爵（Comte Georges-Louis de Buffon）先他一步，抢先在法国做了这个实验。
布封还没有傻到亲自来做这个实验。J.L.海尔布伦（J.L.Heilbron）在《牛津现代科学史指南》中写道，在一次暴风雨中，布封雇佣了一位“甘愿赴死的老兵”，这位老兵“用指关节碰了一下金属杆，金属杆迸出了火花”。海尔布伦说，那次金属杆所导的电很微弱，因此老兵得以幸存，如果是一整个闪电劈下来的话，老兵就会被烧焦了……我们在下文中就会看到类似的事故。
自此，风筝就取代了金属杆成为了人们首选的导体。海尔布伦认为法国科学家雅克·德·拉玛（Jacques de Romas）是“第一个建议使用风筝将雷电引到地面的人”。在一封富兰克林于1752年10月写给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信中，富兰克林称，在法国做的实验“在费城也成功了”，实验用了一只风筝、一把金属钥匙、丝带和富兰克林称为“管形瓶”的莱顿瓶（Leyden jar）。富兰克林说，打湿的风筝线可以“任意导电，之后在风筝线的末端系上丝带并绑上一把钥匙”。“暴风雨快要来的时候，开始放风筝”，“实验者必须站在室内或者可以避雨的地方，确保丝带不被淋湿，还要确保风筝线不会碰到房间的门框或窗户”。（富兰克林在这个实验中使用干燥的丝带来确保实验者不被烧焦，只可惜丝带这种安全设备完全没有用。）“随后用指关节触碰钥匙，你就会感到一阵阵电流”。然后实验者就把钥匙导的电导入“管形瓶”里。（管形瓶或莱顿瓶是一种电容器。）
这样看来，富兰克林还算明智，因为他没有让钥匙导的电导到“实验者身上”。实际上，富兰克林使用风筝线是为了让金属钥匙上升到风暴中。真正导电的是这把“钥匙”，而不是手握打湿的风筝线的实验者。
1767年，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在《电力的历史和现状》（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Electricity）一书中称，富兰克林于1755年6月做了这个实验，尽管富兰克林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普利斯特里说，“在法国电学家证实了同一理论的1个月后”，富兰克林站在旷野里的一个小屋里，“用自己的指关节触碰了那把钥匙”。普利斯特里貌似不知道这种实验失败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他让读者亲身体验一下，看看“富兰克林在感受到明显的电火花的时候，他会有多么兴奋”。（普利斯特里显然没有碰过通着电的路灯电缆，他肯定误以为这种电缆是要被断开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作家R.康拉德·斯坦（R.Conrad Stein）说，“没人可以百分百确定，富兰克林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这个实验”。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富兰克林没有为了做实验而在雷雨天气中放最普通的风筝。
次年，基于富兰克林的避雷针研究，德国物理学家格奥尔格·威廉·里奇曼（Georg Wilhelm Richmann）自制了一个避雷针，但却死于非命。马克·斯滕霍夫（Mark Stenhoff）在《闪电球》（Ball Lightning）一书中写道，里奇曼和一位同事发现暴风雨就要来了，便飞快地跑回家想要做几个实验。同事说，里奇曼教授的手刚碰到避雷针时，“避雷针就喷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淡蓝色火球”。不幸的是，“这个火球一下窜到了教授的前额，教授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倒下了”。同事继续说，教授的鞋子“猛地裂开”，致人死命的电荷通过教授的脚传到了地下。这就是里奇曼教授飞速赶回家做雷电实验，结果却死于非命的故事。
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一块发霉的面包上发现了青霉素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青霉素的发现是现代医学取得的最大进步。1929年，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无意中发现了这一“灵丹妙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演讲：1942—1962年》（Nobel Lectures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42-62）出版了弗莱明1945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讲。弗莱明在演讲中承认，“我只是偶然观察到了青霉素”。当时，弗莱明正在研究治疗流感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弗莱明看到一个废弃的培养皿中长出了一种神奇的霉菌。所以，弗莱明不是在自己剩下的午饭上发现青霉素的。1929年，弗莱明撰写了论文《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s of a Penicillium），并发表在《不列颠实验病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athology）上。在这篇文章中，弗莱明说，“在实验过程中，培养皿必须与空气接触，然后培养皿就被各种微生物污染”。（实际上，弗莱明的实验室一般都比较乱，做实验用的培养皿会在放了好几个星期后才会清理。）
