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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游艇码头行走，在急风中缩着肩膀，一波波白色浪头冲出来的水花溅在我脸上。狂野而无法预测的夏日风暴就要来袭，雷雨云已经出现在头顶的天空，远方的水平线有一道道闪电。
从“法国屋”开回来的那段航程，一路都在和狂风和大浪奋战。终于回到游艇码头时，就连那个船长都脸色发青，他还笑着告诉我，或许跑这趟还是让我占了便宜。我付了钱，脚步不太稳地走向滨水区的散步道。
走到海湾尽头，我找到了几天前所看到的：一堆车库和破败的商店，专门出租轻型摩托车和机器脚踏车给大量的观光客。我走进其中生意最忙的一家——这样店员比较不可能记得我——租了款式最普遍的一辆伟士牌轻型摩托车，把我的驾照和护照信息告诉一个工作过量的店员，然后骑着车进入了即将来袭的风暴中。
我在途中停了一下，去一家专门卖手机和其他小型电子仪器的商店。我看着柜台里陈列的商品，指出我要的，买了两个。
转过一个弯，是一条冷清的小巷，我暂停在一处积满泥水的地方，用泥巴涂在车牌上，好让人看不出号码。这比拆掉车牌要安全得多，如果有交通警察拦下我，抱怨车牌号码看不清，我只要耸耸肩说不知道就好了。租这辆摩托车的目的很简单：万一事情出了错，可以让我迅速脱逃。
出于这个原因，车子就得停在库马利那栋房子后面。于是我到了旧港口，就绕到“古尔父子造船厂”那栋庞大的建筑物背面，转入一条通往卸货区的窄巷。晚上所有地方都关门了，而且我运气不错，刚好没有其他建筑物俯瞰着这个区域。我把摩托车停在一排紧贴着库马利后院砖墙的大型垃圾箱旁，借着夜色的掩护，站在机车的座位上。
第一波雨点降下时，风声呜咽着吹过造船厂那栋仓库式的厂房，我往上跳，抓住围墙顶端，爬上去，沿着墙顶迅速移动。
这里离地面有十二英尺，风也更强了，我设法集中所有注意力，不去管隆隆的雷声，只是一步步踩稳，朝库马利家的车库走去。
我爬上车库顶，蹲低身子，爬过被雨淋得湿滑的屋瓦。接下来跳过一小段间隔，抓住库马利家二楼背面窗子上装饰的锻铁格栅。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年轻而健壮了，但我还是没有困难地往上爬过一堆旧水管，来到她家倾斜的屋顶上。
我跪在黑暗中，移开四片屋瓦，往下跳进了阁楼。阁楼没装潢也没人住，我很高兴看到库马利把这里当成储藏间，因为这表示会有一道小门通到下头，省得我还要设法穿过她的天花板。
我没把屋瓦放回原位，在阁楼里缓缓移动，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我看到一面墙上有架折叠梯，知道小门就在旁边。我小心翼翼地把小门往上拉起一点，看着下头的空间。我在找传感器的红色小闪灯，但是没有，于是我知道她家没装防盗警铃。
我打开小门，悄悄放下梯子，进入库马利黑暗而安静的房子里。
我僵住了。
屋里不只我一个人。那是极细微的动静，有个闷住的声音——也许是一脚放在木头地板上——但我知道那是来自屋子前侧的房间里。那是库马利的卧室吧，我猜想。
她会不会根本没去米拉斯？如果是这样，那她儿子呢？会不会是另一个人留在屋里，比方保姆？我没有答案，但我有个暂时的解决办法——我掏出腰带上的贝瑞塔手枪，悄悄朝那房门走去。
房门开了一条缝，但几乎没有光透出来。如果里头的人是库马利，那就完了；但换作其他任何人，我还有一搏的机会——这个人在黑暗中看到我，又被突然吓了一大跳，事后能描述我特征的机会是微乎其微。我只是要记住别开口——我的口音会大幅缩减嫌疑犯的范围。
我用力朝门轰然一捶，推开门冲进去——就像以前受训时学到的。故意制造的声响和突然的行动，可以让最有经验的专业好手都一时慌张起来。我的枪口在房里扫了一圈，首先看到了那对绿色眼珠直直看着我。眼珠的主人就坐在床上。
舔着它的爪子。
那是一只虎斑猫，我昨天早上曾看过它在厨房窗内搔耳朵。真该死——我竟然忘了她有养宠物。你太松懈了，我告诉自己。
我气呼呼地转身，下楼来到客厅。窗帘都拉上了，房间里阴影处处，但我头一个看到的，就是角落的一架电视机，上头摆着一个天空电视的电视盒。我瞪着那电视机，想象着夜里她儿子在楼上睡觉，而她则盘腿坐在这片地板上，剪辑着要在电话亭里面播放的讯息。
离这个阴谋的核心这么近，让我得到了激励。我赶紧走向窗子，好确定窗帘都紧闭着，然后打开一盏灯。当你闯入别人家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用手电筒——光线会透出去，而最能迅速引起邻居或路过行人警觉的，莫过于一束光线在屋子里扫来扫去了。反之，一盏灯的柔和灯光，就似乎很平常。
在房间的另一角，是库马利混乱的书桌，上头堆着档案和账单，只有计算机屏幕和键盘放的地方收拾得很干净。我动了一下鼠标，屏幕亮了起来——幸好，跟大部分人一样，她让计算机开着，我就不必烦恼要解开密码或取出硬盘了。我从口袋里拿出刚刚在手机店买来的两个外接式移动硬盘，其中一个接上计算机——另一个是备用的，以防万一——而且我对Windows系统很熟，土耳其文版也没有影响，然后我开始帮硬盘做全套备份。
