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蜀文化考察及其学术交流
2011年，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潘琦率领文化考察团12人赴四川进行考察。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等领导及其省文联负责人热情接待广西考察团一行，针对两地文化建设、文艺创作与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交流。其后，考察团与省文联、省社科院及其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康藏研究中心等学者专家座谈交流，相互介绍了巴蜀文化研究与桂学研究情况，双方表示希望能够建立桂蜀两地文化研究合作机制，寻求在抗战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合作。考察组还实地考察了峨眉山、乐山大佛、武侯祠、汶川地震遗址、北川新城、吉娜羌寨羌族文化、阿坝藏族文化、黄龙与九寨沟、藏羌甲蕃古城等。考察团会桂后撰写并发表考察报告，根据考察报告，概括三方面考察收获。
其一，巴蜀文化及其研究状况。“狭义的‘巴蜀文化’本是考古学的概念。现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一般从1929年12月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古蜀玉石窖藏算起，1934年郭沫若根据发掘情况提出‘西蜀文化’，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正式提出‘巴蜀文化研究’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对巴蜀文化的理解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的范畴形成了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广义的巴蜀文化是四川、重庆地域文化的代名词。它包括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巴蜀史前文化，同时，还包括了考古学意义之外的四川、重庆两地史前（考古）文化、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藏、羌、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65]巴蜀文化具有代表性与标志性的文化形态有：自贡恐龙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邛窑遗址、罗家坝遗址、宝墩遗址、芒城遗址、古城遗址、鱼凫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址与历史文化遗址；都江堰、武侯祠、蜀汉都城、杜甫草堂、蜀学、蜀道等历史文化；青城山道教、峨眉山佛教、乐山大佛、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以藏族、羌族、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川剧、川菜、茶馆、四川火锅、四川小吃、绵竹年画等民俗文化；司马相如、杨雄、诸葛亮、李白、杜甫、苏洵、苏轼、苏澈等古代文化名人，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等近现代文化名人。巴蜀文化研究机构有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西华大学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蜀学研究中心；主办期刊有《巴蜀文化研究集刊》、《蜀学》、《地方文化研究》等。目前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正在做两项重大工程：一是编纂《巴蜀文化通史》，从2006年启动，已经基本完成。该书共22卷，近千万字，采用“通论+专门史+大事记”体例框架，“通论”一卷阐述巴蜀文化从古至今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专门史”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层面分为18个门类分卷；“大事记”、“文献要览”、“研究论着索引”各一卷。二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工程，通过收集整理自先秦迄于1949年历代巴蜀学人撰着或其他人撰着反映巴蜀历史的重要典籍，使之成为大型文献典籍丛书，《巴蜀全书》（含《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珍本善本》）共计1000余册，“整个工程将对历史上巴蜀文献的存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对2000余种巴蜀文献编制联合目录，对500余部、20余万篇巴蜀文献进行精心校勘、注释和评论，对100种巴蜀文献善本文献进行考察和再造。全书将分装1000册，收录经部文献204种、史部文献588种、子部文献218种、集部文献216种，总字数约为4亿字，拟实现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目”。
其二，巴蜀文化研究经验与特点及其对桂学研究的启发。考察团从学者专家介绍及其考察调研材料中概括出巴蜀文化研究特点及其经验。主要从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巴蜀文化研究意识强化的视角概括为七“强”：一是战略规划意识强；二是中华文化与巴蜀文化结合研究的意识强；三是学术自觉意识强；四是学术积累和传承意识强；五是经世致用意识强；六是学术创新意识强；七是跨区合作意识强。
