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高音喇叭又响起来，声嘶力竭，震耳欲聋。他在发命令，用的是一种比刚才公社领导还要高亢严厉的声音，讲的是普通话，口齿伶清，我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大家从大门走！大门！大门！任何人不能往后门走！不能去刑场看热闹！任何人都不能去！谁敢去我们就抓谁！听见了没有你们！都给我回头！回头！从大门走！快！回头！从大门走！”
像往火堆里泼一盆水，骚扰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他一遍接一遍地说，人群开始往大门方向蠢蠢移动起来，树上、电线杆上、篮球架上，包括我们围墙上的小孩，也陆续被大人接到地上。就在水水被父亲抱到地上的同时，我意外地发现，围墙上有些孩子顺着围墙在往后山方向走。我猜他们是要去后山刑场，便不顾水水父亲劝阻，跟他们走了。我们走到后门那道围墙上，纷纷跳下去。
总共有几十个孩子，都比我大，都是我不认得的。我们像游击队员一样，猫着腰，钻进树林，躲着民兵巡逻的视线，悄悄往山里挺进，最后看到一个废弃的石塘。这里曾经是一个采石场，半个山坡被挖空，留下一个巨大的塘，塘里乱石成堆，杂草丛生，还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工棚。有人说，这里就是刑场。有人说，这里没人不可能是刑场。前面那个人说，人会来的，他们还在路上。后面这个人说，他们应该比我们早到才对，因为我们走的是野路，绕了圈。前面那个人说，有个罪犯腿断了，要人抬上来，所以走得慢。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何况另一个罪犯——就是木金——是个矮脚佬，也是走不快的。
果然，没过多久上来好多人，由两位公安领头，后面跟着乱蓬蓬一队人，有哭有叫，乱七八糟。开始我们都躲在树林里，看到有小孩子跟着，而且并没有人驱赶他们，我们也就从树林里钻出来，跟着他们一起走。那个腿断的罪犯确实走不了，全靠几个民兵拖着走，一边啊哟啊哟叫着，嘶着，好像女人生孩子。相比木金一点声响没有，我也看不见他，因为他人矮，被人押着、围着，顶多只能偶尔看到他光着的脚。他的脚像牛蹄子一样粗壮，也像牛蹄子一样沾满泥土。
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原来是我堂哥建军！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伴。更高兴的是，堂哥下午来得早，什么都知道。他告诉我，那个腿断的罪犯是镇邮电所所长，犯的是流氓罪，就在办公室里把他一个手下“那个”了，而女人的丈夫是部队上一个营长，知情后千里迢迢赶回来，把所长暴打一顿，然后把他拖到公社，交给政府。
堂哥说：“他腿就是这样被打断的。”
堂哥又说：“他破坏军婚，笃定要枪毙。”
至于我们村木金，犯的也是流氓罪。“你知道他跟谁‘那个’了？”堂哥说，“你绝对猜不到。”我说：“是不是跟水水大姐？”他马上摇头，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对我说：“水水大姐烂番芋一个，就算‘那个’了她也不会是死罪，顶多坐牢房。”他让我再猜，看我越猜越不对头，终于忍不住说：“行了，别瞎猜了，我告诉你吧，他跟牛‘那个’了，牛！我们生产队的牛！”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骗人！”我说。他说：“骗你我被枪毙好了。”并马上拉住旁边一个孩子，让他做证明。
那人毫不犹豫又斩钉截铁地做证明，让我不得不信，甚至让我一下想到那头怀着小牛崽的母牛。我不知道这跟木金‘那个’它有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一个小孩子能知道的。我不知道，不！
我突然非常恨木金，气愤地说：“牛是生产队最宝贵的财富，比人都金贵，他糟蹋牛简直罪大恶极！”堂哥说：“是啊，所以他也笃定是死罪。”我说：“他该死！”堂哥说：“他马上就要死了。”我说：“最好对他多开几枪，把他打个稀巴烂。”堂哥说：“这不可能，子弹要收费的，他连收尸的人都没有，政府收不到钱，怎么愿意浪费子弹？顶多给他一枪。”
确实，我们只听到两声枪响，应该是每人一枪。谁开的枪，对犯人哪个部位开的枪，都没看到。看不到。行刑在石塘深处，在那个烂工棚里头，我们在石塘口，有点距离，关键是那个工棚刚好挡住我们视线，什么过程、细节都看不到。当时我们跟到石塘口时，放哨的民兵把我们全拦住，只放进去三个老百姓，一个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另外两个壮劳力。堂哥说：“那老太婆是邮电所所长的妈，他们是去交子弹费的，然后收尸。”老太婆一路上都在呜呜呜哭，枪响之后哭声一下爆炸，直冲云霄，听着疹人，好像子弹钻进她身上。我一下想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
