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我看着一轮新月升到红海之上，看着一座座清真寺中的宣礼塔有如沉默的警卫般矗立，我感觉到沙漠逐渐包围过来，同时想象着我可以听到泵浦每天从沙漠底下抽出一千万桶石油。
我手里还拿着那份死亡证明，站起来走到窗前，一言不发——我需要一点时间镇静思绪，好好思考。我逼自己发挥钢铁般的意志力，认真思索。扎卡里亚·纳苏里没死，我很确定蕾拉·库马利之前在电话里交谈的对象是她哥哥。我在录音档里听过他的声音，还见过他儿子。DNA骗不了人的。
所以这份多年以前的死亡证明，是什么意思呢？稍微想一下，我就明白答案了，而这个答案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答案都要糟。我觉得自己的胃打了结，而且不得不承认，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我想要放弃了。
但我知道每个成功的任务——或是成功的人生——的特征之一，就是永不退缩、永不投降的决心。“低语死神”讲过的那首诗是怎么说的？“拿出你的军人样，去见你的上苍。”
上百对眼睛盯着我的背部，我转身面对他们。“他没死，”我坚定地说，“他不可能死了，他有个六岁的儿子——我们做过DNA检验。”
我看到那些人纷纷恐慌起来——我是在指控沙特阿拉伯的情报部门犯错或是无能吗？我真是太蠢了。我分心又绝望之际，居然忘了恭维和礼貌的重要性。我赶紧补救。
“当然了，要像贵国调查总局这么有经验又有技术——更别说是了不起的领导阶层——的组织，才能看到我们从来看不到的事情。”这话真是甜到会引发糖尿病了，不过确实有用：每个人都放松下来，微笑着点头。
我指着手上的那份文件。“我相信在那场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扎卡里亚买了一份自己的死亡证明——要不是在喀布尔的黑市里买的，就是贿赂了一个阿富汗官员发的。”
“为什么？”那个主任问。
“因为他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人员永远会追着他不放。也或许甚至在当时，他就已经计划好要打一场更大的战争。
“一旦他的旧身份死了，他就取得一个新身份。那并不难。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那整个地区当时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贪腐。”
我暂停一下，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想他反正弄到了一份新护照。”
那主任瞪着眼睛。“你明白吗？”他说，“这表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国籍、他是拿哪一国护照。”
“你说得没错——什么都没有。”我说，设法隐藏我心中的毁灭感。
“但是在某个地方，”我继续说，“曾经听说有个人是这个年纪，他父亲在沙特阿拉伯被处决，他自己搬到国外。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我们必须查出这条线索。”
那主任思索着，我想象着每一秒在他手上那只百万美元的手表上滴答流失。“如果真有什么传言，那就不会在计算机档案里，”最后他终于说，一边还在思考，“否则我们早就发现了。或许在纸本档案里……会有些什么，很久以前的档案。”
他严厉地发出命令，从大家匆忙的动作看来，那位主任是要他们打电话找援军，弄来更多分析员和研究员，还要去找出退休已久的人，看他们是否还记得什么。几十个资深探员站了几来，抓了笔记本电脑和香烟，朝电梯走去。
那主任指着他们。“那是主要研究组——他们会开始查阅纸本档案。我另外还找了二百个人赶过来，但我可以跟你保证不会太快。楼上有间套房——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我谢了他，但我知道自己没法休息。我看着手表：再过六个小时，我就得打电话到椭圆办公室去。我转向窗子，望着外头繁星满天的夜空。就在外头某处，有片好大的沙漠，于是大家称之为“空无之海”，我再度想起撒拉森。
阿拉伯的劳伦斯[1]对于这个区域和人性颇为了解。他曾说，白昼的梦想者很危险——因为他们会设法实现自己的梦想。扎卡里亚的白日梦是摧毁我们所有人。我的梦则是抓到他。我很想知道，我们两个之间，不晓得哪个人早上醒来时，会发现自己的梦魇已经开始了。
07
那些走廊的总长度有好几里，两侧有二十英尺高的机动式储存架，像一根根石柱般矗立。只要在一个控制板上输入索引号码或是名字，或是任何其他数据，那些储存架就会静静移动，把相关的档案箱移到你面前。感觉上你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型计算机硬盘里一般。
档案库总共有十八层楼，每一层都一模一样，充满了纸本档案：数十年来监控、背叛、猜疑的原始资料。整个复杂的档案库，就藏在调查总局地区总部的地下深处，靠一个中庭彼此连系。眼前，档案库里有一大堆人正在寻找储存架，把一个个档案箱拖出来。那个主任说到做到，设法找来了每一个他能找到的探员。