这些研究经验及其研究特点，对桂学研究颇有启发，联系桂学研究实际，考察团提出四项对策建议：一是建立战略意识，寻求高层支持，建议编制桂学研究总体规划，将桂学研究纳入广西文化建设总体战略，争取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及其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支持。二是明确战略重点，确立重点选题，提出高度重视八桂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联系，站在国家战略高度进行桂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中原文化对八桂文化影响，而且还需要研究八桂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建议召开学术研讨会，提炼重大、重点课题，组织专家集体攻关。三是坚持经世致用，重视积累传承，建议桂学研究面向社会现实，拓展应用研究途径；重视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在高校开设桂学研究相关课程，培养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四是建立开放视野，扩大国际影响，建议重视桂学研究与岭南文化、湖湘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寻求跨区域合作渠道；高度重视广西沿边、沿海的地理特点，建立与海外相关研究的建立渠道，扩大桂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其三，学者专家对桂学研究的关注和评价。考察团向四川领导以及专家学者介绍桂学研究情况，引起他们极大兴趣与关注，也得到他们的评价及建议。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谭继和认为，桂学的提出打出了广西的文化品牌，提升了广西的文化品位，能够较好地展示广西的文化形象。自古以来，广西和四川两地的文化交流就很频繁，比如大夜郎文化圈的铜鼓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范成大也曾在广西、四川两地做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院苏宁认为，广西提出桂学很有价值，研究地缘政治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支撑文化的多样性。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院任新建认为，建立桂学，就是建立广西的文化地标。成都大学教授邓经武谈到，广西提出桂学并进行桂学研究，建构桂学体系，这样的动作令人佩服。成都大学教授刘兴均认为桂学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北部湾海洋文化以及南丹的白裤瑶都很有特色，值得开发和利用。这些专家学者对桂学研究的肯定与评价，一方面可作为他们对桂学研究的鼓励和鞭策，应该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和取经，明确自身差距与不足，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奋斗，推动桂学研究更好更快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对桂学研究的期望，桂学是一个新兴的地方学学科，桂学研究是一项新兴事业，应该大有发展前景，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现已引起学界关注和肯定，足以说明其生命力、影响力、传播力所在；再一方面还可从专家学者的建议中深受启发，桂学与巴蜀文化及其蜀学有许多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关联，既需要建立跨区域的文化研究协同合作机制，又需要在两地历史文化的一些交叉点与契合点上找到突破口与生长点，由此扩大桂学研究的视野与领域。
（三）云南文化考察及其学术交流
2012年7月，由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潘琦率领赴云南文化考察团一行14人前往昆明，受到云南省长李纪恒等领导盛情欢迎与接待，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金介绍了云南发展文化事业、扶持文艺精品工程等方面的重要举措。考察团与省文联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就民族文化发展及其研究等进行座谈交流。考察团实地考察云南民族村，瑞丽市的畹町口岸、姐告边境贸易区，保山市腾冲的和顺古镇、腾冲国殇墓园、腾冲火山地质公园和李根源故居，迪庆香格里拉县的普达措公园、松赞林寺等云南重要人文胜地。考察团通过座谈交流与文化考察，感触良多，“用潘琦会长的话说，广西与云南，地理相邻、文化相近、风俗相通、感情相亲，云南在文化建设上给广西许多启迪，广西与云南可以在文化建设上有许多合作。云南文化考察，深感桂学研究大有可为，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要快做”[66]。考察团回桂后撰写并发表云南文化考察报告，结合云南文化建设及其研究经验与考察团体会认识，从如何学习借鉴云南经验以深化桂学研究的角度，分别从“系统深入呈现广西多民族文化”、“加大广西抗战文化传播力度”、“珍惜、利用和开发广西名人文化资源”、“加强广西边境文化的建设”、“整体打造桂菜文化品牌”等五方面阐发考察认识与体会。考察报告更多地运用比较方法，在学习借鉴云南文化建设发展经验的同时反思、反省与发现广西在此方面的某些缺陷与不足，更多地强调如何增强广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出深化和推进桂学研究的思路与对策，正如考察报告结语所云：“云南文化考察给予我们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要重视区域文化的总体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才可能发现特殊性、找到特质、呈现特色。广西文化之所以给人特色不鲜明的印象，不仅在于研究不深入，而且在于总体性的研究不足。因此，从总体性的层面，对广西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确实迫在眉睫，而这，恰恰是以从总体性层面研究广西文化的桂学重任。”
其后，广西桂学研究会还陆续组织了漓湘文化、珠江—西江文化、勾町文化、云南文山壮族文化、湖南芷江抗战文化遗址、广西抗战文化遗址等调研及其学术交流活动，撰写发表调研报告10多篇，形成桂学注重调研之风气，也推动了桂学学术交流机制的形成，推动了桂学研究的发展。
综上所述，桂学研究现状表明，桂学基础建设成效突出，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研究成果初见成效，但任重道远，职责所在，离桂学学术品牌建设目标距离尚远。这只是一个起点，目标永远还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