爷爷说：“世上再没有比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的事情。”
当时我想，老太婆这么痛苦还会交子弹费吗？听说一颗子弹要五毛钱，不便宜的。堂哥说：“敢不交？不交就收不了尸。”我问：“那木金谁替他交？”堂哥说：“他光棍一个，谁要他尸体？没人要就可以不交。”
后来发现堂哥讲得并不对，一个公安从石塘里走出来，先问站岗的民兵：“你们有没有谁跟那个矮脚鬼一个村的？”看民兵都摇头，他又走到我们一群小孩子面前，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得知我和堂哥跟木金同一个村，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通知他的亲人来收尸。”堂哥说：“他是光棍汉，没有亲人。”他说：“那就通知你们大队领导，让领导派人来收。”堂哥问：“要收钱吗？”公安说：“什么钱？”堂哥说：“子弹费。”公安说：“什么子弹费，有钱就给他买口棺材好了。”意思很明确，不收子弹费。
我们回去后找到大队长，把公安的要求向他如实反映，并专门强调不收子弹费。大队长听完后冲我们骂：“你们管什么闲事，你们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这个畜生！鬼才愿意去给他收尸，倒贴钱也没人去。”后来我跟父亲说，父亲也这么骂：“日他先人！一个畜生还收什么尸，叫谁去谁都觉得丢人。”我问：“我们不去收，公安会不会不高兴？”父亲说：“有人会去收的。”我问谁，他说：“野兽，野狗，它们会把他啃得一根骨头都不剩。”我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再吱声。
我还是担心公安会不高兴，又去同爷爷说。爷爷以前对木金不错，经常给他送吃的，说他很可怜。人老了总是这样，喜欢关心人，同情人。我想爷爷可能会发慈悲，帮我们找人去完成公安交给的任务。我把来龙去脉告诉爷爷，想不到爷爷居然说：“我才不管，我还想再活几年，不干这种缺德事。”我说：“爷爷，你以前不是教育我要同情木金，不能欺负他。”爷爷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说：“现在他死了。”爷爷说：“死了好，这种人，早死早了。”我说：“你以前不是说他命硬，死不了。”爷爷气愤地说：“以前他是人，现在他是畜生，该死的畜生！”
这天是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吃粽子。中午吃晚上还要吃。粽子分肉粽、糖粽、黄粽、白粽。白粽最不好吃，里面只有糯米，像饭团子。黄粽是里面夹着咸鸭蛋的，因为蛋心油黄油黄的，所以叫黄粽。最好吃的当然是肉粽，我答应给富根瘫子的就是这种粽子，里面夹着咸腊肉，喷香，爽口。可我是骗他的，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自己都吃不够，怎么可能给一个死瘫子吃？
吃完晚饭，我和堂哥又去寻人，我们还是想完成公安交给的任务。走到祠堂门口，富根瘫子大声叫住我，眼睛里射出万丈光芒，向我要粽子。“两个肉粽，”他说，“你下午答应我的。”堂哥在边上，我胆子更大。我说：“粽子没有，有石子。”说着捡起一块石子，向他扔过去，正好击中他的下巴。他啊哟啊哟叫，一边摸着下巴，一边骂我：
“你个小畜生！毛还没长就这么坏，长大了一定要被枪毙，像木金一样。”
“你才是畜生！”我骂的声音比他更大，“老畜生！”
光骂不解气，我想找块大一点的石子再打他。
堂哥拉住我说：“别理他，他整天吃烟屁股，喝阴沟水，连畜生都不如，你跟他啰唆什么。走吧，我们有事。”
是的，我们有事，我们要完成公安交给的任务。这天晚上，我和堂哥一直在村子里瞎转悠，想寻个人替木金去收尸。夏天的夜晚，屋子里闷热，弄堂里凉快，大人孩子都在门前屋后纳凉、闲聊天。作为木金被处决的唯一见证人，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大家十分乐意听我们讲述公安在石塘里行刑的经过，问了很多细节。但提到公安要求替木金收尸的事，所有人的态度都惊人一致，认为木金是畜生，村里不会有一个人去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有人甚至怀疑我们听错公安的话了，后来我们自己也怀疑，并为自己替木金这个畜生四处张罗收尸感到难为情。