我已经离开会议室，下来这个悬吊于中庭上方的指挥站，坐在几个资深探员旁边。我看着一批批人马拆开泛黄的纸张档案，筛选着堆积如山的数据，希望能找到任何信息，提到过一个男人的父亲曾于多年前在沙特阿拉伯被处决。
三小时看着他们翻查那些阿拉伯文数据，三小时在一个没有窗子的地下室跟一群不碰酒精、但每天抽三十根香烟的男人在一起，三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好难熬，我这辈子几乎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于是很自然地，当旁边一个资深探员说，第一组人员正要出去访谈一些可能记得当年事物的人，我就抓了外套加入了。
那三个探员都很凶狠无情，最年轻的二十来岁，智商低得大概像植物人了。我们路上又接了八个他们的同事，开着四辆黑色越野休旅车上路，车窗防晒膜的颜色深得像是永远处于午夜时分。不过我很确定，这样的防晒膜达到了真正的目的：看到他们经过，没有一个老百姓不会感到害怕的。
我们开着车，在这个蔓延广大的城市里——四百五十万人口就住在沙漠中，其中似乎有一半都受雇于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四处奔波，找人谈一个早已消失的家庭。我们坐在郊区贫穷人家的会客室里，询问着双手颤抖的男人，看到黑眼珠的小孩在黑暗的门口看着我们，偶尔瞥见戴着头纱的女人穿着长度及地的罩袍匆匆离开。我们拜访了一个名叫扎伊尔德·宾·阿布都拉·宾·马布鲁克·比希的老人，就是当初为纳苏里的父亲行刑的刽子手，想问问死刑犯生前最后一刻是否说过什么话，有关他对儿子的未来和事业抱着什么期望。之后我们开车来到一个简朴的小村，那里离海近得能闻到咸味，出于某些我无法解释的原因，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那是纳苏里童年的家，我们访问了后来搬进去的一名男子，以防万一他接下来几年有听到过什么消息。
但没人知道任何事。
最后，我们休息一下，停在一个路边的小棚屋喝咖啡。我们坐在户外座位，听着那个二十来岁的白痴讲着他在摩洛哥认识的一些辣妹，此时有人手机响了，要我立刻赶回去。
项目小组在中庭旁一个开放式空间的搜索区集合，空气中充满烟雾。主任站在桌前，面前放了一个档案箱，还有很多其他箱子堆在地板上。箱子里装满了外勤报告、线人访谈，还有各种道听途说的八卦记录。
那个主任说，他们找到了一箱档案，里头是一些有关巴林保守派清真寺的资料，本来是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里头有个小档案，证明是我们要找的，”他说，“档案中提到巴林首都麦纳麦郊区的一座小清真寺。”他看着我，好确定我明白他这些话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扎卡里亚·纳苏里的清真寺？”我问，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按捺着满腹涌起的希望。
他点头。“这个档案里有一般的空洞分析，还有一些不完整的会员名录，但里头还有这个……”他举起三页阿拉伯文的文件。
“大约五年前，有个低阶外勤探员访问过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人道救援人员，这位救援人员有天送食物和医疗用品到加沙走廊。正在一间破烂的医院里面卸货时，听说当天傍晚，在以色列所发动的一场导弹攻击之后，有一名男子被送进了这家医院。
“这位救援人员卸货完毕之后，就去探望那位受伤的男子，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这男子被炮弹碎片击中脊椎附近，不时陷入谵妄状态，那位救援人员就陪在旁边，守着他一整夜。”
主任暂停一下，看着那份文件上所叙述的文字。“看起来，那位受伤男子是个医生，而且在半陷入谵妄状态期间时，他提到自己曾是麦纳麦那座清真寺的成员。所以这份报告才会归入这箱档案。
“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巴林人。但他不可能是，因为后来，他又陷入谵妄状态时，他说他父亲是被公开斩首的——”
我赶紧往前坐，差点掉下椅子。“巴林不会公开斩首的。”我说。
“一点也没错，只有一个国家会。”
“沙特阿拉伯。”我回答。
“没错。显然导弹攻击时，这名男子正好跟他的巴勒斯坦妻子和小孩在这辆汽车上——他们是目标，或只是不幸被连累？没有人知道。
“他的妻子死了，但不是立即死亡。在他的胡言乱语中，他说他抱着她，她要他在上天面前，承诺他会保护他们的孩子。那个小男孩只受了点轻伤——”
“赞美归于上天。”大家纷纷用阿拉伯语说。
“但是那个母亲知道，”主任继续说，“对他们的儿子来说，这个悲剧是双重巨大，因为他不单失去了母亲，而且他还有——”
“唐氏综合征。”我忽然很确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绝对是他——纳苏里，”我说，站了起来，紧张得已经坐不住了，“那是他儿子——我认识那个男孩。结果医院把那孩子送到哪里——孤儿院吗？”