有人说，污染培养皿的霉菌是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的。实际上，这些孢子是由楼下的实验室飘上来的，当时楼下的实验室正在做过敏实验。这个故事之所以会和面包有联系，是因为培养皿中的霉菌是面包霉。面包霉把培养皿里的细菌都杀死了，所以弗莱明认为这种霉菌可以“杀菌”。弗莱明继续写道，“我唯一的贡献就是没有忽视这一现象，并且以细菌学家的身份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是，弗莱明的研究还不算彻底。《20世纪名人录》（Who's Who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指出，弗莱明“未能对青霉素进行提纯，也未能说明其真正的治疗价值”。《大英百科全书》认为这是因为弗莱明缺少“必要的化学手段”，因此“无法分离和确认青霉素里的活性物质”。而J.K.阿伦森（J.K.Aronson）在《牛津医药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edicine）一书中补充说，弗莱明“未能试着将青霉素应用于临床之上”。甚至弗莱明本人都承认，“我1929年发表的论文只是别人研究青霉素的起点，特别是研究青霉素在化学领域的起点”。
事实上，直到1940年，厄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和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才证明了“青霉素作为抗生素的巨大价值……二人的研究为其他各种抗生素研究铺平了道路，宣告了细菌和真菌疾病治疗方法变革的到来”。
阿姆洛斯·莱特爵士（Sir Almroth Edward Wright）曾于1942年8月28日写信说，“荣膺发现青霉素的‘桂冠’的是这一研究实验室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所以，我们有可能就因此认为，弗莱明一人就发现了青霉素及其价值。显然，阿姆洛斯爵士急于为自己的疫苗接种部门邀功。这一部门隶属于伦敦帕丁顿区（Paddington）的圣玛丽医院（St Mary's Hospital）。阿姆洛斯爵士继续写道，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并第一个写了文章，指出了青霉素可能在医学上的重要应用”。但是，科学界更了解事情的真相：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爱德蒙·哈雷发现了哈雷彗星
“嗖”的一声划过天际的巨大球体是很难被忽视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240年，中国天文学家就观测到了世界上最出名的彗星——哈雷彗星，并做了相关记录。哈雷彗星距地球最近的时候是在公元837年。《图解科学词典》（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Science）一书说，1066年的“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上就绣有”哈雷彗星。在挂毯上，哈罗德国王（King Harold）的朝臣正惊奇地指着这个火球，而哈罗德国王则猛地弯下了腰。
有人认为，伯利恒之星[1]（Star of Bethlehem）其实就是出现在天空中的哈雷彗星，但是帕特里克·穆尔（Patrick Moore）在《天文学数据手册） （The Data Book of Astronomy）一书中更正了这一说法，他说，公元前12年，“哈雷彗星就早早地光临了地球”。艾伦·库克（Alan Cook）在一本关于爱德蒙·哈雷（Edmond Hailey）的传记中认为，1301年，哈雷彗星回归。1304年至1306年，意大利画家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以此为灵感绘制了宗教壁画《东方三博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画面上，马厩上方的伯利恒之星就被画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18世纪早期的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只是第一个测定哈雷彗星轨道数据的人，他认为之前出现的几颗彗星实为同一颗星，并成功预言了其回归的时间。哈雷在其1705年的著作《彗星天文学概要》（A Synopsis of the Astronomy of Comets）一书中写道，1531年、1607年和1682年（哈雷首次观测到这颗彗星）出现的彗星是同一颗星，大约每76年就会回归地球：“所以我敢预测，这颗彗星会于1758年回归地球。”
遗憾的是，哈雷于1742年去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16年后，这颗彗星如约而至，人们就以哈雷的名字为这颗星星命名。预计哈雷彗星下次过近日点时间是在2061年。可以确定的是，到那时，各种健康和安全法规会建议我们不要直视哈雷彗星，否则某些人就会有点儿头痛了。
查尔斯·达尔文因害怕被排斥而延迟发表了进化论
19世纪博物学者查尔斯·达尔文因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而举世闻名。达尔文于1840年左右就想出了这一理论，但是他直到近20年后的1859年，才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一书，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人们一般认为，达尔文是因为害怕公众或个人的嘲笑与报复行为，而一直推迟公布自己的发现，绝口不提物种进化理论。