我一边把她的档案和电子邮件都复制到那个小硬盘里，一边开始搜寻她的书桌。我把整张书桌分成四部分，很有条理地检查一切，不让自己太急。我利用手机里的照相功能，拍下各种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心底，我知道这只是徒劳——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出涉及某种阴谋计划。
在一堆尚未付款的账单中，有一个放了电话账单的档案夹，里面有库马利家里电话和手机的所有账单数据，我花了几分钟仔细看过。所有她曾打过的号码似乎都没有可疑之处。我也没看到任何账单上的区域码，是用来转接到外国电话号码的转接码。她所打的电话，似乎都是土耳其国内的，但我还是拍了照片。
然后灯熄了。
我忽然恐慌起来，直觉就去抓我的枪。我仔细听着，但什么都没听到，连那只虎斑猫都没发出声音。我站起来退离那张书桌，悄悄走到窗边，想看看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我拉开窗帘一角，看着街道：风暴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是一片黑暗。原来是停电了。
当然了，这时我该问自己，是只有博德鲁姆停电，还是周围也有别的地区停电？不幸的是，我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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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能靠手电筒了。我回到书桌前，检查过桌面后，接着检查抽屉。结果抽屉里面的东西更少。
在一张纸上——从一份伦敦的报纸上撕下来的纵横字谜，完成了一半——我发现有人在边缘写了“小丑鱼”。或许是在设法搞清一个线索，也或许不是。字迹很潦草，写得很快，我看不出是不是库马利的笔迹，于是也拍了照。
几分钟后，我翻阅一本旧日志本，找到一张手写的海洋生物清单——全都是英文写的——里头同样有小丑鱼。然而，我同样看不出其中意义，或许她只是在教她儿子什么的，于是我继续往下搜索。
既然停了电，我用手电筒就不那么犹豫了，因为现在全博德鲁姆都在用。我的手电筒扫过房间，检视石灰岩墙壁和高低不平的地板，寻找隐藏的保险箱。结果没有，于是我把移动硬盘拔出计算机——幸好停电前就已经复制完成了——回到楼梯，到下一个最可能有所收获的地方：库马利的卧室。
我正要查她的五斗橱时，手电筒的光扫过她衣物间里一个高高的档案柜。我试了其中一个抽屉，怪了，我心想，柜子竟然锁住了。
我打开皮夹，拿出一小套挑锁工具。尽管学挑锁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不过这个锁很简单，不到一分钟就挑开了。第一个抽屉装满了警方的案件档案——其中几个是有关道奇命案的——但在这些档案后头的一个空隙里，我发现了库马利上锁的原因：一把华瑟P99半自动手枪。她不希望她儿子拿到。
她家里有枪也不稀奇，很多警察家里会放一把备用手枪。但我还是找到了枪管上刻的序号，输入我的手机打算日后再查。谁晓得？说不定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这把枪曾被某人使用或登记过，那就会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下一个抽屉几乎是空的，只有盖着“已付款”的账单，还有一个档案里装着一份当地医院列出的明细表。尽管大部分是土耳其文，但药品名称是英文，以前的医学训练让我知道那些药的用途。我看着档案的第一页，上头有病人姓名和日期，这才发现几个星期前，库马利的儿子曾因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而住院。
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尤其是对儿童，而且出了名地难以迅速诊断出来。很多医生——即使是急诊室的医生——都往往误判为流行性感冒，等到发现错误时，通常就太迟了。库马利一定是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够有见识也够有主见的医生，没等到病理学检验结果出来，就立刻为这男孩施予大剂量的抗生素静脉注射，也因而救了他一命。
我继续翻阅那份档案，很放心接下来的发展——小家伙总算是运气好，捡回一条命。我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下账单上蕾拉·库马利的签名。正要把档案放回去，忽然停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真正看过她书面的名字，但我忽然发现，我根本不晓得她姓什么。至少并不确定。
按照土耳其的惯例，离婚的妇女都必须改回娘家的姓，但我记得曾看过一则报道，说法院可以准许例外。比方说，在很破例的情况下，库马利是她婚后的姓——这可能意味着她婚前的姓是个线索。
