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史》被库里昂（Curione）译为拉丁语之后，不胫而走，引起整个意大利的关注，参照这个版本，意大利各城市编辑出版了各自版本的圭氏《意大利史》，有带注释的，有带评述的，还有简节本的《意大利史》。
圭恰尔迪尼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推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最后辉煌。此后的史学形同其他意大利文化之命运，随着意大利的衰落而衰落，故圭氏的史学思想、写作方式、修史规则、语言风格等更多是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在近代欧洲引起广泛共鸣。
《意大利史》被欧洲各国奉为经典，1568年被译为法语，1574年被译为德语，1579年被译为英语，1581年被译为西班牙语，1599年被译为荷兰语，16世纪末已风靡欧洲。法国的蒙田和博丹称圭氏的《意大利史》是“近代历史编纂学最伟大的著作”。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深受圭恰尔迪尼的影响，他的撰史理念不是秉承英国的人文主义史家或编年史家，而是佛罗伦萨的政治学派史家。他在论及近代欧洲的历史编纂学时，经常提到的有四个人：圭恰尔迪尼、马基雅维里、科民（Commines）、德邹（De Thou）。培根熟读过圭氏的史著，他对圭氏历史的真实性认同度很高，不仅效法，而且大量引用圭氏著作的历史内容。他的《关于与西班牙战争的思考》、《亨利七世时代的历史》就是将《意大利史》作为主要参照物。
18世纪以后，圭恰尔迪尼史学的学术价值日益彰显，并经常与古典史学巨匠相提并论。伏尔泰说：“意大利人在圭恰尔迪尼身上找到了修昔底德或色诺芬。”爱德华·吉本则称：“修昔底德和圭恰尔迪尼各自占据了他们时代真正历史学家的舞台。”
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在现代学者挑剔的目光下也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吉尔伯特将文艺复兴及其以前的历史编纂学统称为古典范式，认为这部著作横跨了两个历史编纂学的时代，“既是古典范式的最后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近代历史编纂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也有的学者看重圭氏的叙述体历史建立在同时代丰富的档案资料之上，认为这是文艺复兴对近代历史编纂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而这也是近代兰克学派所固守的修史准则。
第七节 西欧人文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路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从历史内容、思想观念、撰史方法、语言文字等方面注重对古典作家的仿效和借鉴，史著中流露出超越古人的观念和个人能力的自信心。他们求证史实，客观叙事，重视对历史文献和遗迹古物的考证，呈现出史学的理性主义和世俗化倾向。同时，倚重政治史的修撰，以史为鉴给当世政治提供历史佐证，史学与政治的结合，使历史学的政治功能被逐渐发掘和利用。随着历史内容的丰富多彩，人文主义史学也经历了从城市史、地方史、区域史到民族史的演进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是隐藏在古典主义表象后世俗的、理性的、实证的、实用的各种因子交融混杂的新史学，各国的特点亦异彩纷呈。
纵观欧洲主要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既有其普遍规律和共同特征，也有因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文化的本质是相同的。一般说来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有如下特征：
一、古典主义倾向
彼特拉克复兴古典学术的理念引导了文艺复兴的一批史家去探究古典史著的精要，效法古代史家的语言、文风、撰史方法、史学思想。因之，形成了学术活动的古典主义倾向，进而完成对中世纪编年史的彻底颠覆。在这方面，意大利先期的一些史家尤其典型。
布鲁尼和波吉奥在古典著作的收集、整理、翻译、抄录方面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布鲁尼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普鲁塔克、波利比安、普罗科皮厄斯、色诺芬、埃斯基涅斯等人的古典希腊著述译成拉丁文，为尔后的研究扫清了语言障碍。波吉奥誊写抄录了搜寻的各类古代稿本，培训了一些职业誊录员，引导了职业誊录员训练之风的兴起，大批古典稿本的誊录，对吸收古人的智慧、知识、理论、方法和观念，传播古典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英国史学家需要前往意大利收集和阅读古典著作手稿的译本。英国编年史家惠瑟姆斯提德是在意大利的帕维亚阅读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埃罗·德·蒙特收藏的荷马史诗的拉丁文抄本，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等人作品的拉丁文版本。之后的英国史学家中约翰·利兰注重在英国本土收集整理散失在民间的手稿，他认为收集手稿“意在使古代作家的作品……或许能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为世人所知”。德意志的伊拉斯谟对从古希腊、罗马著作到早期教父经典，进行过大量的梳理和研究。法国学者皮图醉心于古代碑铭及史著的广泛搜集和比照研究，他认为要理解高卢和日耳曼社会，必须重视恺撒和塔西佗的记载。西班牙史学家则更多体现出本土主义倾向，他们对西班牙出生的古典作家以及历史人物的著述具有浓厚的兴趣。
在历史著作的写作中，人文主义史家更是对古典史著广泛的借鉴和征引，无论在修史目的、史著构架，还是内容、方法、风格方面，古希腊、罗马的史学遗风，渗透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先师布鲁尼的史著。法国学者博杜安汇通了古代历史和中古历史的编纂风格，形成了他整体历史的特有格调。帕基耶则遵从古罗马大师瓦罗的博学风尚，编排自己的历史谱系。
英国的史学家惠瑟姆斯提德通过引用古典格言加深论述，在著作中，还申明古典作品的引证，以期引起读者的重视。约翰·海沃德极为推崇古典史家，特别是塔西佗。他以塔西佗的著作为范例，在写作中总习惯于引章摘句，培根认为他甚至将塔西佗的句子翻译后直接使用，有剽窃之嫌。