“没错。”
“阿克萨烈士旅办的孤儿院——我看过捐款收据。”至少我明白，为什么蕾拉·库马利没把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
“还有什么？”我问，大概有点不太礼貌，但眼前接连都是好消息，所以没有人注意。
“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叫阿米娜·艾巴迪，至少这是她使用的名字：很多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都会使用很多化名。我们也查了她，但是什么都查不到。”
“好，那他呢——那个医生？”我问，声音因为紧绷而沙哑，“那个救援人员有听到当时他用的名字吗？”
“这件事很奇怪，那个医生当时伤得很重，但是等到那个救援人员第二天晚上再去看他，他已经自行出院了。大概是担心自己神志不清时可能说了些什么——”
“他的名字？他有听到名字吗？”
“没有。”
我瞪着那主任。“什么都没有？！没别的了？”
他点点头。“我们已经全都查过。原始报告里没有进一步追踪。当时好像觉得这并不重要——”
“到现在才发现很重要。”我恨恨地说，往后仰起头，试图呼吸。这个消息仿佛吸干了地下室里的空气和精力。那个主任和所有探员都看着我，但我试图思考。
我比任何间谍都了解扎卡里亚·纳苏里。我知道他生长于吉达，知道他曾痛苦地站在他父亲被斩首的广场上，知道他母亲带着他搬到巴林定居。我知道他在麦纳麦加入了哪个清真寺，也知道他的教友们安排他去阿富汗和苏联人打仗。到战争末期，他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设法弄到了一本新护照，回到阿拉伯世界，消失无踪。他曾研读医学，毕业后成为医生，认识一个有时使用阿米娜·艾巴迪这个名字的女人，后来娶了她。他们一起在没有证件也没有法律的加沙难民营工作：如果人间有地狱，就会是那里了。现在我知道，这对夫妇带着年幼的儿子旅行时，被一颗以色列的导弹击中，母亲死亡，父亲受伤。小男孩被送到一所孤儿院，那名医生一定是拜托他妹妹蕾拉伸出援手去救他。然后他充满恨意，没有了家人的牵绊与责任，就利用他身为医生的知识，又加上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开始合成天花病毒。他回到阿富汗测试病毒，我们窃听到他讲电话，担心他深爱的儿子，那是亡妻留给他的唯一联系。
之后呢？之后音乐停止，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他是谁？用什么名字？更重要的是，他人在哪里？“应该有一条出路，”我轻声说，“总之你努力往前，找出一条路继续往下走。”
没有人知道我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提供建议给大家。我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我们对这个人，有的数据就是这些了，”那个主任说，朝着一层层楼的机动式档案一挥手，“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踪迹。总之，这里没有。”
他说得没错，当场一片沉默。在迷蒙的烟雾中，我看着大家。我们谁都找不到一条路可以往下走了，没希望了，我知道……
我们失去他了。
我逼自己不要透露出绝望，站得更直了。比尔以前总是告诉我，任何状况下都不能没礼貌，而我的确亏欠这些沙特阿拉伯人。
“你们做得太好了，远超过任何人的期望，”我说，“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你们心甘情愿地全力以赴，我衷心感谢各位。”
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真心的赞美，而不是空洞的恭维，我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很骄傲。
“愿上天保佑你们。”最后我用自己上次来访时所记得的少数阿拉伯语说，发音很烂，但还是设法说出来。这是阿拉伯人传统的感谢词。
“也保佑你。”他们一起说出了传统的响应语，对我的努力露出善意的微笑。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讯号，他们纷纷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我没动，独自站在那里，拼命想找出别的方法往前走，一个路线、一条小径，或是一个奇迹。
我拼命回头思索过往的职业经历，寻找每一条非传统的门路，但还是想不出来。
我已经查到了撒拉森的身份，却不认识他；我查到了他以往走过的地方，却找不到他；他是某个人，却又谁都不是。这是事实，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
我看着自己的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