我搜索到现在，都没发现出生证明、结婚证明、护照，或是任何文件，可以显示她出生时用的名字是什么。有可能这些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方说她警局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但我无法确定，于是我加快速度，检查档案柜的每一个抽屉，看能不能找到。
我身后的窗帘紧闭，风声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因而我根本不晓得有辆汽车开过来，停在库马利家的车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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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事后，我才知道这回的停电范围远远不只博德鲁姆而已。比方说，连米拉斯都停电了。这表示马戏团那天晚上的表演只好取消，门票转到下星期，观众得提早好几个小时回家。
我猜想小家伙在回程的车上睡着了，于是库马利把车停在车库外，尽可能靠近后门。她抱起他，把汽车的门关上，走过后门前的那片水泥地。
她把钥匙插入后门，单手打开来，一阵狂风从移开四片屋顶瓦的缺口窜入，应该让她立刻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就算她还有任何疑虑，也应该被我踩在楼上地板的脚步声给一扫而空了。
她抱着儿子转身，回到车上，用手机打紧急报案电话。我相信她跟接线员说了一个机密代码，表示有警察碰上麻烦，需要立刻支持。否则警方不可能那么快就来了那么多人。
怪的是，这个紧急状况反倒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承认这个机会并不大，但好歹是个机会。在某些状况下，有机会你就该赶紧抓住，不要抱怨。
第一辆赶到的巡逻车迅速沿着马路驶来，没开警笛，也没闪警灯，免得让闯入者有所警觉。不过在路边停下时有点太快了。那个几乎被风声淹没的碎石辗压声，是我发现的第一个警讯，知道事情出大错了。
如果是比较资浅的探员，可能就会到窗边看看，但我只是当场僵住不动，仔细倾听。我听到了一辆车门打开的金属声，等到门没有甩上，我就知道里头的人不希望被听到，因为他们要来抓我。
虽然很确定警察就在外头，但我还是继续检查那个档案柜，不愿意放弃唯一能有的机会，持续寻找任何登记着库马利出生姓名的文件。我猜想外头那些人会等待支持人马到来，所以有一件事很确定：他们认为现在人数还太少，未必能制伏我，所以暂时还不会进屋来。我决定先按兵不动，等到下一辆车也来了，再赶紧离开。
我继续搜寻，同时在呼啸的风声中，仔细留意外头的任何动静。不到一分钟后，我听到至少又有一辆车子停在外头。可能是两辆。算我蠢吧，反正我不管稍早的计划，还是继续加紧搜寻。在最下层抽屉，一沓过期的警务杂志底下，我发现了一本皮面大册子，这种东西我以前见过很多次——是结婚相簿。
那不是我所期望的东西，但是在眼前的状况下，已经是我最大的机会了。我只希望土耳其摄影师就像美国的摄影师一样会做生意。我随便翻了一页，取下一张照片，把相簿放回原位，相信不会有人发现这张多年前的照片不见了。
我把照片塞进衬衫内侧，然后抓出档案柜里的一些东西到处乱撒，又拉出五斗柜的两个抽屉，翻倒在地上，布置成一副外行窃贼闯入的样子。我拿起那把华瑟P99手枪，扳起击锤，心想至少这一点算是运气站在我这一边。我不想用我自己的枪，免得万一嫌疑落到我头上，只要对子弹做个弹道测试，就可以确定是我了。但那把华瑟手枪则完全不会连到我身上。我走向卧室门，准备用枪。
屋里的灯忽然亮起来，显然这个区域又恢复供电了。或许运气毕竟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我赶紧右转，走向通往阁楼的梯子——我刚刚还留在原处，而且也没把屋顶瓦放回去，就是要预防我可能得匆忙离开。
我听到脚步声——其实是靴子声——走向前门，知道警察马上就要进来了。我赶紧爬上梯子，此时听到钥匙插入锁孔转动。
我才刚爬上阁楼，就听到前门被用力推开，同时一名男子大声喊着土耳其语。我猜他是在告诉屋里的人放下武器、两手举高走出来。
我把梯子拉上来，冲向之前我移开屋顶瓦的位置，赶紧爬出去，来到倾斜的屋顶上。我贴着阴影匍匐前进，同时迅速勘查了一下这个区域。我注意到库马利的车子停在车道上，清楚看到她抱着儿子坐在车里，同时一群警察走向车库，穿过后院。他们已经把这栋屋子团团包围住了。
要脱身只有一个办法：冲过这片屋顶瓦，越过十八英尺宽的车道，跳到隔壁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屋顶。小事一桩——十八英尺对我来说没什么。
是哦。打从训练以来，我就没跳过任何十八英尺宽的空间，而且即使在当时，我这方面的表现就很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