在史著的体例上，意大利史家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从结构、内容和谋篇布局上深受李维的影响，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为其提供了参照和仿效的原型，按主题排序，以地域分类，用叙事写作，摈弃了编年史体例，以年代顺序关注于叙事主线的进展。而英国史学以古典著作为典范，突破了中世纪编年体为主的单一模式，回复到了叙述体和纪传体上。同英国一样，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出现了以叙述体为模式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各种史学著作。
在史学思想方面，一些古典史学思想又激发了人文主义史家古为今用的意识和欲望，从古典思想文库中获取精神力量，为现实社会服务。萨鲁斯特和塔西佗对共和政体的历史学阐释，有助于布鲁尼对佛罗伦萨民主共和制的认知，而波利比安和色诺芬对古典希腊城邦狭隘的民族诉求，又引发了布鲁尼佛罗伦萨城市国家民族历史观的共鸣。波吉奥从塔西佗著作中提炼出的共和思想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共和体制下的佛罗伦萨反对维斯孔蒂专制统治下米兰斗争的特殊意义。他引证历史，从古代的典籍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寻求衡量现实社会的标尺。崇尚古典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回归和从神的历史到人的历史这一转变。如果说中世纪晚期修道院编年史家在思想上并没有脱离神的历史这一基督教史学永恒的主题，那么其后兴起的各国城市编年史便开始摆脱将历史认为是神意的体现。最初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在神意决定论中加入了一个二级理念，认为上帝的意志都是通过自然动机来实现的。尔后的史学，在总体上摆脱了上帝的干预，内容上关注人与现实，逐渐培养起尊重事实的观念，认为历史在道义上是崇高的，它真实地、不受限制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原貌。
在行文风格方面，各国史学家以古典史著为典范，注重文笔的优美。布鲁尼尽力模仿西塞罗、李维等人优美雅致的古典语言风格，他把自己置于西塞罗时代的语境中进行写作，使其语言具有古典拉丁语的雅韵。英国的威廉·卡姆登崇尚古典，以波利比安和塔西佗为典范，行文古朴典雅。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的史学著作深受修昔底德、塔西佗等人的影响，遣词用句，追崇修昔底德史著的语言风格，颇具古典风范。德国的特里特米乌斯文笔引人入胜，塞巴斯梯安·弗兰克则是强劲有力。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胡安·德·马里亚纳崇尚李维的写作方式，文体精炼，行文清新俊逸。尼德兰史学家约翰·凡·德·格斯的文风酷似塔西佗的文笔。法国学者比代认为语言学就是古典学问的宝库，历史方法的源泉，他的“语言学是一门真正科学”的理念，穷原竟委，可以回溯到西塞罗、昆体良和维特鲁威等人的观念中。
二、实证主义倾向
求证史实，客观叙事，真实地再现与准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重视对历史文献和遗迹古物的考证，英国史学呈现出博学好古与史学互动的特点；法国史学的发展则表现为语言学、法学与历史学交互影响，彼此促进。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史学家对所拥有的材料不一味引用，而是对史料进行严格的校勘和甄别，用正误参照和详略互补的方法分析材料，以求历史的原态，这是文艺复兴史学实证主义倾向的特征之一。布鲁尼广泛使用普鲁塔克、萨鲁斯特、西塞罗等希腊、罗马不同古典作家的材料，用互证互补的方式作传或修史，既可避免史著的缺失，又可收对勘互证之效。瓦拉精微的考辨史实，厘正遗文，成为质疑古典的一代先师，他的“历史就是真正的过去”之理念和历史的批判意识，对西欧各国的人文主义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利多利·维吉尔对史料进行批判性研究，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考证否认了亚瑟王传奇和布鲁图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不赞同将传说和史诗当成信史。埃尔姆汉与利兰、卡姆登等人一样，对所使用古物进行仔细的鉴别来确保材料的真实性，他通过研究材料上的标识与印痕，还原历史的原貌。圭恰尔迪尼对史料的应用精当、审慎，将访谈记录和各类文献资料与档案材料逐一的比对、鉴别、核实，力求所记事件的真实性。帕基耶九卷的《法兰西研究》是一部严谨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是一部构架于可靠资料的理性解释之上系统分析的力作。德·图把真实地记述历史事件视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在历史写作中遵照公正叙事的原则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佩德罗·德·梅希亚所用史料极其浩繁，但他在坚持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书中没有那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对史料考证周详，选材缜密。约翰·凡·德·格斯的著作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在处理史料方面的全新态度，秉承瓦拉的风格，批判地运用史料。
对数据的记录和分析是文艺复兴史学实证主义倾向的特征之二。英国的伯顿在其著作中记录了大量数据，以修道院财产的增减佐证其盛衰。他善于用数据分析说明结果，在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和追思弥撒的成本核算等方面的论述，得出真实可信的结论。意大利的史学家维兰尼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写作，运用了一些经济统计数据分析论述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税收档案、商务档案等各类经济资料的重视，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使历史编纂学逐渐走出中世纪编年史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