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突然接到通知，说我们生产队的三头牛不见了，要求我们都去找。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可以不上课。我们都欢天喜地冲出校门，像鸟兽一样四散在漫山遍野。我对找牛实在没兴趣，对木金经过一夜抛尸有没有被野兽吃掉很感兴趣。其实昨天我并没有看到木金尸体，太远了，看不见。我决定去看看，跟几个同学说，得到一致响应。我们说走就走，跋山涉水，熟水熟路，不费任何周折，顺顺当当到达石塘。
叫人意外的是，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一到石塘，老远看到有三头牛在石塘里，在那个烂工棚往里一点的地方，听到我们的声音，有一头牛哞哞地叫，好像在吆喝我们过去。我们过去，走近看，发现这确实是我们生产队的牛，它们所处的位置好像就是昨天行刑的地方。夜里下过大雨，石塘里积满雨水，公牛和一头母牛各占一潭积水，惬意、懒散的样子，见了我们既没有叫也没有动，无动于衷；另一头鼓着大肚皮的母牛，很机警的样子，密切注意着我们动向。
爷爷说：“母老虎打得过得狮子，下蛋的母鸡斗得过老鹰，所有怀了崽的动物都特别凶残好斗。”
这头牛就是这样，看我们越来越近，它越发警觉，最后霍地一下立起身，掉转头，对着我们哞地大叫一声，分明在抗议我们靠近。我们才不怕它，我们只怕人，大人，这些畜生根本不怕。当然意外发现牛我们很高兴，但我们目的不是来寻牛，而是看木金尸体。我知道尸体大致方位，应该就在牛附近。我们继续靠近，那两头躺着的牛也警觉地立起身，对我们叫。这时我们终于看到一具尸体，趴着，一只手压在身子下，另一只手搭在后脑勺上，好像那儿是伤口，伤口在流血，他捂着伤口，想堵住血流出来。尽管看不见脸，但我们都认得这是木金的尸体，尤其是两只像牛蹄一样的脚，我一看就知道是他。
我注意到，尸体趴的位置正好是刚才两头牛躺的中间，好像牛刚才在陪木金睡觉。我们想把牛赶走，走得更近地去看尸体，看枪口在哪里，甚至还想找子弹壳。但牛不走，走也是绕着尸体走，不肯走远。它们不停地对我们哞哞叫，好像是怕我们扛走尸体，又好像是希望我们扛走尸体。我们要尸体做什么？我们只想看看，然后把牛赶回去接受大人的表扬。牛似乎知道我们不想带走尸体，对我们很凶，越来越凶，最后甚至发起牛脾气，用角抵我们，吓得我们只好逃走，表扬也不要了。
我们不能冒死去要一个表扬对不对？
据说牛是下午被大人赶回村的，同时牛背上还驮回来木金的尸体。我是在夜饭桌上听爷爷说的；这天晚上村里每一户人家的饭桌上都在说这件事，说去赶牛的人本来不想把木金尸体驮回来，但牛围着尸体不肯走，死活不走，坚决不走，打死它们也不走，直到把尸体架到牛背上后，它们才肯走。
爷爷说：“都说狗通人性，看来牛也是通人性的。”
我说：“爷爷你说的不对，木金不是人，是畜生，怎么叫通人性？应该叫通畜性吧。”
爷爷哈哈大笑，说我讲得对。可我觉得我讲得并不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的疑惑太多，我要说的只是一个个问题，比如……比如……比如……我不得不承认，我还小，知晓的事情太少啦。
原载《十月》2016年第1期
点评
小说将时间背景设置在一九七四年，这是一个醒目的时间坐标，是“文革”运动的高潮时段。小说的内容有着典型的“文革”时期所特有的时代特征和生活风貌。比如大字报，比如公判大会，比如杀人，比如杀人的理由。这一切都典型地打上了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烙印和标志。很显然，作者试图在反思历史、反思“文革”，反思人性，只是作者撬动这一主题的着力点非常的巧妙，他选择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还有一头牛。木金在一个被普遍嘲笑的世界里和几头牛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精心地照料着生产队的几头牛，没想到却也因为这几头牛而丢了性命。在磕磕绊绊的成长路上，木金挺过了几次生命的险关，没想到最后还是死于“自己人”之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残酷的结局。更值得玩味的是，木金死后，他成为人们眼中十恶不赦的坏蛋，成了人们唾弃的对象。然而，他的牛并没有抛弃他，以颇通神性的方式将木金的尸体运回了家乡，谱写了人畜之间的又一段佳话。小说十分生动地再现了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秩序的混乱、人性的坍塌以及集体无意识下的共同犯罪，深刻反思特殊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变异，人类不仁，畜生有义，那是一个多么悲哀的时代。
（崔庆蕾）