达尔文1876年写成《自传》（Autobiography）一书（达尔文从未打算出版这一本书）。在这本笔调轻松欢快的书中，达尔文从未提起过自己的害怕之情，也从未说自己绝口不提物种进化理论。剑桥科学历史学家约翰·范·维尔博士（Dr John van Wyhe）称，“史学界最近开始研究达尔文为什么推迟发表自己的理论，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范·维尔2007年的研究论文《小心空隙：达尔文延迟很多年才发表论文了吗？》（Mind the Gap：Did Darwin Avoid Publishing his Paper for Many Years？）中写道，尽管这一说法十分流行，“但是却与历史证据相差甚远”，并且“人们在达尔文发表论文之前就知道了他的理论”。的确，在一封达尔文于1844年写给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的信中，达尔文说：“我觉得我发现了（只是推测！）物种是如何巧妙适应自然界的简单方法。”达尔文知道许多人会批评他的理论。他向胡克说，他相信进化论，“就好像承认自己杀了人一样”。但是，达尔文并不惧怕被嘲笑。1841年，达尔文发表了自己关于漂砾的早期研究成果。1848年，他致信地质学家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说：“我相信很多人会痛斥我的论文，但我绝不会改变我的想法，我绝不会胆怯，我会大声说出我的想法。”
《大英百科全书》认为“进化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达尔文的理论只不过“解释了进化是如何进行的”。达尔文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1837年，“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了与物种起源有关的种种事例的第一句话，这些事例我思考了很久，此后的20年，我就再也没有停过笔”。达尔文于1842年写下了关于进化论的梗概，于1844年又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梗概，但是直到1856年，他才开始着手写“关于进化论的多卷本著作”，距离他第一次写下这个理论已经过去了16年。
迪恩·基思·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在《天才的起源》（Origins of Genius）一书中写道，“包括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在内的达尔文的朋友建议达尔文不要拖得太久，以免其他科学家捷足先登，抢先发表”。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58年6月，当达尔文写完了25万字的时候，他收到了英国标本收藏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寄给他的一篇题为《论变种无限远离原种的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的论文。达尔文写道：“这篇论文的理论观点和我的一模一样。”丹尼尔·L.沙克特（Daniel L.Schacter）在《被遗忘的观点，被忽视的先驱》（Forgotten Ideas，Neglected Pioneers）一书中转引了达尔文说给莱尔的话，“你说我会被人抢先一步的话成真了，我的报复来了——我的原创性，现在无论究竟程度几何，都要不复存在了”。于是，在收到华莱士的论文两周后，达尔文与华莱士联合署名发表了进化论。达尔文说，两人联名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
达尔文之后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他在写给莱尔的信中说道，他自己是“一个思考事情很慢的人，你在知道我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才完全了解某些问题后，你会感到很惊讶的，而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物种起源》一书并没有提及人类是如何起源的。《大英百科全书》认为，达尔文一直在有意回避“人类的祖先是猿类”这一话题，但是报界却得出了这一结论。在达尔文看来，因为“许多博物学家完全接受了物种进化的理论，我认为是时候梳理我的相关笔记，发表关于人类起源的专著了”。1868年，普鲁士国王向达尔文颁发了“功勋勋章（the order Pour le Mérite）”，3年后，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一书，达尔文生前，“科学界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他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不过接受自然选择理论的速度较慢”。
注释：
[1]伯利恒之星，也被称作“圣诞之星”或者“耶稣之星”。当耶稣在马厩里降生时，这颗星照亮了伯利恒的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